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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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小说集《樱桃开花的时候》等。


　　　　　　　　　　　　　　　　　　　　　　　　　　　　革“首领”〔1〕

　　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
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
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以为可以免于罪戾了罢。
阿呀，还是
不行。
一个学者要九月间到广州来，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还豫先叫我不
要走，在这里“以俟开审”哩。

　　以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2〕，晦气临头罢，却又
不尽然。
不知怎地，于不知不觉之中，竟在“文艺界”里高升了。
谓予不信，有陈
源教授即西滢的《闲话》广告为证，节抄无趣，剪而贴之——
　　　　“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根深蒂固，
隐隐然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
’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
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
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
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
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
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
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
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为快。

　　“可是单把《闲话》当作掌故又错了。
想——
　　欣赏西滢先生的文笔的，研究西滢先生的思想的，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
威的——
　　尤其不可不读《闲话》！”
　　这很像“诗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诗哲”之流的“文笔”，所以如此
飘飘然，连我看了也几乎想要去买一本。

　　但，只是想到自己，却又迟疑了。
两三个年头，不算太长久。

　　被“正人君子”指为“学匪”，还要“投畀豺虎”，我是记得的。
做了一点杂
感，有时涉及这位西滢先生，我也记得的。
这些东西，“诗哲”是看也不看，西滢
先生是即刻叫它“到应该去的地方去”，我也记得的。
后来终于出了一本《华盖集》，
也是实情。
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个“北京文艺界”，并且我还做了“语丝派首领”，
仗着“大义”在这“文艺界”上和“现代派主将”交战。
虽然这“北京文艺界”已
被徐丹甫先生在《学灯》上指定，隐隐然不可动摇了，而我对于自己的被说得有声
有色的战绩，却还是莫名其妙，像着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3〕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
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
我
现在郑重声明：那不是我。

　　我自从被杨荫榆女士杀败之后，即对于一切女士都不敢开罪，因为我已经知道
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义侠之心，弄得要被“通缉”都说不定的，便不
再开口。
所以我和现代派的文艺，丝毫无关。

　　但终于交了好运了，升为“首领”，而且据说是曾和现代派的“主将”在“北
京文艺界”上交过战了。
好不堂哉皇哉。

　　本来在房里面有喜色，默认不辞，倒也有些阔气的。
但因为我近来被人随手抑
扬，忽而“权威”，忽而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4〕；忽而又改为“青
年指导者”〔5〕；甲说是“青年叛徒的领袖”罢，乙又来冷笑道：“哼哼哼。
”
〔6〕自己一动不动，故我依然，姓名却已经经历了几回升沉冷暖。
人们随意说说，
将我当作一种材料，倒也罢了，最可怕的是广告底恭维和广告底嘲骂。
简直是膏药
摊上挂着的死蛇皮一般。
所以这回虽然蒙现代派追封，但对于这“首领”的荣名，
还只得再来公开辞退。
不过也不见得回回如此，因为我没有这许多闲工夫。

　　背后插着“义旗”的“主将”出马，对手当然以阔一点的为是。
我们在什么演
义上时常看见：“来将通名！我的宝刀不斩无名之将！”主将要来“交战”而将我
升为“首领”，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
但我并不然，没有这些大架子，无论吧
儿狗，无论臭茅厕，都会唾过几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梁上插着五张尖角旗（义旗？）
的“主将”出台，才动我的“刀笔”。
假如有谁看见我攻击茅厕的文字，便以为也
是我的劲敌，自恨于它的气味还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负责任的。
恐怕
有人以这广告为例，所以附带声明，以免拖累。

　　至于西滢先生的“文笔”，“思想”，“文艺批评界的权威”，那当然必须
“欣赏”，“研究”而且“认识”的。
只可惜要“欣赏”……这些，现在还只有一
本《闲话》。
但我以为咱们的“主将”的一切“文艺”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报
副刊》上的，给志摩先生的大半痛骂鲁迅的那一封信。
那是发热的时候所写〔7〕，
所以已经脱掉了绅士的黑洋服，真相跃如了。
而且和《闲话》比较起来，简直是两
样态度，证明着两者之中，有一种是虚伪。
这也是要“研究”……西滢先生的“文
笔”等等的好东西。

　　然而虽然是这一封信之中，也还须分别观之。
例如：“志摩，……前面是遥遥
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8〕之类。

　　据我看来，其实并无这样的“目的地”，倘有，却不怎么“遥遥茫茫”。
这是
因为热度还不很高的缘故，倘使发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连这些“遥遥茫
茫”都一扫而光，近于纯粹了。

　　九月九日，广州。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三期。

　　〔2〕华盖罩命　即“交华盖运”，参看《华盖集·题记》。

　　〔3〕指凌叔华。

　　〔4〕“权威”　《民报》广告中称作者的话。
“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
驱’”，是针对高长虹的话而说的。
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曾
说：“要权威者何用？
　　为鲁迅计，则拥此空名，无裨实际”；而在“狂飙社广告”（见一九二六年八
月《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号）中又说他们曾经“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
《莽原》。
”
　　〔5〕“青年指导者”　参看本卷第245页注〔3〕。

