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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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消息刚传到宫里来，我立刻就觉出了情形不对了，因为紫禁城的内城守卫队被国民军缴械，调出了北京城，国民军接替了他们的营地，神武门换上了国民军的岗哨。我在御花园里用望远镜观察景山，看见了那边上上下下都是和守卫队服装不同的士兵们。内务府派去了人，送去茶水吃食，国民军收下了，没有什么异样态度，但是紫禁城里的人谁也放不下心。陈宝琛和我父亲以前都到过南苑的冯玉祥的营地“慰劳”过，见过这位穿着大兵衣服的将军，都觉得他和别的将军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他们也说不出来，或者说出来了我也没有懂得。但是我们却记得，张勋复辟那次，冯玉祥参加了“讨逆军”，如果不是段祺瑞及时地把他调出北京城，他是要一直打进紫禁城来的。段祺瑞上台之后，冯玉祥和一些别的将领曾通电要求把小朝廷赶出紫禁城。凭着这点经验，我们对这次政变和守卫队的改编有了不祥的预感。接着，又听说监狱里的政治犯都放出来了，又说共产党、“过激党”都出来活动了，庄士敦和陈师傅他们给我的种种关于“过激”“恐怖”的教育，最主要的一条是说他们要杀掉每一个贵族，这时发生了作用。我把庄士敦找来，请他到东交民巷给我打听消息，要他设法给我安排逃难的地方。
王公们陷入惶惶不安，有些人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订房间去了，但是一听说我要出城，却都认为目前尚无必要。他们的根据还是那一条：有各国公认的优待条件在，是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然而，必须发生的事，终归是要发生的。
那天上午，大约是九点多钟，我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着水果闲聊天，内务府的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来。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件公文，气喘吁吁地说：
“皇上，皇上……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叫签字……”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我夺过他手里的公文，看见上面写着：
大总统指令
派鹿锺麟张璧交涉清室优待条件修正事宜，此令。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国务院代行国务总理黄郛……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
一、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
二、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三、清室应按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四、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五、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大总统印，国务院摄行。国务总理黄郛……
老实说，这个新修正条件并没有我原先想象得那么可怕。但是，绍英说了一句话，让我跳了起来，“他们说限三小时内全部搬出去！”
“那怎么办？我的财产呢？太妃呢？”我急得直转，“打电话找庄师傅！”
“电话线断，断，断了！”荣源回答说。
“去人找王爷来！！我早说要出事的！偏不叫我出去，找王爷！找王爷！”
“出不去了，”宝熙说，“外面把上了人。不放人出去了！”
“给我交涉去！”
“！”
