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未完:张爱玲-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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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柳雨生、周黎庵
柳雨生(柳存仁)一九四三年四月在上海创刊《风雨谈》,倚仗太平印刷公司的雄厚财力,《风雨谈》一出版便是一百五十六页的三十二开本,更集结了一批南北名家如周作人、沈启无、周越然、纪果庵、谭正璧、谭惟翰、予且、周黎庵、陶亢德、苏青等人。苏青的成名作《结婚十年》,便是在《风雨谈》连载的。柳雨生与苏青交往甚多。苏青的《续结婚十年》中那个与女主人公亲密无间的“秀美书生”潘子美的原型,据黄恽的考证,就是柳雨生黄恽《苏青〈续结婚十年〉与人物原型对照表》,《万象》第十一卷第六期,二九年六月。柳雨生也在《天地》写过稿,《天地》第四期扉页背面就登过五个作家的照片,五颗星式的布局,张爱玲居中,左上角是柳雨生,右上角纪果庵,左下周班公,右下谭惟翰。张爱玲并没有为《风雨谈》写过任何一篇稿子,倒是柳雨生在一九四四年十月《风雨谈》第十五期写了《说张爱玲》一文,其中云:“寻思我国有过什么时代出产过这样的一位不庸俗的文士呢?在近年不是久矣没有看到的么?其作品所描写的人们之生活,如以香港的华洋杂处的妇女们之私生活为背景的,其锦绣古玩,服装华饰,一只玉镯,一瓶鼻烟,何一非承继盛伯熙或潘伯瀛们的时代之所谓盛世的氛围而来的呢?其言语、举止、笑貌、呜咽,以及其凄丽的没落的环境,有什么不可以为我们兴悲或哀郁的对象的呢?”而在《倾城之恋演出特刊》中柳雨生写了《如果〈倾城之恋〉排了戏》评介道:“在此动荡的时代环境里而犹能见到如此精练圆熟的文字,未尝不可说是一种非偶然的奇迹。”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起《倾城之恋》在新光大戏院公演,柳雨生说:“她(案:张爱玲)送了我十七夜场的戏票。可是,我因为急于快睹,十六夜先偕友人石小姐同往一观。”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上海《中华日报·中华副刊》,柳雨生发表了《观〈倾城之恋〉》,他说:“这戏无疑地仍旧不失为一九四四至四五年间的一出好戏——重头的、生动的、有血肉的哀艳故事。”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朱朴在上海创办了《古今》杂志,《古今》从第三期开始由曾经编辑过《宇宙风乙刊》的周黎庵(案:《宇宙风乙刊》开始由陶亢德编,到第二十期,周黎庵才介入)任主编。张爱玲有两篇文章,发表在《古今》,那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在第三十四期上刊登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和同年十二月一日在第三十六期上刊登的《更衣记》。周黎庵在《魂兮归来,张爱玲》一文中说:“我那时正在编辑一本专谈掌故书画的刊物,她经柳存仁的介绍来看我,并以文稿一篇为贽。她生得并不算美,但风度甚佳,衣着却很奇异,后来才知道她的第二个爱好是衣裳的裁制。”又说:“张爱玲给我的文稿记得是谈服装裁制和西洋人看京戏的。要是像沈从文那种谈古代服饰的倒很适于接受,可惜她谈的是她本人设计的现代服装,殊不合我编辑杂志的格调;但为了柳存仁殷殷致意的介绍,只好用小字放在刊物的末尾发表。她对此大概很为不满,以后便不再来稿而转向柯灵和周瘦鹃编辑的刊物投稿,便如鱼得水,顿时轰动上海;不过她在上海发表的处女作,则确是那篇谈服装的近二千字短文。我和她仅此一面,以后虽同在上海,却未再有晤面的机会,算来已是五十多年前的旧事了。”