　　〔6〕“青年叛徒的领袖”　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载有霉
江致作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领导者”的话。
陈西滢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
《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讥讽作者说：“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
“这才是中国‘青年叛徒的领袖’，中国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
”
　　〔7〕陈西滢关于“发热”的话。

　　〔8〕陈西滢在《致志摩》中曾说：“志摩，……我常常觉得我们现在走的是一
条狭窄险阻的小路，左面是一个广漠无际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广漠无际的浮砂，
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
”


　　　　　　　　　　　　　　　　　　　　　　　　　　“公理”之所在〔1〕

　　在广州的一个“学者”说，“鲁迅的话已经说完，《语丝》不必看了。”这是
真的，我的话已经说完，去年说的，今年还适用，恐怕明年也还适用。但我诚恳地
希望他不至于适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倘这样，中国可就要完了，虽然我倒可以自
慢。
　　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这是我去年说过
的话，而今年确也还是如此。然而我虽然一无所有，寻求是还在寻求的，正如每个
穷光棍，大抵不会忘记银钱一样。
　　话也还没有说完。今年，我竟发见了公理之所在了。或者不能说发见，只可以
说证实。北京中央公园里不是有一座白石牌坊，上面刻着四个大字道，“公理战胜”
〔2〕么？——Yes〔3〕，就是这个。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有公理者战胜”，也就是“战胜者有公理”。
　　段执政〔4〕有卫兵，“孤桐先生”秉政，开枪打败了请愿的学生，胜矣。于是
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们的“公理”也蓬蓬勃勃。慨自执政退隐，“孤桐先生”
“下野”之后，——呜呼，公理亦从而零落矣。那里去了呢？枪炮战胜了投壶〔5〕，
阿！有了，在南边了。于是乎南下，南下，南下……
　　于是乎“正人君子”们又和久违的“公理”相见了。
　　《现代评论》的一千元津贴事件，我一向没有插过嘴，而“主将”也将我拉在
里面，乱骂一通，〔6〕——大约以为我是“首领”之故罢。横竖说也被骂，不说也
被骂，我就回敬一杯，问问你们所自称为“现代派”者，今年可曾幡然变计，另外
运动，收受了新的战胜者的津贴没有？
　　还有一问，是：“公理”几块钱一斤？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2〕“公理战胜”　参看本卷第107页注〔2〕。
　　〔3〕Yes　英语：是，对。
　　〔4〕段执政　指段祺瑞。参看本卷第120页注〔4〕。下文的“开枪打败了请愿
的学生”，指一九二六年段祺瑞下令卫兵屠杀爱国学生的三一八惨案。
　　〔5〕枪炮战胜了投壶　指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战胜了军阀孙传芳。参看本卷第
363页注〔4〕。
　　〔6〕《现代评论》开办时曾通过章士钊接受段祺瑞的一千元津贴。《猛进》、
《语丝》曾揭露过这件事。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五期（一九二六年
三月六日）的《闲话》中强作辩解，并影射攻击鲁迅。参看本卷第264页注〔4〕。


黄花节的杂感〔1〕

　　黄花节〔2〕将近了，必须做一点所谓文章。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
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对空策”〔3〕。因为，——说出来自己也惭愧，
——黄花节这三个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的；然而战死在黄花冈头的战士们
呢，不但姓名，连人数也不知道。
　　为寻些材料，好发议论起见，只得查《辞源》〔4〕。书里面有是有的，可不过
是：
　　“黄花冈。地名，在广东省城北门外白云山之麓。清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革命党数十人，攻袭督署，不成而死，丛葬于此。”
　　轻描淡写，和我所知道的差不多，于我并不能有所裨益。
　　我又愿意知道一点十七年前的三月二十九日的情形，但一时也找不到目击耳闻
的耆老。从别的地方——如北京，南京，我的故乡——的例子推想起来，当时大概
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没有什么意见，若干人当作酒后茶余的谈助的
罢。接着便将被人们忘却。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
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
　　但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却特别，当时虽然失败，十月就是武昌起义，第二年，
中华民国便出现了。于是这些失败的战士，当时也就成为革命成功的先驱，悲壮剧
刚要收场，又添上一个团圆剧的结束。这于我们是很可庆幸的，我想，在纪念黄花
节的时候便可以看出。
　　我还没有亲自遇见过黄花节的纪念，因为久在北方。不过，中山先生的纪念日
〔5〕却遇见过了：在学校里，晚上来看演剧的特别多，连凳子也踏破了几条，非常
热闹。用这例子来推断，那么，黄花节也一定该是极其热闹的罢。
　　当三月十二日那天的晚上，我在热闹场中，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伟大。我
想，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了，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然而革命成
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给生存的大家以热闹，甚而至于欢欣鼓舞。惟
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同是爱，结果却有这样地不同，正
无怪现在的青年，很有许多感到恋爱和革命的冲突的苦闷。
　　以上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6〕
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7〕，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
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