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传-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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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决定冒险让克拉拉开刀。1月17日,克拉拉·希特勒进了林嗣城的“姐妹慈善医院”。次日,卡尔·乌尔班医生为她切除了一个乳房。此时,约翰娜婶婶——驼背,易怒,但随叫随到——从希皮塔耳赶来为孩子们管家。克拉拉在三等病房里,3克朗一天,休养了19天。论较舒适的病房,克拉拉不是出不评价钱,而是为了省钱——这是她的特点。由于汉波尔德大街那幢房子有三座楼梯,而克拉拉爬楼梯又有困难,于是,全家便于同年春末迁至多瑙河彼岸的乌尔法尔郊区布鲁登加斯9号。新住居是石块砌的屋子,外观引人。他们住在二楼,共三间。这里很安静、舒适。只要坐上电车,跨过大桥,便到了阿道夫最喜欢出没的地方。
阿道夫有了另一桩心事:他坠入了情网。一直到此时,他与姑娘们的关系都是微不足道的。比方说,一次在希皮塔耳度假,他在牲口圈里与一个挤奶的姑娘邂逅。当这位姑娘表示愿意再深一步时,他却调头跑了,还打翻了一桶鲜牛奶。当他与库比席克在兰德大街散步时,他们碰上一个“外表庄重,身材苗条的高个子”姑娘,她有一头漂亮的浓发,梳成发髻;她是个年轻的“瓦尔基里”(北欧神话中奥丁神之婢女——译注)。阿道夫激动地抓着同伴的胳膊,坚定地说:“我告诉你,我爱上她了。”她的名字叫斯特芬妮·詹斯坦,也住在乌法尔。
他为她写了许多情诗,其中有一首叫《献给爱人的歌》,阿道夫还将这首诗给忠诚的库斯特尔朗诵过。他承认,他从未与她说过话,但,“用不着说一句话,一切都会清楚的。”希特勒说,他们是美妙的一对,彼此靠眉目就可传情。“这些事是无法解释的”,他说。”我心里有的,斯特芬妮心里也有。”库比席克催他赶快向斯特芬妮和她无时不在的母亲作自我介绍,但希特勒拒绝这样做。他说,若自我介绍,必然要介绍自己的职业,而他还不是个职业画家。另外,他还在埋头研究挪威和德国神话;他发现,神话里的女人都是非凡的,而他自己对性的概念或许是浪漫化的、骑士般的。没有必要向这位年轻的品格飞(德国传说中的英雄——译注)作平淡无奇的介绍!幻想成了狂想。一切均失败,他将趁库比席克与她母亲谈话之机,将她绑架!
斯特芬妮继续对他不予理睬。他猜她是在生他的气(此时,她即将与一个中尉订婚。多年后,如她得悉希特勒曾全心全意地爱过她,肯定会觉得万分惊奇的)。在失望之余,他立誓不再受这番罪。“我要将此事结束!”他决定跳河,从桥上跳进多瑙河——不过,斯特芬妮要与他一起殉情。他订出了一个详尽的计划,包括大家应说些什么话在内。库比席克应作为这个悲剧的见证人。
这个爱情事件是与一个具有幻想、感情又容易冲动的年轻人相称的。成功将导致他们结合,而以绘画为职业的幻想也将告终;失败,则会增加又喜又痛苦的幻想。由于有更要紧的事情,斯特芬妮很快便退出了背景。阿道夫的创作欲已从绘画转入建筑。他虽然仍孜孜不倦地画水彩画,但他的作品——虽显示出某些天才——却不能满足沸腾在他胸中的理想和感情。“阿道夫从未认真作画”,库比席克说。“他具有更严肃的愿望,作画不外乎是他理想之外的爱好而已。”但在另一方面,他的建筑设计却表现了他的不可抗拒的创作欲和明确的条理性。受理想之驱使,他居然要改变林嗣的面貌。他常常站在新教堂前,一边称赞其某些特点,一边又在评头论足。为了改良该教堂,他竟将它重新设计,一鼓作品地画了又画。“他把一切都献给了他想象中的建筑物,完全被它迷住了。”当他与他的唯一听众一起逛街时,希特勒常常指出街头建筑必须改变之处,并详细阐述应如何修改。市政大楼不够威武雄壮,他便想用一座现代化的雄伟建筑予以代替。城堡太难看了,他要重新设计,以恢复它原来的壮观。新建的博物馆确令他兴奋,回来后还一再夸奖用大理石砌成的横饰带——它们描画了某些历史场面。即使是这些,他都认为应该改掉——他要将它的长度增加一倍,使它成为全欧最长者。