这时刚刚是端康太妃去世不多天，宫里只剩下敬懿和荣惠两个太妃，这两位老太太说什么也不肯走。绍英拿这个作理由，去和鹿锺麟商量，结果又延长到下午三点。过了中午，经过交涉，父亲进了宫，朱、陈两师傅也给放了进来，只有庄士敦给挡在外面。
听说“王爷”进来了，我马上走出屋子去迎他，看见他走进了宫门口，我立即叫道：
“王爷，这怎么办哪？”
他听见我的叫声，就像挨了定身法似的，粘在那里了，也不走近前来，也不回答我，嘴唇哆嗦了好半天，才迸出一句没用的话：
“听，听旨意，听旨意……”
我又急又气，一扭身自己进了屋子。后来，据太监告诉我，他进宫来只做了一件举动，就是听说我在修正条件上签了字，他立刻把自己头上的花翎一把揪下来，连帽子一起摔在地上，嘴里嘟囔着说：“完了！完了！这个也甭要了！”
我回到屋里，绍英哆哆嗦嗦地进来，脸色比刚才更加难看，他说：“鹿锺麟又催啦，说，说再限二十分钟，不然的话，不然的话……景山上就要开炮啦……”
其实，鹿锺麟只带了二十名手枪队，可是他这句吓唬人的话非常生效。首先，是我岳父荣源吓得跑到御花园，东钻西藏，找到了一个躲炮弹的地方，再也不肯出来。我看见王公大臣都吓成这副模样，只好赶快答应鹿的要求，决定先到我父亲的家里去。
这时，国民军已给我准备好汽车，一共五辆，鹿锺麟坐头辆，我坐了第二辆，婉容和文绣、张璧、绍英等人依次上了后面的车。
车到“北府”门口，我下车的时候，鹿锺麟走了过来，这时我才和他见了面。鹿和我握了手，问我：
“溥仪先生，你今后是还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
“我愿意从今天就当个平民。”
“好！”鹿锺麟笑了，说：“那么，我就保护你。”又说，现在既是中华民国，同时又有个皇帝称号是不合理的，你今后应该以公民的身分好好为祖国效力。张璧还说：
“既是个公民，就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来如果能为国家出力，也可能被选做大总统呢！”
一听“大总统”三个字，我心里特别不自在。由于我已懂得运用“韬晦”之词了，便说：
“我本来早就想不要那个优待条件，这回把它废止了，正合我的意思，所以，我完全赞成你们的话。当皇帝并不自由，现在我可就得到自由了。”
这段话说完，周围的国民军士兵都鼓起掌来。
我最后的一句话也并非完全是假话。我确实厌恶王公大臣们对我的限制和阻碍。我要“自由”，我要自由地按我自己的想法去实现我的理想——重新坐在我失掉的“宝座”上。
十一、在“北府”里
我内心充满恐惧，走进了国民军把守着的“北府”大门，进了我父亲带我进去的屋子。我环顾了一下这个由皇宫降到王府的地方，心中又充满了悲愤和仇恨。这种恐惧和仇恨，从看见国民军代表送来的“大总统令”起，就在我心里燃烧着，进了“北府”，更加炽烈起来。我一刻不停地寻思着，如何能逃出国民军的监视，尽早远走高飞，准备复仇。
我临出宫以前，曾叫人送信给宫外的那些“股肱之臣”，让他们从速设法营救我脱离国民军的掌握。这时，我的“股肱”们都不在我的身边，他们奔走的结果如何还不知道，外边的消息全听不见，而我却是急于想知道当前处境的危险程度，想找人商量商量当前应采取的对策。在这种情势下，我的父亲让我感到了极大的失望。
他比我还要惊慌。记得那天他就没有沉着地站过一回，更不要说安安静静地坐一坐了。他不是喃喃自言地走来走去，就是慌慌张张地跑出跑进，弄得空气格外紧张。后来，我实在忍不下去了，请求地说：
“王爷，坐下商量商量吧！得想想办法，先打听一下外面的消息呀！”
“想想办法？好，好。”他坐了下来，不到两分钟，忽然又站起，“载洵也不露面了！”说了这句牛头不对马嘴的话，又来来去去地转了起来。
“得打听打听消息啊！”
“打，打听消息？好，好！”他走出去了，转眼又走进来，“外边不，不让出去了！大门有兵！”
“打电话呀！”
“打，打电话，好，好！”走了几步，又回来问：“给谁打电话？”
我看实在没办法，就叫太监传内务府大臣们进来。内务府大臣这时我身边只有绍英一个人。荣源住进了外国医院，治他的神经病去了（两个月后才出来），耆龄大概是忙着搬移我的衣物，处理太监、宫女的问题，宝熙是在照顾未出宫的两位太妃（她们还不肯出来），剩下来的绍英，他的情形比“王爷”好不了多少，一个电话也没打出去。幸亏后来其他的王公大臣和师傅们陆续地来了，否则“北府”里的慌乱还不知发展到什么地步。庄士敦在傍晚时分带来了令我安心一些的消息：经过他的奔走，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英国公使麻克类、日本公使芳泽等三人已经找到摄政内阁外交总长王正廷，提出了“抗议”，王正廷向他们作了保证，我的生命财产一定安全。这个消息对“北府”里的人们起了镇定作用，但是对于我父亲，好像“剂量”还不足。庄士敦在他的著作里曾描写过那天晚上的情形：