由于周黎庵在写此文时年事已高,记忆难免有误。张爱玲早在周瘦鹃及柯灵主编的刊物发表文章了,远在《古今》之前,非在这之后;至于张爱玲上海发表的处女作,更非是《古今》的《更衣记》。再者周黎庵又记错一事,实际上是《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发表在前,《更衣记》发表在后。《更衣记》不是用小字发表的,用小字发表的倒是《洋人看京戏及其他》。至于这是否因此引发张爱玲的不满,我们不得而知。但确实是张爱玲掷下二文后,从此没有在《古今》发表文章了。
张爱玲与沈启无、关永吉
《小团圆》说:“他从华北找了虞克潜来,到报社帮忙。虞克潜是当代首席名作家的大弟子。之雍带他来看九莉。虞克潜学者风度,但是她看见他眼睛在眼镜框边缘下斜溜着她,不禁想到‘这人心术不正’。”文中的“首席名作家”是指周作人,虞克潜则指沈启无,沈启无曾是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后来周沈交恶,周作人公开发表破门声明,从一九四四年的五月到十月,沈启无靠变卖书物维持生活。之后,胡兰成约他去南京编《苦竹》杂志。《小团圆》说胡兰成:“他也的确是忙累,办报外又创办一个文艺月刊,除了少数转载,一个杂志全是他一个人化名写的”。张爱玲有一段时间也在南京帮胡兰成办《苦竹》杂志(《对照记》有云:“炎樱的大姨妈住在南京,我到他们家去过。”),张爱玲在《苦竹》杂志上发表过《谈音乐》(第一期),《自己的文章》、《桂花蒸阿小悲秋》(第二期)。沈启无在《苦竹》杂志上发表过散文《南来随笔》和新诗《十月》(第二期)。其中《南来随笔》中有段评论张爱玲的文章,沈启无说:“仿佛天生的一树繁花异果,而这些花果,又都是从人间的温厚情感洗炼出来的。她不是六朝人的空气,却有六朝人的华瞻。”又说:“张爱玲,兰成说她的文章背景阔大,才华深厚,要占有一个时代的,也将在一切时代里存在。这话我并不以为是过誉,看她文章的发展,是有着多方面的,正如兰成说的,‘青春能长在,自由能长在,才华能长在’。生活对于她,不是一个故事,而是生命的渲染。没有故事,文章也写得很美。因为有人生做底子,所以不是空虚的浮华。她不像西洋厌世派,只写了感觉,在他们的手下,词藻只做成‘感觉的盛宴’。而她,把感觉写绘成感情,几乎没有一样感觉不可以写出来的,没有一样感觉不是感情的。她走进一切的生命里去,一切有情无情在她的作品里也‘各正性命’,得到一个完全的安静。所以,她的文章是温暖的,有庄严的华丽,也有悲哀,但不是惨伤的凄厉,所谓‘众生有情’,对人间世有着广大的爱悦的。”沈启无说他是针对张爱玲谈音乐、谈画的诸多文章而写的感想,至于张爱玲的小说《传奇》他还未即细读,总体而言沈启无的批评是有其见地的。
一九四五年初,沈启无随胡兰成到汉口接办《大楚报》。胡兰成任社长,他任副社长,后又找关永吉任编辑部长。关永吉在《大楚报》上恢复了《文笔》副刊(双周刊),名义上由沈启无主编,实际上还是关永吉在负责,沈启无只是在每期上发表一些诗歌。他在《文笔》上写的新诗,连同以前的旧作,包括他针对周作人写的《你也须要安静》,共二十七首,由《大楚报》社印成一册《思念集》。乱世中两个成年男人在一起共事,自然可以看出彼此为人处事中远距离难以观察到的层面。胡兰成在回忆录《今生今世》“汉皋解佩”一章中,有对沈启无侧面的记述:“沈启无风度凝庄,可是眼睛常从眼镜边框外瞟人。他会作诗,原与废名、俞平伯及还有一个谁,是周作人的四大弟子,北京的学术空气及住家的舒服温暖,在他都成了一种沉湎的嗜好。他的人是个既成艺术品,可以摆在桌上供神,但他的血肉之躯在艺术边外的就是贪婪。他要人供奉他,可是他从来亦不顾别人。”胡兰成的文字简约,然而嫌恶之情,溢于言表。不过,他们之间有经济上的纠葛,胡兰成又对沈启无在他的情人小护士周训德面前说他的坏话一事,耿耿于怀,他说:“第二天我与启无从报馆回来,在汉阳路上走时,我责问他:‘你对小周怎么说话这样龌龊!’启无道,‘小周都告诉你了么?’我叱道,‘卑鄙!’他见我盛怒,不敢作声,只挟着公事皮包走路,仍是那种风度凝庄,我连不忍看他的脸。两人如此默默的一直走到医院,我走在前面,他跟在后头,像拖了一只在沉没的船。启无从此惧怕我,出入只与永吉同行,有几次我在汉水渡船上望见他们两人已上岸先走了,像红楼梦里的一僧一道,飘然而去。”胡兰成的记述是难以全拿来当信史看的,况且他本身就是一个无行的文人。《小团圆》中“她看见他眼睛在眼镜框边缘下斜溜着她,不禁想到‘这人心术不正’”,显然地张爱玲受到胡兰成极大的影响。