他建造新火车站的计划,反映了他对市政规划的热情。由于林嗣在不断扩大,他要拆除既难看又妨碍交通的铁轨,把车站建于城沿,将铁轨深埋地下。公园必须扩建至旧火车站。
他的想象力是无边无际的。他计划将铁路通至里兹顿维克的顶端,在那里,他要建造一个宽敞的旅馆和一座高达300英尺的铁塔,铁塔又需俯瞰架设在多瑙河上的高水平的桥梁。
他的生活几乎与众隔离。晚上,他睡得很晚;白天,他又全天呆在屋子里,或看书,或画画,或搞设计。楼下的邻居是邮政局长的老婆,她常见希特勒于傍晚6时后外出,在与库比席克闲逛回来后,他又在起居室内不停地踱步至凌晨。
一天,她丈夫建议他步入邮政界,但阿道夫回答说,终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当向他指出他缺乏必要的途径和人事关系时,他只简短地回答:“马卡特和卢本斯发迹前也很贫寒。’”
阿道夫生性好动。林嗣再也没什么可以给他了。他渴望外部世界,特别是维也纳。他设法想使母亲相信,他能进入美术学院。另一方面,克拉拉又受到女婿和孩子们的监护人约瑟夫·梅洛福的劝说和逼迫。两人均坚持说,现在该是孩子选择一个像样的职业的时候了。梅洛福甚至还找到一个愿意收阿道夫为徒的面包师。
然而,克拉拉又无法拒绝儿子的热切请求。同年夏天,他被允许从“奥地利抵押银行”中取出约700克朗的继承财产。
这笔款项够他在维也纳花费一年,包括支付美术学院的费用。
阿道夫的胜利却又受到母亲身体状况恶化的影响,所以,他恐怕是带着悔恨、内疚而又兴奋的心情离家出走的。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将在10月上旬举行,如他现在不去维也纳,他的职业又得后推一年。1907年深秋的一个早晨,库比席克出现在布鲁登加斯9号。克拉拉和保拉都在哭泣,连阿道夫的眼睛也是湿的。他的皮箱很重,是由他二人抬下楼梯并抬上电车的。
在他第一次去维也纳时,他曾不断给库比席克寄明信片。这次呢,人走了10天却连一个字也没有。库比席克暗自猜想,阿道夫恐怕是生了病,或遭了车祸,甚至可能已死亡。于是,他便决心向希特勒太太打探消息。一见库比席克,她劈头就问:“阿道夫有消息吗?”她的脸更显得饱经风霜,眼睛缺乏生气,说话更是有气无力。阿道夫一走,她似乎也随他而去。变成了一个“苍老而病魔缠身”的老婆。她又开始唠叨他曾多次听过的惋惜之词:阿道夫为何不选择一个适当的职业?靠画画或写故事,他是挣不来什么钱的。他为何要把继承得来的财产浪费在“无谓的维也纳之行”上?为什么对抚养小保拉他一星半点责任都不负?
阿道夫住在斯通帕大街29号二层楼,靠近维斯巴诺夫,房东是一位名叫查克雷斯的波兰妇人。入学考试前阿道夫满怀信心,结果却令他大为震惊:“应试画作不能令人满意。”这使他精神萎靡不振,目瞪口呆。当他要求院方作出解释时,校长对他说,他的画“表明,或不适宜于绘画、或能力很明显是在建筑方面。”
阿道夫垂头丧气。几天后他才明白库比席克早就猜中过的——他的画不外乎是业余爱好之作,他的真正命运是当一名建筑师。前途之困难又似乎无法克服;进建筑学院需要建筑学校的毕业文凭,而进入建筑学校又要普通中学的毕业证书。他有决心取得成功,但种种困难又令他沮丧。于是,在尔后的几星期内,他的生活毫无目的,只关在小屋内看书;晚间则去看戏,或在街头转来转去,欣赏街头建筑。
在乌法尔,克拉拉·希特勒已生命垂危。邮电局长太太连忙飞书阿道夫。他急忙赶回。10月22日,他再访布洛克医生。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医生说,必须采取激烈的治疗手段。克拉拉的手术似乎已为时过晚。“病毒已转移至肋膜。”布洛克医生继续说,治疗的方法不仅危险——伤口需上大剂量的碘酒——而且花钱也极多。阿道夫对花钱多少毫不在意,同意先向布洛克医生支付碘酒钱,治疗费则随后付清。
阿道夫突然出现在家里,使库比席克吃了一惊。阿道夫脸色惨白,双目无光。在向库比席克说明何以从维也纳回来的原因后,希特勒破口大骂做医生的。他们怎敢说他母亲已不可救药?只不过是他们无能罢了!他说,他要呆在家里侍候母亲,因为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马上就要生第二个孩子了。库比席克对阿道夫之未提及斯特芬妮觉得奇怪。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他也未提及她。他“已全神贯注”在母亲的病体上了。
