我的前半生-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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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编译社”的消息，其中一段说到日本人对我的打算，它和后来发生的事情竟是那么符合，简直令我十分惊讶：其极大黑幕，为专养之以俟某省之有何变故，某国即以强力护送之到彼处，恢复其祖宗最往昔之地位名号，与民国脱离，受某国之保护，第二步再实施与某被合并同样之办法。这个文章后面又说：“此次溥仪之恐慌与出亡，皆有人故意恫吓，入其圈套，即早定有甚远之计划。”“其目前之优待供应一切，情愿破钞，侍从人员，某国个个皆买其欢心，不知皆已受其牢笼，为将来之机械也。”这些实在话，在当时我的眼里，都一律成了诬蔑、陷害，是为了把我骗回去加以迫害的阴谋。当时有的文章显然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人写的，例如，下面《京报》的一篇短评，或者还是一位讲究封建忠义之士的手笔，对我的利益表现了关心，说得又是实在事：遗老与爱新觉罗氏有何仇恨
胡为必使倾家败产而后快？
点查清宫之结果，而知大宗古物多数业已抵卖，即历代之金宝金册皆在抵押中，虽以细人非至极穷，尚或不至卖其祠庙坟墓之碑额，奈何以煌煌历代皇后金册，亦落于大腹长袖者之手……吾敬为一班忠臣设计，应多激发忠义，为故主之遗嗣图安年，勿徒自诩，以供市井觅利者流大得其便宜货，使来路不明之陈设品遍置堂室也。看了这样的文章，反而不能像在宫里时那样，能引起我对内务府人的疑心，我对于这份《京报》和短评作者，只看成是我的敌人。至于那些指责文章，更不用说，引起我的反应唯有仇恨。
我在日本使馆住着，有几次由于好奇，在深夜里带上一两名随侍，骑自行车去外游（后来使馆锁了大门，不让出去了）。有一次，我骑到紫禁城外的筒子河边上，望着角楼和城堞的轮廓，想起了我刚离开不久的养心殿和乾清宫，想起我的宝座和明黄色的一切，复仇和复辟的欲望一齐涌到我的心头，不由得心如火烧。我的眼睛噙着泪水，心里发了誓愿，将来必以一个胜利的君王的姿态，就像我的进关的第一祖先似的，重新回到这里来。“再见！”我低低地说了这两个双关含义的字，然后跳上车子疾驶而去……
在使馆的三个月里，我日日接触的，只有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拂，遗老们的忠诚信誓和来自社会的抗议。我的野心和仇恨，在这三种不同的影响力量下，日夜滋长着。我想到长久地这样待下去是不行的，我应该为我的未来进行准备了，原先的打算又回到我的心中——我必须出洋到日本去。
使馆对我的想法表示了支持。公使正面不作什么表示，而池部书记官公开表现了极大的热情。罗振玉在他的自传《集蓼编》中提过这个池部，他说：“予自随侍入使馆后，见池部君为人有风力，能断言，乃推诚结纳，池部君亦推诚相接，因密与商上行止，池部君谓：异日中国之乱，非上不能定，宜早他去，以就宏图，于是两人契益深……”
关于郑孝胥、罗振玉这两位“宠臣”的事，这里要补述一下。以我为中心的争夺战在日使馆中又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次是以郑孝胥的失败和罗振玉的胜利而收场。
郑孝胥曾经拍过胸脯，说以他和段的关系，一定可以把优待条件恢复过来，段的亲信幕僚曾毓隽、梁鸿志都是他的同乡，王揖唐和章士钊和他半师半友（随他学过诗），这些人从旁出力，更不在话下。后来，段祺瑞许下的空口愿不能兑现，使郑孝胥大为狼狈。对郑孝胥的微词就在我耳边出现了。从天津来的旧臣升允表示了对郑的不满，他向我说了不少郑孝胥“清谈误国”、“妄谈诳上”、“心怀叵测”、“一手遮天”之类的话。当时，我并不知道，在前一个回合中失败的罗振玉，和这些反郑的议论，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确实对郑孝胥有了冷淡，另一方面，经过升允这位先朝老臣的宣传，我对罗振玉增加了好感。
