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传-第1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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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活节星期天，鲁尔地区的抵抗全部崩溃，希特勒于是被迫面对全面失败的局面——帝国将被胜利者肢解，他的人民将受苏美两国的蹂躏。但是，在向鲍曼作的口述中，他预言，“历史和地理的规律将迫使这两个大国进行较量，或在军事上，或在经济和思想领域内。同样，这些规律也将不可避免地把这两个大国变成欧洲的敌人。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或迟或早，这两个大国会觉得，从欧洲唯一生存下来的民族即日耳曼人民那里寻求支持是可取的。我要尽可能强调说，我们日耳曼人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为两个阵营中的哪个扮演马前卒的角色。”
鲍曼于当天，4月2日，写信给妻子，描述了柏林最近一次遭空袭的情况，以及笼罩柏林全城的绝望的情绪。他警告她，在维也纳也要作最坏打算；如俄国人占领了那个堡垒，她就该逃离上萨尔茨堡。数日后，红军像流水似地开进了维也纳；身怀偷来的通行证，臂戴伪造的“人民冲锋队”袖章的抵抗力量战士，公开在街道上游弋，见到穿德军制服者便开枪射击。至傍晚，人们疯狂地逃离维也纳。逃难者越来越多；消防队员、防空纠察队员甚至连警察也加入了混乱的逃难行列。
（5）
尽管前线处处崩溃，希特勒仍竭力向人们灌输最后一分钟会出现奇迹的希望。他指出，他的敌人在雅尔塔为“勇敢的新欧洲”奠下的基础已经出现裂缝。这不是主观臆测。在草拟这个计划时“三巨头”是比较和谐的，但在执行时，他们已卷入纷争。为了建立波兰新政府，他们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已陷入僵局。一方面，莫洛托夫宣布，卢布林政府真正代表了波兰人民；另一方面，阿弗列尔·哈里曼和英国大使则争辩说，必须建立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政府，以便把逃亡的波兰人也包括进去。
这个冲突不外乎是更深刻的分裂的前奏罢了。数月来，卡尔·沃尔夫将军——原希姆莱的私人副官，现任党卫军驻意大利首脑——就一直通过美国战略情报处瑞士代表艾伦·杜勒斯的一名代理人，与美国人进行谈判。元首曾含混地答应让他去探讨此事，但是，沃尔夫却自作主张，建议让驻意大利的德军投降。接着，他便在瑞士的阿斯科纳秘密地会见了两名盟国的将军，讨论如何瞒着希特勒去将此事办完。
从一开始，盟国便把“日出战役”通知了斯大林；从一开始，他便强烈要求派一名代表积极参加谈判。盟国据理解释说，在这种情况下，沃尔夫是永远不会前来谈判的，但这却增加了斯大林的疑心。当他得悉在阿斯科纳会晤的消息时，他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指责盟国“瞒着在对德战争中首当其冲的苏联”，与德国私通，并将此事称为“不是一个误解，而是更糟的什么”。
3月底，斯大林指责说，由于阿斯科纳会晤之故，德国人觉得将3个师从意大利调至东线也无妨。他进一步抱怨说，在雅尔塔达成的从东西南三方同时进攻希特勒的协议，盟国在意大利就未遵守。对此，罗斯福作了解释，但结果却惹出斯大林一封忿忿不平的电报，公开指责盟国玩弄欺骗的把戏。这便激怒了罗斯福总统。4月5日，他向斯大林发出了一封最咄咄逼人、最愤怒的电报：“坦率地说，对您之情报提供人，不管他们是谁，本人均不能不觉得愤恨，因为他们如此恶毒地曲解了我本人和我忠实的部下的行为。”斯大林匆匆复电说，他对罗斯福的正直和可靠从未怀疑过。但这是强硬的道歉；他补充说，阿斯科纳会议本应有苏联人参加的。他将自己的看法说成是“唯一正确的观点”。
盟国营垒中不和的详情，希特勒是不清楚的，只知道有这回事，且是他预见到的。它又抱着会奇迹出现的一线希望。当戈培尔将卡利勒对“七年战争”的年月的描写读给他听时，他听得津津有味：在普鲁士，由于眼看着要失败，腓特烈大帝闷闷不乐。他宣布，若在2月15日前改变不了战局，他就服毒自杀。“勇敢的国王呀”，卡利勒写道，“再待呆一会儿吧，你受苦受难的日子即将过去。你的好运的太阳已经站在云彩的后头，很快就会升起，照临在你的身上。”2月12日，沙皇之妻去世。形势急转直下，发生了令人不能置信的变化。
