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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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小事情。
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笔”的罚，
现在似乎降下来了。
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这是应该的，我毫无怨恨。
但
不平的是这罚仿佛太重一点，还有悲哀的是带累了几个同事和学生。
他们什么罪孽呢，就因为常常和我往来，并不说我坏。
凡如此的，现在就要被
称为“鲁迅党”或“语丝派”，这是“研究系”〔8〕和“现代派”宣传的一个大成
功。
所以近一年来，鲁迅已以被“投诸四裔”〔9〕为原则了。
不说不知道，我在厦
门的时候，后来是被搬在一所四无邻居的大洋楼上了，陪我的都是书，深夜还听到
楼下野兽“唔唔”地叫。
但我是不怕冷静的，况且还有学生来谈谈。
然而来了第二
下的打击：三个椅子要搬去两个，说是什么先生的少爷已到，要去用了。
这时我实
在很气愤，便问他：倘若他的孙少爷也到，我就得坐在楼板上么？不行！没有搬去，
然而来了第三下的打击，一个教授微笑道：又发名士脾气了〔10〕。
厦门的天条，
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于一个的椅子的。
“又”者，所以形容我常发名士脾气也，
《春秋》笔法〔11〕，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罢。
还有第四下的打击，那是我临走的
时候了，有人说我之所以走，一因为没有酒喝，二因为看见别人的家眷来了，心里
不舒服。
〔12〕这还是根据那一次的“名士脾气”的。
这不过随便想到一件小事。
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谅我吓得不敢开口之
情有可原了罢。
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虾的。
我再斗下去，也许会“身心交病”。
然而“身心交病”，又会被人嘲笑的。
自然，这些都不要紧。
但我何苦呢，做醉虾？
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
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
〔13〕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成我是共产党。
但即被
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
退一步，“亲共派”罢，终
于也没有弄成功。
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但我不走，
所以报上“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的闹了一通之后，倒也没有事了。
天下究竟还
有光明，没有人说我有“分身法”。
现在是，似乎没有什么头衔了，但据“现代派”
说，我是“语丝派的首领”。
这和生命大约并无什么直接关系，或者倒不大要紧的，
只要他们没有第二下。
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说什么“墨斯科的命令”〔14〕，
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笔一滑，话说远了，赶紧回到“落伍”问题去。
我想，先生，你大约看见的，
我曾经叹息中国没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15〕，而今何如？你也看见，在这半
年中，我何尝说过一句话？虽然我曾在讲堂上公表过我的意思，虽然我的文章那时
也无处发表，虽然我是早已不说话，但这都不足以作我的辩解。
总而言之，现在倘
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还有，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
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
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
试一攻击社会的一分子的陈源之类，看如何？而况四
万万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
力，如一箭之入大海。
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
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
于学者和军阀。
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
“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
古今中外，其揆一也。
即如目前的事，吴稚晖〔16〕先生不也有一种主义的么？
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愤，且可以大呼“打倒……严办”者，即因为赤党要实行共产
主义于二十年之后，而他的主义却须数百年之后或者才行，由此观之，近于废话故
也。
人那有遥管十余代以后的灰孙子时代的世界的闲情别致也哉？
话已经说得不少，我想收梢了。
我感于先生的毫无冷笑和恶意的态度，所以也
诚实的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发些牢骚。
但我要声明，上面的说话中，我并不含
有谦虚，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
好几个满肚子恶意的
所谓批评家，竭力搜索，都寻不出我的真症候。
所以我这回自己说一点，当然不过
一部分，有许多还是隐藏着的。
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
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
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
忘却。
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17〕看见一点东西，
誊在纸片上。
鲁迅。
九，四。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四十九、五十期
合刊。
〔2〕有恒 时有恒，江苏徐州人。
他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
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上发表一篇题为《这时节》的杂感，其中有涉及作者的话：
“久不见鲁迅先生等的对盲目的思想行为下攻击的文字了”，“在现在的国民革命
正沸腾的时候，我们把鲁迅先生的一切创作……读读，当能给我们以新路的认识”，
“我们恳切地祈望鲁迅先生出马。
……因为救救孩子要紧呀。
”鲁迅因作本文回答。
〔3〕《北新》 综合性杂志，上海北新书局发行，一九二六年七月创刊。
初为
周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二卷第一期起改为半月刊，出至一九三○年十二月第四
