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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希特勒传-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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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上到处是纳粹和巴伐利亚旗帜的海洋,人们高喊“万岁”,向鲁登道夫及游行部队挥动手绢和投掷花束。“那些被战败的、悲惨的、背井离乡的、被粉碎了的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看到了一丝从被奴役和穷困下解放出来的光芒。这次庆祝活动就是这种情感的无拘无束的表达。许多男人和女人都哭了,他们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

大多数游行者都是国社党徒。大会开始后,希特勒在其中之一的会场上发表了讲话。比在科堡,他显得更加潇洒:穿的是熨得平平整整的衣裳,头发剪得整整齐齐,鞋也不再是高筒的了。“用不了几个星期,骰子就要滚动了”,他预言家似地宣称。“今天正在形成的东西将比世界大战更加伟大。它将在德国土地上为全世界树立一座丰碑”。

次日,“德国战斗同盟”成立了。从表面上看,这是民族主义者的联合,实际上却是国社党的发明:它的秘书长是施勃纳·里希特,军事头目是希特勒的另一个左右手,其中一个主要组织则受罗姆统辖;它的第一个公告(由弗德尔执笔)听来像是出自希特勒之口。它宣布反对议会主义、国际资本、阶级斗争、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

纽伦堡的“德国日”和“德国战斗同盟”的成立,标志着希特勒公开重返其革命之政治舞台。这一点在一个月后变得更为明显了——他正式成为这个新的组织的政治领袖。它的”行动纲领”公开号召夺取巴伐利亚政权。有谣言说,希特勒正在部署另一次革命。事实上,他确曾宣布,他有意采取行动,不让赤色分子再次夺取政权。“我们的运动的任务,与过去一样,就是为帝国的崩溃作好准备。这样,在老的树干倒塌时,新的幼树已经长起。”

巴伐利亚的总理欧仁·冯·尼林虽然赞同希特勒的某些主张,但却被希特勒的煽动暴民的战术搞得忍无可忍。9月26日,尼林对内阁说,由于情况紧急,必须立刻指定一名邦委员。此委员虽属内阁领导,“但可放手行使执行权”。他提议让前总理卡尔出任,理由是,他得到了几个民族主义团体的支持,且受到保守的君主政体派人士和天主教会的尊敬。

卡尔以法律与秩序的名义接受了这一繁重的职务。他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下令禁止即将于次日举行的14个纳粹集会。对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这一行动既是威胁,又是一次机会(他刚从瑞士募捐回来)。如果他俯首贴耳,这可能意味着毁灭;如果他反抗成功,他就有可能成为全国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人们劝他退却,他日东山再起;认为党还不够强大,不宜采取行动。但是,接近普通党员的人们却敦促他行动。“如果现在还没有什么表示,战士们就会溜走”,冲锋队慕尼黑团的团长说。“为使士兵们保持团结”,施勃纳·里希特说,“我们必须干点儿什么,否则,他们会变成左派激进分子。”

这些敦促的言辞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这种冲动行为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着手在慕尼黑及其四周寻找行动的盟友。他天天忙于会见和探访各种各样有影响的人物:军界头目、政客、工业界人士和官员。他还与党的中坚分子和动摇分子谈话——许诺,威胁,甜言诱惑。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必须向这些人妥协,他们才会与我们一起前进。”

“他一旦下定决心,谁也不可能让他回心转意”,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许多时候,当他的追随者试图强迫他时,我注意到,他眼中表现出一种遥远的、不予理睬的神情。好像他的脑子已经封闭,除自己的意见外,谁的也听不进去。”那年秋天,他眼中的那种遥远的、不予理睬的神情有着一种特殊的含义。他觉得自己正与墨索里尼比试——而他进军的目标是柏林。这也不只是仅向亲信透露的幻觉。在右派军方头目的一次会议上,他号召全巴伐利亚倾全力进攻柏林。“现在,拿破仑的和救世主的思想已根深蒂固”,曾出席该次会议的一员回忆说,“他宣称,拯救德国的号召正在他胸中响起,而这个任务迟早要落在他身上。之后,他与拿破仑作了一系列的对比,特别是拿破仑从埃尔巴岛回到巴黎之后。”

第六章 啤酒馆起义

1923(1)