“听了这动人的故事后”，戈培尔后来对施维林·冯·克罗西格说，“元首眼中出现了泪花。”它也勾起了他对自己的星宿的兴趣，派人把希姆莱的研究部门里那两名占星学家找来。两人都预言，1941年前是胜利，然后是一系列失败，高峰是大灾难——时间是1945年4月中上旬。但是到4月下半月，将会出现暂时的胜利，接着是个间歇，8月取得和平。德国在1948年前将忍受困苦，1948年后将东山再起。
生性多疑的戈培尔是不会反对抓稻草的。这个历史先例给了他深刻的印象，所以，在4月12日到奥得河附近的布赛将军的司令部视察时，他又讲了这个故事。有个军官刻薄地问：“嗯，这次沙皇之妻什么时候死？”“我不知道，但命运掌握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戈培尔答道。说完，他便趁慢慢黑下来的天色返回柏林去了。
在大西洋彼岸，在佐治亚的温泉，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喃喃地说：“我头痛得。”说完他便失去了知觉。2小时20分钟后，他便与世长辞。戈培尔一回到办公室便得悉了这个消息。“这就是转折点！”他喊了一声。接着，他便不相信地问：“这确是真的吗？”他给元首打电话时，10多个人弯腰曲背地将他团团围住。“我的元首”，他说，“我祝贺你！罗斯福死了。星星上写着4月下半月是我们的转折点。”这是奇迹！他听了听希特勒说话，然后说，杜鲁门可能会比罗斯福温和些。现在，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戈培尔把电话挂了，眼中放射出光芒，即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好像战争就快完了似的。
里宾特洛甫可没有他那份热情！次日上午，4月13日，他与希特勒一起外出短暂视察回来，情绪很坏。“元首已上了七重天了！”他对他的工作人员说。戈培尔那个流氓已令元首相信，罗斯福之死是扭转乾坤的转折点。“多么胡说八道，多么罪恶！罗斯福之死怎么能产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
关于杜鲁门，戈培尔要报界客观地、含糊地发表评论；不说会惹怒新总统的话；要掩藏罗斯福之死带来的喜悦。但是，到了下午，这位宣传部长的兴奋便开始减弱了。当布赛将军来电询问罗斯福之死是否就是他日前暗示的情形时，戈培尔半心半意地回答说：“啊，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要看看。”前线发回来的报告表明，美国总统之更迭丝毫未影响敌人的军事行动。当日晚些时候，戈培尔向工作人员承认，“也许命运再次对我们太残酷并愚弄我们。也许我们是未孵化好的鸡。”
希特勒给人的印象却恰恰相反。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并透露了一个拯救柏林的古怪战略：由向柏林退却的德军组成坚强的防卫核心，把俄国军队引来。这便能减轻其它部队的压力，使他们能从外围攻打布尔什维克。决战之役将在柏林赢得——他对一群半信半疑的听众说。为了鼓舞将士，他也将留在城内。有几个人劝他去贝希特斯加登，但他对此不予考虑。作为德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和德国人民的领袖，他有义务留在首都。他草拟了一份长达8页的通告——这是他最后给部队起草的文件——交给了戈培尔。连宣传部长都觉得它之激烈言辞太荒谬可笑。他用绿色铅笔着手修改，但改不下去，只好将它扔进废纸篓。过一会儿，他又将它拾起来，改了几句。15日，戈培尔连最后的清稿都未过目便在前线散发。它说，东线的士兵若人人尽责，亚洲的最后攻击便会失败。因为命运已将罗斯福这个历史上最大的战犯铲除，战争肯定会有决定性的转机。
令人不能置信的是，许多士兵都受到了希特勒的鼓舞，被他的话打动。连大多数公民都仍信任他，尽管西方仍在狂轰滥炸以及帝国的地盘在日见缩小。在普通德国人看来，元首不止是个人，他是个超自然现象。他们相信他是不可战胜的；许多人都相信这个广为流传的神话：墙上挂有他的画像的屋子是能经受任何炸弹的。7月20日他之死里逃生，恰恰证明他是坚不可摧的；它比“希特勒就是胜利”之类的口号更能打起他们的精神，更能提高他们的希望。