卷第二十四期停刊。
〔4〕“暴殄天物” 语见《尚书·武成》：“今商王受（纣）无道，暴殄天物，
害虐蒸民。
”据唐代孔颖达疏，“天物”是指不包含人在内的“天下百物，鸟兽草
木”。
〔5〕关于吃人的筵宴的议论，参看《坟·灯下漫笔》第二节。
〔6〕“醉虾” 江浙等地把活虾放进醋、酒、酱油等拌成的配料里生吃的一种
菜。
〔7〕即本文后一篇《辞“大义”》。
〔8〕“研究系” 在他们主办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曾刊载《北京
文艺界之分别门户》一文，内称“与‘现代派’抗衡者是‘语丝派’”，又说“语
丝派”以鲁迅“为主”。
“现代派”，即现代评论派，他们曾称鲁迅为“语丝派首
领”。
参看本书《革“首领”》。
〔9〕“投诸四裔” 流放到四方边远的地方去。
语见《左传》文公十八年：
“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
”
〔10〕指顾颉刚。
作者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中说：
“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朱山根（按指顾颉刚）。
这人是陈源
之流，我是早知道的。
……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
”（见
《两地书·四十八》）
〔11〕《春秋》笔法 《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史书，相传为孔丘所修。
过
去的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都含有“褒”、“贬”的“微言大义”，称之为“春
秋笔法”。
〔12〕这里指陈万里（田千顷）、黄坚（白果）等散布的流言。
参看本卷第40
2页注〔7〕。
〔13〕独秀 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北京大学教授，
《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
一九二一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
路线，使革命遭到失败。
之后，他成了取消主义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
立反党小组织，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14〕唐有壬（1893—1935） 湖南浏阳人。
当时是《现代评论》的经常撰稿
人；以后依附汪精卫，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是著名的亲日派分子。
一九二六
年五月十二日上海小报《晶报》载有《现代评论被收买？》的一则新闻，其中曾引
用《语丝》上揭发《现代评论》收受段祺瑞津贴的文字；接着唐有壬便于同月十八
日致函《晶报》强作辩解，并造谣说：“《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
莫斯科。
在去年春间，我有个朋友由莫斯科写信来告诉我，说此间的中国人盛传
《现代评论》是段祺瑞办的，由章士钊经手每月津贴三千块钱。
当时我们听了，以
为这不过是共产党造谣的惯技，不足为奇。
”
《晶报》在发表这封信时，标题是《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本报书》。
〔15〕“抚哭叛徒的吊客” 参看《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第三节《最先与最
后》。
这里说的“叛徒”，指旧制度的叛逆者。
〔16〕吴稚晖 。
他曾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九二六年二月给邵飘萍的一
封信中说过这样的话：“赤化就是所谓共产，这实在是三百年以后的事；犹之乎还
有比他更进步的，叫做无政府，他更是三千年以后的事。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他承
蒋介石意旨，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的呈文，叫嚣“打
倒”“严办”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17〕“淡淡的血痕中”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枪杀请
愿的爱国学生和市民后，作者曾作散文诗《淡淡的血痕中》（收入《野草》），以
悼念死者，并号召生者继续战斗。
这里是指当时遭受国民党反动派杀戮的革命群众
的流血。
大衍发微〔1〕
三月十八日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们使卫兵枪杀民众，通缉五个所谓“暴徒
首领”之后，报上还流传着一张他们想要第二批通缉的名单。
对于这名单的编纂者，
我现在并不想研究。
但将这一批人的籍贯职务调查开列起来，却觉得取舍是颇为巧
妙的。
先开前六名，但所任的职务，因为我见闻有限，所以也许有遗漏：
一 徐谦（安徽）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中俄大学校长，广东外交团
代表主席。
二 李大钊（直隶）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校长室秘书。
三 吴敬恒（江苏）清室善后委员会监理。
四 李煜瀛（直隶）俄款委员会委员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中法大学代
理校长，北大教授。
五 易培基（湖南）前教育总长，现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六 顾兆熊（直隶）俄款委员会委员，北大教务长，北京教育会会长。
四月九日《京报》云：“姓名上尚有圈点等符号，其意不明。
……徐李等五人
名上各有三圈，吴稚晖虽列名第三，而仅一点。
余或两圈一圈或一点，不记其详。
”
于是就有人推测，以为吴老先生之所以仅有一点者，因章士钊还想引以为重，以及
别的原因云云。
案此皆未经开列职务，以及未见陈源《闲话》之故也。
只要一看上
文，便知道圈点之别，不过表明“差缺”之是否“优美”〔2〕。
监理是点查物件的
监督者，又没有什么薪水，所以只配一点；而别人之“差缺”则大矣，自然值得三
圈。
“不记其详”的余人，依此类推，大约即不至于有大错。
将冠冕堂皇的“整顿
学风”〔3〕的盛举，只作如是观，虽然太煞风景，对不住“正人君子”们，然而我
的眼光这样，也就无法可想。
再写下去罢，计开：
七 陈友仁（广东）前《民报》英文记者，现《国民新报》英文记者。
八 陈启修（四川）中俄大学教务长，北大教授，女师大教授，《国民新报副
刊》编辑。
九 朱家骅（浙江）北大教授。
十 蒋梦麟（浙江）北大教授，代理校长。
十一 马裕藻（浙江）北大国文系主任，师大教授，前女师大总务长现教授。
十二 许寿裳（浙江）教育部编审员，前女师大教务长现教授。
十三 沈兼士（浙江）北大国文系教授，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女师大教授。
十四 陈 垣（广东）前教育次长，现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北大导师。
十五 马叙伦（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