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第2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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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指章士钊（１８８１—１９７３），字行严，号孤桐，湖南长沙人。

　　一九二五年四月至十二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

　　〔８〕杨荫榆于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召请“全体主任专任教员，评议会会员”，在她所匿居的太平湖饭店开会，提出请警察迫令被开除的六名学生出校、提前放暑假等主张，以破坏学生运动，因受到部分与会者反对而未得逞。（见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二、二十三日《晨报》消息）

　　〔９〕致函学生家长，屡以品性为言杨荫榆开除刘和珍等六人后，给学生家长发信说：“本校为全国女学师资策源之地，学风品性，尤宜注重。乃近年以来，首都教育，以受政潮影响，青年学子，遂多率意任情之举。习染既深，挽救匪易，本校比以整饬学纪，曾将少数害群分子，除其学籍，用昭惩儆。……夙仰贵家长平昔对于家庭教育，甚为注重，而于子女在校之品性学业，尤极关怀。为此函达，并盼谆属照常勤学，免为被退学生莠言所动”。（见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一日北京《晨报》）
　　文摊秘诀十条

　　一，须竭力巴结书坊老板，受得住气。

　　二，须多谈胡适之〔２〕之流，但上面应加“我的朋友”四字，但仍须讥笑他几句。

　　三，须设法办一份小报或期刊，竭力将自己的作品登在第一篇，目录用二号字。

　　四，须设法将自己的照片登载杂志上，但片上须看见玻璃书箱一排，里面都是洋装书，而自己则作伏案看书，或默想之状。

　　五，须设法证明墨翟是一只黑野鸡，或杨朱是澳洲人，〔３〕并且出一本“专号”。

　　六，须编《世界文学家辞典》一部，将自己和老婆儿子，悉数详细编入。

　　七，须取《史记》或《汉书》中文章一二篇，略改字句，用自己的名字出版，同时又编《世界史学家辞典》一部，办法同上。

　　八，须常常透露目空一切的口气。

　　九，须常常透露游欧或游美的消息。

　　十，倘有人作文攻击，可说明此人曾来投稿，不予登载，所以挟嫌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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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上海《申报。自由谈》，署名孺牛。

　　〔２〕胡适之（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即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

　　早年留学美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

　　“五四”时期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提倡白话文学，在文化教育界名声较大。

　　有些人提及他时便常称为“我的朋友胡适之”。

　　〔３〕墨翟（前４６８—前３７６）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曾为宋国大夫。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杨朱，战国时魏国人。

　　胡怀琛曾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八号、第十六号（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月）先后发表《墨翟为印度人辨》和《墨翟续辨》两文，据“墨”字本义为黑、“翟”与“狄”同音，而断言墨翟为印度人。

　　这里说“墨翟是一只黑野鸡”，“杨朱是澳洲人”，是对这类“考据学”的讽刺。

　　（按“翟”字本义是一种长尾野鸡，“杨”与“洋”同音，故有此谐语。）
　　文学救国法

　　我似乎实在愚陋，直到现在，才知道中国之弱，是新诗人叹弱的。

　　〔２〕为救国的热忱所驱策，于是连夜揣摩，作文学救国策。

　　可惜终于愚陋，缺略之处很多，尚希博士学者，进而教之，幸甚。

　　一，取所有印刷局的感叹符号的铅粒和铜模，全数销毁；并禁再行制造。

　　案此实为长吁短叹的发源地，一经正本清源，即虽欲“缩小为细菌放大为炮弹”而不可得矣。

　　二，禁止扬雄《方言》〔３〕，并将《春秋公羊传》《谷梁传》〔４〕订正。

　　案扬雄作《方言》而王莽篡汉，〔５〕公谷解《春秋》间杂土话而嬴秦亡周，〔６〕方言之有害于国，明验彰彰哉。

　　扬雄叛臣，著作应即禁止，公谷传拟仍准通行，但当用雅言，代去其中胡说八道之土话。

　　三，应仿元朝前例，禁用衰飒字样三十字，仍请学者用心理测验及统计法，加添应禁之字，如“哩”“哪”等等；连用之字，亦须明定禁例，如“糟”字准与“粕”字连用，不准与“糕”字连用：“阿”字可用于“房”字之上或“东”字之下，〔７〕而不准用于“呀”字之上等等；至于“糟鱼糟蟹”，则在雅俗之间，用否听便，但用者仍不得称为上等强国诗人。