到11月6日,克拉拉几乎每天都得用碘酒了。上碘酒的过程是很痛苦的。首先要将纱布泡在碘酒里(它具有令人恶心的、久久不散的“医院里”的臭味了,然后将它叠好,敷在伤口上。不光是碘酒浸入肌体时疼痛难忍;一旦它进入内脏后,病人便不能吞咽。克拉拉的喉咙干得冒火,但又不能喝水,因为任何液体尝来都像毒药。
希特勒不但全心照料母亲,还要与邮电局长的老婆、保拉和约翰娜婶婶分担家务。克拉拉被安置在厨房里。因为那里才全天有火。碗橱已被抬走,换上了一张卧榻。阿道夫就睡在这里,以便随时照料老母。白天,阿道夫还要帮忙做饭;希特勒太太骄傲地对库比席克说,她的胃口从未这么好过。一说到这些,她的苍白的脸便泛起血色。“儿子回来后的快乐,以及儿子对她的无微不至的照料,使她那饱经风霜的、毫无笑容的脸大大改观。”
在此后寒冷而潮湿的日子里,库比席克简直不敢相信希特勒身上所起的变化。“没有一句粗话,没有一点怨言,不再粗暴地坚持要自行其是。”阿道夫“只为母亲活着”,甚至接管了家庭,当了家长。保拉在校成绩不好,他就会斥责她;一天,他让她发誓,日后要做个勤奋好学的学生。希特勒的这些非其本人的表现使库比席克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希特勒或许想在母亲面前有所表现,以表明他对自己的缺点已有所醒悟。”
只要醒来,克拉拉就痛苦万分。“她很能忍耐,”布洛克医生回忆说,“不屈不挠,毫无怨言。但,这却折磨坏了她的儿子。看到母亲脸上痛苦的表情,他脸上也很痛苦。”12月20日晚间,库比席克发现希特勒太太靠着阿道夫坐在床上以减轻痛苦,她嘴唇紧闭,双眼深陷。希特勒朝他的朋友打了个手势,让他离开。他刚要走,克拉拉便小声对库比席克说:“库斯特尔。”通常她是叫他库斯特尔先生的。“我不在时,继续做我儿子的好朋友吧。他没别人了。”
到了午夜,很明显,她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全家决定不再去打扰布洛克医生。因他已无法帮助克拉拉了。12月21日凌晨——据希特勒说,是在点燃的圣诞树的光茫照耀下——她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天亮后,安吉拉把布洛克医生叫到家里,以签署死亡证书。他发现阿道夫坐在她的身房,脸色惨白。在一本速写本上画有一张克拉拉的像,这算是最后的记忆。为了减轻希特勒的痛苦,布洛克医生说,在这种情况下“才是救星”。但此话并不能安慰希特勒。“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曾经目击过许许多多死亡情景的布洛克医生回忆说,“我从未见过有谁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悲痛的。”
第二章 “生活就是我的学校”
1907.12—1913.5
(1)
1907年12月23日早晨,天气潮湿,大雾弥漫。盛在一口“坚硬、光滑、四周用金属镶紧的木棺”里的克拉拉,被抬出了布鲁登加斯9号。灵车沿着泥泞的街道,缓缓地朝教堂驶去。在举行简短的仪式后,小小的送葬队伍——一辆灵车和两辆客车——又缓缓越过多瑙河,翻过一座山,朝里昂丁驶去。遵照她的遗愿,她被安葬在丈夫的身旁,名字则刻在丈夫的墓碑上。全家人披黑,默默地站在雾茫茫的坟场里——离他们先前住过的舒适的小屋不远。阿道夫身穿黑大衣,手托一顶黑色高顶帽。库斯特尔觉得,他的脸色更苍白,“严峻而镇静。”
对希特勒一家而言,圣诞之夜是悲哀之夜。为付医药费,全家正式拜访了布洛克医生。医药费共计359克朗,其中59克朗已预付。这笔款项确实不小,约占克拉拉资产总额的十分之一,但又很合理,因为它包括了77次问诊(到家或在办公室)和47次的治疗费用(大部分治疗都用了碘酒)。余额是在感谢声中付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