1923年9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收到了一封令他心神不安的信。这封信是“你们党的一个老党员、一个狂热的党员”写的。写信人指出,在著名的占星学家埃尔斯伯特·埃伯汀太太所著的年鉴里,载有一条令人吃惊的预言。“一个出生于1889年4月10日的行动家”,书中说,“由于行动过于不谨慎小心,可能会出现人身危险,并非常可能触发一场无法控制的危机。”星象表明,此人确需认真加以对付;在未来战斗中,他注定要扮演“元首的角色”;他也注定要“为日耳曼民族牺牲自己。”

她虽然未指名道姓,很明显,她之所指是希特勒。她未提及哪一天,但她提出了警告,就是说,如果在近期行动过于鲁莽,他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另一个占星学家威廉·乌尔夫(多年后,他成了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的占星顾问)也对希特勒那年夏末的命运占了一卦,并特别指出了具体日期。他的预言也是凶多吉少:在1923年11月8至9日,如对某事”采取暴力,必产生灾难性结局”。

这些预言,许多人士均认真地加以注意。几个德国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业已考虑“心理占星术”问题。不久前,O·A·H·施密茨博士——瑞士精神病医生C·G·容格的热心门徒——指出,占星学或许就是心理学所需要的。但是,希特勒对埃伯汀的预言的评语是:“女人和星象究竟与我何关?”

不管是否相信占星术,希特勒确实相信,他自己的命运终将引导他走向胜利;并且,如同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所注意到的,除肯定的声音外,其余他一概不听。在收到埃伯汀的占星警告的同一天,他意外地听到了这样的声音,那是在瓦格纳的老家,白莱特的万弗里德别墅里——他正在该处拜访瓦格纳的86岁的遗孀科西玛。瓦格纳的儿子品格菲的英国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对希特勒及其国社党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热烈地欢迎他前来;她的6岁的女儿弗莱德莱茵觉得,穿着巴伐利亚短裤、厚厚的毛袜、红蓝花格衬衣、鼓鼓囊囊的蓝短外套的希特勒很是有趣可笑。“他的颊骨高高突起?,脸色灰白。眼睛蓝得不自然。看上去,他好像半饥半饱似的,但又有别的什么,是一种狂热的光泽。”

希特勒很不自然,在音乐室和书房里羞怯地、笨拙地来回走动。他蹑手蹑脚地走动,好像置身于教堂似的。后来,在花园里,他向瓦格纳一家谈其他最近的未来计划时,“他说得有板有眼,声音也越来越深沉。后来,我们围成一个小圈,像着迷的小鸟听音乐似的,但他说的话我们连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他走后,瓦格纳太太说,“你们不觉得他注定要成为德国的救星吗?”品格菲大笑不止。在他看来,希特勒明显地是个“骗子”,也是个暴发户。

希特勒来到街道的另一边,拜访业已瘫痪在轮椅里的、年迈的豪斯顿·司徒·张伯伦。张伯伦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的儿子,是看到德国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才被吸引到德国来的。他具有天才,过于神经质。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他所处时代的最优秀的文人之一。他是瓦格纳的崇拜者,与瓦格纳的女儿爱娃结了婚。这个英国种族主义预言家对希特勒之印象是如此之深刻,以致在当晚“他睡的时间更长,睡得更香”——自1914年8月受打击以来最甜最香的一觉。几天后,在写给希特勒的信中,他说:“只此一击,我的灵魂之状况业已改观。在最需要的时刻,德国产生了希特勒——这正是德国活力之证明。”

张伯伦的这一番话,肯定加深了希特勒之自我感觉,即:他是掌握命运的人。约在一星期后,希特勒与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夫妇坐车在巴伐利亚的山间奔驰时,由于公路被笼罩在大雾弥漫中,他们的红色“麦塞蒂斯”开进了沟里。回慕尼黑时,一路上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后来,他对赫仑纳说,“我注意到在这次失误中,你一点儿也没有害怕。我知道我们是不会受伤的。伤害不了我的事故决不会就这一次。我会安全脱险,成功地实现我的计划的。”

(2)