　　案言为心声，岂可衰飒而俗气乎？

　　四，凡太长，太矮，太肥，太瘦，废疾，老弱者均不准做诗。

　　案健全之精神，宿于健全之身体，身体不强，诗文必弱，诗文既弱，国运随之，故即使善于欢呼，为防微杜渐计，亦应禁止妄作。

　　但如头痛发热，伤风咳嗽等，则只须暂时禁止之。

　　五，有多用感叹符号之诗文，虽不出版，亦以巧避检疫或私藏军火论。

　　案即防其缩小而传病，或放大而打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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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二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张耀翔在《心理》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一九二四年四月）发表的《新诗人的情绪》一文中说：“‘感叹’二字，……失意人之呼声，消极，悲观，厌世者之口头禅，亡国之哀音也。”他对新诗所用的感叹号加以统计后又说：感叹号“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

　　所难堪者，无数青年读者之日被此类‘细菌’‘弹丸’毒害耳。“〔３〕扬雄（前５３—１８）字子云，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文学家、语言文字学家。

　　汉成帝时他任给事黄门郎，王莽篡汉，又做了王莽新朝的大夫。

　　《方言》，搜集西汉各地方言和异体字编辑而成的辞书，共十三卷。

　　〔４〕《春秋公羊传》相传为战国时齐人公羊高解释《春秋》的书，传文多用齐语。

　　《谷梁传》，相传为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解释《春秋》的书，传文多用鲁语。

　　《春秋》，春秋时鲁国的编年史，记载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７２２—前４８１）二四二年间鲁国的史实，相传为孔丘所修。

　　〔５〕王莽篡汉王莽（前４５—２３），字巨君，东平陵（今山东历城）人，汉孝元皇后侄。

　　西汉初始元年（９）篡汉称帝，国号“新”。

　　〔６〕嬴秦亡周指东周赧王五十九年（前２５６），秦昭襄王灭周。

　　〔７〕“阿房”即阿房宫，秦始皇建造的宫殿。

　　“东阿”，地名，即今山东阳谷阿城镇，春秋时鲁庄公与齐侯会盟地。
　　闻小林同志之死

　　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资产阶级欺骗大众，用他们的血划了界线，还继续在划着。

　　但是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先驱们，正用血把它洗去。小林同志之死，就是一个实证。

　　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不会忘记。

　　我们坚定地沿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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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第四、五期合刊，原为白文。

　　小林，即小林多喜二（１９０３—１９３３），日本作家。一九三一年加入日本共产党，任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中央委员兼书记长。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被日本法西斯政府逮捕，毒打致死。著有长篇小说《蟹工船》、《在外地主》等。
　　我的种痘

　　上海恐怕也真是中国的“最文明”的地方，在电线柱子和墙壁上，夏天常有劝人勿吃天然冰的警告，春天就是告诫父母，快给儿女去种牛痘的说帖，上面还画着一个穿红衫的小孩子。

　　我每看见这一幅图，就诧异我自己，先前怎么会没有染到天然痘，呜呼哀哉，于是好像这性命是从路上拾来似的，没有什么希罕，即使姓名载在该杀的“黑册子”〔２〕上，也不十分惊心动魄了。

　　但自然，几分是在所不免的。

　　现在，在上海的孩子，听说是生后六个月便种痘就最安全，倘走过施种牛痘局的门前，所见的中产或无产的母亲们抱着在等候的，大抵是一岁上下的孩子，这事情，现在虽是不属于知识阶级的人们也都知道，是明明白白了的。