罗振玉在我面前并没有十分激烈地攻击郑孝胥，他多数时间是讲他自己，但这样做竟是比攻击别人的效果还大。我从他的自我表白中得到的印象，不仅他是这场风险救驾的大功臣，而且相形之下，郑孝胥成了个冒功取巧的小人。按罗振玉自己的话说，段祺瑞从天津发出反对冯玉祥赶我出宫的电报，乃是他的活动结果之一。他回到北京，找到了他的好朋友竹本大佐，因此才有了准备迎我入日本兵营的事情。后来“北府”门前的国民军撤走，据他说也是他找执政府交涉的结果。甚至我到东交民巷前决定的“先随便出入，示人以无他”的计策，也是他事先授给陈宝琛的……
罗振玉后来在《集蓼编》中记载了他说的这段经历，关于我出“北府”进日本使馆的这一段，对郑孝胥是一字不提，只是在叙述我进日使馆后的情形，说了一句：“自谓能令段祺瑞恢复优待者，以不能实其言，亦不告而南归矣！”事实上，另外的一件事对郑、罗这场争斗的胜负，更有决定意义。那时我一心想出洋，郑孝胥并没有支持我，在庄士敦已经不宣传去伦敦做客的情形下，主张“东幸”的罗振玉自然更受到我的重视，而我对郑孝胥就不能再感到兴趣。于是，郑孝胥终于有一天郁郁地向我请假，说要回上海料理私事去，我当时还不明白他的意思，也没挽留，他就一气跑了。我叫人写信召他，他也拒绝了。后来我到了天津，他才又应召回来。
过了生日的不多天，罗振玉来告诉我说，他和池部已商量妥当，出洋的事应该到天津去作准备，在这里住着是很不方便的；到天津，最好还是在日本租界里找一所房子，早买好了的那房子地点在英租界，是不合适的。我听他说得有理，也很想看看天津这个大都市，他的主意正中下怀，我立即同意了。我派“南书房行走”朱汝珍去天津日租界找房子，结果看中了张园。不多天，罗振玉又说，张园那里已经准备好，现在国民军在换防，铁路线上只有少数的一些奉军，正是个好机会，可以立即动身。我和芳泽公使把这主意说了，他表示同意我去天津。为了我这次转移，他派人找了段祺瑞，段不但同意，还要派军队护送。不过罗振玉说，段没有兵，要派还是冯玉祥的人，我一听，又找芳泽商量，芳泽说除了池部之外，他还可以派天津日本总领事馆的警察署长和警察便装来京，由他们先护送我去，然后婉容他们再去。事情就这样谈妥了。
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时，我到芳泽公使住的地方向他们夫妇辞行。我们照了相，我向他们表示了谢意，他们祝我一路平安，然后由池部和便衣日警们陪着，出了日本公使馆的后门，步行到了北京前门车站。我在火车上找到了罗振玉父子。火车在行进的一路上，每逢站停车，就上来几个穿黑便衣的人（都是日本警察和特务），车到了天津，车厢里大半都被这样的人占据了。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和驻屯军的军官士兵们，大约有几十名，把我接下了车……
第三天，日本公使馆在《顺天时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本公使馆滞在中之前清宣统皇帝，于二十三日夜，突然向天津出发，本馆即于翌二十四日午后，将此旨通知段执政及外交总长，备作参考。原宣统皇帝怀有离京之意，早为执政之政府所熟知，而无何等干涉之意，又为本馆所了解，但豫想迄实行之日，当尚有多少时日，不意竟遽离开北京，想因昨今一二新闻，频载不稳之记事，致促其行云云。
第四章 在天津的活动（1924…1930）
一、罗振玉的努力