皇帝在一间大客厅里接见了我，那间屋子挤满了满洲贵族和内务府的官员……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说明三位公使拜访外交部的结果。他们已经从载涛那里知道了那天早晨我们在荷兰使馆进行了磋商，所以，他们自然急于要知道和王博士（正廷）会见时的情形。他们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只有醇亲王一人，在我说话的时候不安地在屋里转来转去，显然是漫无目的。有好几次忽然加快脚步，跑到我跟前，说了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他的口吃似乎比平时更加厉害了。他每次说的话都是那几句，意思是“请皇上不要害怕”——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显然要比皇帝惊慌。当他过来和把这种话说到四五次的时候，我有点不耐烦了，我说，“皇帝陛下在这里，站在我旁边，你为什么不直接和他说呢？”可是，他太心慌意乱了，以致没有注意到我说话的粗鲁。接着，他又漫无目的地转起圈子来……
那天晚上，我父亲的另一件举动，尤其令我不能满意。
庄士敦到了不久，经过一番奔走的郑孝胥来了。他奔走的地方也是东交民巷。至少是从“东京震灾”捐款时起，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就和我的“股肱”们有了交际，罗振玉和郑孝胥来到紫禁城之后，又和日本兵营有了往来。据罗振玉说，日本的竹本大佐是他先交的朋友。我出宫的头一天，由于情势紧张，罗振玉到天津找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想办法去了，郑孝胥受我嘱托，也约会好东交民巷的竹本多吉大佐在次日见面。他们见面后，刚谈了不多的话，就听到了冯军入京的消息，于是双方商定了一条计策，由竹本派出他的副官中平常松大尉，穿上便衣，带着一名医生，假装送我进医院，把我运出“北府”，接进日本兵营。按照这条计划，郑孝胥带着中平大尉和日本医生村田到了“北府”。我当时的想法，是立刻就跟他们走的。但是，王公大臣和师傅们都表示了反对。他们认为这个办法很难混过大门的士兵，即使混过了他们，街上还有国民军的步哨，万一被发现，那就更糟糕。反对最激烈的是我父亲，他的理由是这样：“就算跑进了东交民巷，可是冯玉祥来找我要人，我怎么办？”后来，我也因为太冒险，没敢跟日本人走，可是我心里对父亲是更不高兴了。
我的心情从总的来说，这天晚上还算好。庄士敦的消息说明三国公使在“关心”我，郑孝胥带来的日本人，又告诉了我日本人的“热心”，我不像刚才来时那么紧张了。
可是到了次日，“北府”的门禁突然加严，只准进，不准出，连厨役买菜也得托大兵们代劳。后来稍放松一点，只许有限几个人，即陈、朱师傅和内大臣出进，外国人是根本不许进来。这一下子，我又慌了。“国民军还能不怕洋人？”这个疑问横在我心里，成了一个大疙瘩。我身边的人也有这样担心的，也有不相信的。后来不相信的占了多数，他们都说从民国以来还没有不看洋人脸色的当局，这次国民军支持的黄郛内阁，不是也直向三国公使做保证吗？话是不错，不过谁知道大门口的大兵是怎么想的呢？那年头有句话：“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黄郛和王正廷尽管如何保证，离我最近而手持凶器的还是门口的大兵。万一他们发作起来，不但秀才应付不了，连“皇上”恐怕也不行。我越想越怕，后悔没有跟郑孝胥带来的日本人出去。我对郑孝胥和日本兵营，简直增加了更大的感情！
正在这时候，罗振玉出现了。
罗振玉是头一天就为了我而去天津的。据他说，他在竹木大佐的帮助下，坐上京津国际列车到了天津，内战中，火车常被双方扣留，京津间交通秩序也很不正常，这趟车是根据东交民巷的意思组成的，交战双方都老老实实地不敢动它。次日找到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