在私下里，这条口号的创作者已丧失了信心。戈培尔很凄凉，正在为结局作好准备：焚毁文件和私人的纪念品。在焚毁他的爱人丽达·巴阿洛娃的一幅大照片——有她的亲笔签名——时，他犹豫不决。“呀，多漂亮的女人啊！”他说。在久久地看过这幅照片后，他将它撕成碎片，扔进了火堆。
次日，德国受到两个重大打击：一是来自西线——鲁尔战区的德军全部投降；二是来自东线——朱可夫向柏林的全面进攻，在奥得河西岸突破了防线，打开了缺口，离元首的地堡只有45英里。希特勒虽仍在大谈胜利，实际上却在为最坏情形作出打算。他将两项任务交给了一个来访的党的官员：一是将德国的黄金储备转移至图林根的一个盐矿里；二是将鲍曼交给他的加封包裹转移至安全处。这个包裹包的是希特勒作的口述材料，是他向德国和全世界立下的遗嘱。（这个党的官员把这份文件藏在巴特加施泰因的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里。后来，这个官员因犯有战争罪被捕入狱。因怕遗嘱会加重他的罪，他便叫他的一个律师朋友将它毁灭。这个律师将它影印后才销毁。1959年，这份文件才公诸于世，因鲍曼被指定为这份遗嘱执行人，所以这份文件题目叫《阿道夫·希特勒之政治遗言，希特勒——鲍曼文件》。）
在这个时刻超人该显身手了——当日晚些时候，希特勒便让一名超人指挥所有的喷气式战斗机。此人叫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早已是个传奇人物。他用“斯图卡”俯冲轰炸击沉了一艘战舰，炸毁500辆红军的坦克。数月前，他在一次坠机事故中丧失了一条腿，但现在已能行走，可以继续进行更多的战斗了。戈林的参谋长对这一选择大为震惊，因为鲁德尔对喷气机一窍不通，但希特勒就是不听。“鲁德尔这人不错”，他说。空军里的所有人都不外乎是演员和小丑罢了。
鲁德尔本人对此也大加反对，原因是他自己还想驾机飞行。他开诚布公地拒绝这一工作，找了不少借口。他对希特勒说，俄国与盟国的会师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这将会把德国分成两个区域，用喷气机作战便成为不可能。你希特勒为何不与西方停战，以便在东方取得胜利？“说来容易”，希特勒带着困倦的微笑说。自1943年以来，他就曾试图取得和平，但盟国一直坚持要无条件投降。所以，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这场危机，以使我们的决定性的武器为我们带来胜利。”
鲁德尔被打发走时，已过了午夜。当他一拐一跳地走进客厅时，厅里已挤满了祝贺元首56岁寿辰的人们。
在格哈特的疗养院里，希姆莱也在准备祝寿。但，这远不是个喜庆之日。他满面愁容、精神紧张，不住地在摆弄戒指。与希特勒一样，他的身体也似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有相当理由的。他的办公室是人们出谋划策的老窝。他手下的人们，在他勉强支持下，有些正在瑞典秘密进行谈判；而党卫军的沃尔夫将军呢，尽管希姆莱已明确下令停止一切活动，却仍在瑞士与盟国谈判。
这种行动希特勒知道多少，希姆莱心中无数，所以他惶惶不可终日。过去数天来，人们不断敦促他采取重大的决策。
人人似乎都要他干点儿什么。凯斯坦和舒伦堡二人要他发动政变，推翻希特勒。当天早些时候，施维林·冯·克洛希特伯爵请他劝希特勒让教皇出面调停与盟国谈判，实现和平。希姆莱却只能说元首有不同的想法。“但他不愿透露他的想法是什么。”
伯爵大怒：“那末，不管用何种方法，你都得将元首搞掉。”
“一切都完了！只要元首活着，要恰当地结束战争是不可能的！”希姆莱一听，吓得左看右看，使伯爵怀疑他是否“即时发了疯”。希姆莱歇斯底里大发作，反复说他连一件事也不答应做。为躲避，他逃往疗养院，不料却又碰到更多问题。凯斯坦刚在坦贝尔霍夫机场着陆，身边还带着一名“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代表。他名叫诺尔伯特·马苏尔，是在最后一分钟代替斯托茨的。这还不算。伯纳多特还在柏林等他，要他速回去再次见面。希姆莱的所有问题似乎全挤在一起了。
希姆莱已完全丧失了勇气，开始寻找藉口，但找的藉口又有气无力。他怎么能同时会见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