　　我的种痘却很迟了，因为后来记的清清楚楚，可见至少已有两三岁。

　　虽说住的是偏僻之处，和别地方交通很少，比现在可以减少输入传染病的机会，然而天花却年年流行的，因此而死的常听到。

　　我居然逃过了这一关，真是洪福齐天，就是每年开一次庆祝会也不算过分。

　　否则，死了倒也罢了，万一不死而脸上留一点麻，则现在除年老之外，又添上一条大罪案，更要受青年而光脸的文艺批评家的奚落了。

　　幸而并不，真是叨光得很。

　　那时候，给孩子们种痘的方法有三样。

　　一样，是淡然忘之，请痘神随时随意种上去，听它到处发出来，随后也请个医生，拜拜菩萨，死掉的虽然多，但活的也有，活的虽然大抵留着瘢痕，但没有的也未必一定找不出。

　　一样是中国古法的种痘，将痘痂研成细末，给孩子由鼻孔里吸进去，发出来的地方虽然也没有一定的处所，但粒数很少，没有危险了。

　　人说，这方法是明末发明的〔３〕，我不知道可的确。

　　第三样就是所谓“牛痘”了，因为这方法来自西洋，所以先前叫“洋痘”。

　　最初的时候，当然，华人是不相信的，很费过一番宣传解释的气力。

　　这一类宝贵的文献，至今还剩在《验方新编》〔４〕中，那苦口婆心虽然大足以感人，而说理却实在非常古怪的。

　　例如，说种痘免疫之理道：“‘痘为小儿一大病，当天行时，尚使远避，今无故取婴孩而与之以病，可乎？’曰：”非也。

　　譬之捕盗，乘其羽翼未成，就而擒之，甚易矣；譬之去莠，及其滋蔓未延，芟而除之，甚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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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尤其非常古怪的是说明“洋痘”之所以传入中国的原因：

　　“予考医书中所载，婴儿生数日，刺出臂上污血，终身可免出痘一条，后六道刀法皆失传，今日点痘，或其遗法也。

　　夫以万全之法，失传已久，而今复行者，大约前此劫数未满，而今日洋烟入中国，害人不可胜计，把那劫数抵过了，故此法亦从洋来，得以保全婴儿之年寿耳。

　　若不坚信而遵行之，是违天而自外于生生之理矣！……“

　　而我所种的就正是这抵消洋烟之害的牛痘。

　　去今已五十年，我的父亲也不是新学家，但竟毅然决然的给我种起“洋痘”来，恐怕还是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因为我后来检查藏书，属于“子部医家类”〔５〕者，说出来真是惭愧得很，——实在只有《达生篇》〔６〕和这宝贝的《验方新编》而已。

　　那时种牛痘的人固然少，但要种牛痘却也难，必须待到有一个时候，城里临时设立起施种牛痘局来，才有种痘的机会。

　　我的牛痘，是请医生到家里来种的，大约是特别隆重的意思；时候可完全不知道了，推测起来，总该是春天罢。

　　这一天，就举行了种痘的仪式，堂屋中央摆了一张方桌子，系上红桌帷，还点了香和蜡烛，我的父亲抱了我，坐在桌旁边。

　　上首呢，还是侧面，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

　　这种仪式的出典，也至今查不出。

　　这时我就看见了医官。

　　穿的是什么服饰，一些记忆的影子也没有，记得的只是他的脸：胖而圆，红红的，还带着一副墨晶的大眼镜。

　　尤其特别的是他的话我一点都不懂。

　　凡讲这种难懂的话的，我们这里除了官老爷之外，只有开当铺和卖茶叶的安徽人，做竹匠的东阳人，和变戏法的江北佬。

　　官所讲者曰“官话”，此外皆谓之“拗声”。

　　他的模样，是近于官的，大家都叫他“医官”，可见那是“官话”了。

　　官话之震动了我的耳膜，这是第一次。

　　照种痘程序来说，他一到，该是动刀，点浆了，但我实在糊涂，也一点都没有记忆，直到二十年后，自看臂膊上的疮痕，才知道种了六粒，四粒是出的。

　　但我确记得那时并没有痛，也没有哭，那医官还笑着摩摩我的头顶，说道：“乖呀，乖呀！”

　　什么叫“乖呀乖呀”，我也不懂得，后来父亲翻译给我说，这是他在称赞我的意思。

　　然而好像并不怎么高兴似的，我所高兴的是父亲送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