以通货膨胀为伪装面目出现的命运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利于希特勒及其向柏林进军。到10月初,战前的一马克已值现时的6014300马克。一个鸡蛋的价格约值1913年的3000万个。许多城市和工商企业都自行印制“紧急货币”以应付支出。帝国银行无法拒绝接受这种紧急货币,或以与他们的货币等值处之。政府印刷自己的货币成了大笑话:去年12月印的平面额为1000马克的纸币,现在给打上了红印:10亿马克(EinMilliarde);巴伐利亚州银行几个星期前发行的平面额5亿马克的钞票,现被盖上了200亿马克。这200亿马克,假定当时能兑换800美元,但是,待这张带天文学数字的、不怎么漂亮的钞票的持有者来到兑换处时,它只值一个零头了——假定有人愿将硬通货兑换给他的话。人们疯狂了。他们不敢持有钞票一小时。要是错过一辆去银行的电车,一个人的月薪便可能减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在巴登,一个年轻跑堂对美国记者埃纳斯特·海明威说,他省下了足够购买一座旅馆的钱。现在呢,却连四瓶香槟酒都买不了。“德国将货币贬值,为的是要欺骗盟国”,跑堂说,“不过,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通货膨胀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不能用钞票支付的人们身上——工人和老年人。工人们已处于饥饿的边缘,而老人们则在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们,以及靠债券或人寿保险之利息维持生计的人们,已成了赤贫。用黄金保值的马克购买的股票现在却用钞票支付,而钞票一过手便又马上贬值。在美国,只有在国内战争后曾遭过类似厄运的南方人的家庭,才明白这是什么滋味。

唯一感到高兴的,大概只有债务缠身的人们,因为他们可用毫无价值的废纸去偿还债务。但是,最大的受益者还是交易所的大亨、投机倒把者、以及能把握时机的外国人——他们用低得可笑的价格购买珠宝首饰和产业。只要花上几百美元,大型产业和大厦便成了这些贪婪的家伙的财产。传家宝换来的也只够一家人维持数星期的生活。有些事情是无法令人相信的:有个妇女,将一篮子钞票遗忘在街上。片刻后她回来时发现,钞票被倒入污水沟,篮子却被人偷走了;一个每星期工资达20亿马克的工人,只能买马铃薯给家人度日。基本食物的供应中断后,向来守法的德国人到田里掠抢马铃薯的事件比比皆是。(这时期最尖锐的电影并不是由德国人拍摄的,而是由D·W·格里菲斯摄制。这部电影其名叫《生活难道不美好?》由尼尔·汉密尔顿和卡洛尔·德姆斯特扮演未来就靠一小块土豆地的德国夫妇。高潮是这样的:这对夫妇偷偷地于深夜将土豆收起,将自己像马似的套在车上,驱车穿过森林时,路遇一群土匪,土豆被洗劫一空。当时最好的德国电影是《没有欢乐的街道》,由首先担任主要角色的格丽泰·嘉宝扮演维也纳一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儿。由于股票市场操纵者兴风作浪,这家人被搞得穷困不堪,只好忍饥挨饿。电影中有人们在肉铺前整夜排队买肉的真实镜头。影片是以疯狂的人们进攻靠苦难发财的屠夫结束的。)

自1月以来,希特勒吸收了约3.5万名新党员。到10月中旬,希特勒更加相信,人民已作好了进行另一次革命的准备。“当我的狂想和对整个德国人民的热爱要我这样做的时候”,希特勒对纽伦堡的听众说,“我只能采取行动。”讲演时,他从未这样动过感情。”你真无法想象,这人开始演讲时,听众有多安静。”那年10月,一个炽热的追随者在她的家书中写道。全体听众好像不能呼吸似的。“有时候,我几乎觉得,为了取得男女老幼的无条件的信任,希特勒使用了符咒。”另一个入迷的听众离希特勒之近,几乎使他看清了他如何唾沫横飞。“对我们说来,此人是个旋风式的苦行僧。但他知道如何燃起人们胸中的火焰。他不是用辩论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在煽起仇恨的演讲中是不灵的,而是用狂热地高声喊叫的方法,但主要的还是震耳欲聋的重复和在一定程度上富有感染力的节奏。这他学会了。这种方法能强有力地鼓动人心,且具有原始的和野蛮的效果。”

在巴伐利亚,这种煽动性演讲所带来的压力,使冯·卡尔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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