关永吉(一九一六~二八),原名张守谦,笔名张岛。为华北沦陷区有影响的小说家、乡土文学的提倡者。一九四四年秋,去南京觅职未果,十一月初赴汉口任《大楚报》编辑部长。当时《大楚报》社,是武汉地区沦陷时期文艺书籍的重要出版单位,从一则“大楚报社新书”的预告,我们看到有“新评论丛刊”:《中日问题与日本问题》(胡兰成著)、《文明的传统》(胡兰成著)、《我所见到的中国》(傅天行著)。“快读文库”:《苗是怎样长成的》(关永吉著)、《倾城之恋》(张爱玲著)、《怒吼吧!中国》(王陵改编,俄国同名剧本)、《组织就是力量》(大楚报社论集)、《与武汉市民同在》(大楚报社论集)。“南北丛书”:《思念集》(开元著)、《怀狐集》(吴公汗著)、《镇长及其他》(关永吉著)、《牛》(关永吉著)、《奴隶之爱》(袁犀著)、《某小说家手记》(高深著)等书的预告。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在汉口大楚报社以“大楚报快读文库”之一出版。
张爱玲与路易士
张爱玲与路易士的关系,也是因胡兰成而起的。胡兰成在《路易士》(收入一九四四年一月上海中华日报社初版的《文坛史料》)文中说:“我和路易士相识,已有六年之久。”据王宇平的考证,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路易士回昆明去接了家眷来,在香港学士台下面的一层桃李台找到了房子,先住十号,后来搬到二号。同年冬天,胡兰成也搬到了学士台,他在上海沦陷后被调到香港的《南华日报》担任主笔,同时在蔚蓝书店兼职。路易士经杜衡介绍结识胡兰成。王宇平《学士台风云——抗战初中期内地作家在香港的聚合与分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二七年第二期。
《小团圆》中提到邵之雍资助一个画家和一位诗人,诗人即路易士。路易士在《纪弦回忆录》中也说过胡兰成对他的帮助:“他知道我很穷,家累又重,离港返沪,已身无分文了,于是使用适当方法,给我以经济上的支援,而且,尽可能地不使我丢面子——例如暗中通知各报刊给我以特高的稿费;逢年过节,和我夫妇的生日,他都会派人送来一份厚礼,除了蛋糕,还有个红包哩。”一九四二年秋天,路易士到南京看望胡兰成,希望能给他解决生活问题,胡兰成便安排他任伪“法制局”秘书一职,但为时不久。路易士曾组织南京、上海、北京等地青年诗人成立“诗领土社”,出版《诗领土》杂志。我们看后来胡兰成办的《苦竹》第一期,除了胡兰成和他用化名写的大量文章外,就只剩下张爱玲的《谈音乐》和炎樱的《死歌》及路易士的“诗四首”——《大世界前》、《不唱的歌》、《真理》、《看云篇》。在《苦竹》这可说是胡兰成个人的杂志中,路易士还是被看重的。
张爱玲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发表在《杂志》的《诗与胡说》中说:“我想起路易士。第一次看见他的诗,是在杂志的‘每月文摘’里的《散步的鱼》,那倒不是胡话,不过太做作了一点。小报上逐日笑他的时候,我也跟着笑,笑了许多天,在这些事上,我比小报还要全无心肝……”张爱玲又说后来读到了路易士的好诗,也就容忍了他“一切幼稚恶劣的做作”。她认为“路易士的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样的洁净,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