到了天津，才知道并不像罗振玉所说的那样，“住处准备妥当”，因此我先在大和旅馆住了一天。次日婉容、文绣和日本使馆里的那一套人马都来了，才一同搬进匆忙布置起来的张园。
张园是一座占地约有二十亩的园子，中间有一座天津人称之为八楼八底的楼房。这是前清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做游艺场用的地方。武昌起义时，张彪吓得连官印也不要了，带着他的金银财宝和家眷溜到天津，在日本租界里当了寓公。我刚住进了张园，这位前清的“名将”，坚决不收房钱，每天清晨都要带着一把扫帚，亲自来给我扫院子，大概是表示自己一贯矢忠之意。后来不知是经谁的劝阻，他才丢下那把扫帚。我在这里住了五年。后来张彪死了，他的儿子拿出房东的面孔要房租，我也嫌他的房子不好，于是又搬到了陆宗舆的“静园”。
我到天津来的目的原是为了出洋，结果却一连住了七年。这是我在各派遗老、各种主意之间摇摆的七年。这时，王公们对我的左右力量，早已大为减弱；我父亲起初不大来天津，后来虽然常来（住在我原先买的英租界戈登路的房子里），对我也不发生什么作用。在这期间，庄士敦老师离开了我，又到威海卫当专员去了。威海卫被中国政府收回后，一九二六年他与北洋政府办理庚款问题时，到天津和我见过一次面。他曾为我奔走于吴佩孚等人之间，毫无结果。后来他回英国接受爵士爵位，做了伦敦大学的汉学教授兼英国外交部顾问。这七年间，在我身边进行勾心斗角的人物，大致可分为这几派：起初把希望放在恢复优待条件方面，后来又退缩为维持原状的，是以陈宝琛为首的一批“旧臣”，可以称之为“还宫派”；把希望放在出洋以取得外国（主要是日本）援助上的，是以罗振玉为首，其中有遗老遗少，也有个别王公如溥伟之流，按当时的说法，可以称之为“联日”或“出洋”派；把希望放在联络、收买军阀方面，即所谓“用武人”一派，这派人物颇复杂，有前清遗老，也有民国的政客，中心人物却是我自己。后来又回到我身边的郑孝胥，起先并不属于哪一派，好像哪一派的主张他都赞成过，也反对过，他更提出过任何一派不曾提过的如所谓“用客卿”（外国人）、“门户开放”（同任何肯帮助复辟的国家勾结）等主张，因而也受过各派人的反对。当他后来一拿定了投靠日本这个主意，就战胜了一切对手。他不但胜过了他们，而且连他的老对手、“联日派”的老首领罗振玉，在这个阶段的争夺中又被他将多年经营来的成果，轻轻攫取到手。不过这也是后话，现在还是先把罗振玉说一说。
罗振玉到宫里来的时候，五十出头不多，中高个儿，戴一副金丝近视镜（当我面就摘下不戴），下巴上有一绺黄白山羊胡子，脑后垂着一条白色的辫子。我在宫里时，他总是袍褂齐全，我出宫后，他总穿一件大襟式马褂，短肥袖口露出一截窄袍袖。一口绍兴官话，说话行路慢条斯理，节奏缓慢。他在清末做到学部参事，是原学部侍郎宝熙的旧部，本来是和我接近不上的，在我婚后，由于升允的推荐，也由于他的考古学的名气，我接受了陈宝琛的建议，留作南书房行走，请他参加了对官中古彝器的鉴定。和他前后不多时间来的当时的名学者，有他的姻亲王国维和以修元史闻名的柯劭囗。陈宝琛认为南书房有了这些人，颇为清室增色。当然，罗振玉在复辟活动方面的名气比他在学术上的名气，更受到我的注意。他在辛亥革命那年东渡，在日本做了十年寓公，考古写书，自名“仇亭老民”。升允和善耆到日本活动，寻求复辟支援时，和他搅在一起，结了缘。后来，升允灰了心，在青岛住了一阵后，跑到天津日本租界里当寓公；善耆定居在旅顺大连，受日本人的豢养。罗振玉比他们都活跃，他一九一九年回国，先住在天津，结交日本人，后来在大连码头开设了一个叫墨缘堂的古玩铺，一边走私贩卖古玩、字画，一边继续和日本人拉拉扯扯，广泛寻求复辟的同情者。
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俯，要用以充做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