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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公务员版)-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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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曾国藩对旧人极重感情。朋友邵懿辰殉难后,他的妻子没有依靠,曾国藩把她接到安庆供养,并且请教师教其子。沈衍庆本来与曾国藩素昧平生,他殉职后,曾国藩感其忠义,怜其家贫,每年都给他家寄钱。周成是曾国藩下属忠义局的工作人员,死后曾国藩也厚加抚恤,并且承担起了他几个孩子的教育责任。做这些事,都用的是养廉和薪俸,绝不动用军需和公款。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曾国藩身后没什么积累了。



之所以拒绝将小金库余款和多余的养廉留给家人,是因为曾国藩从青年时代起就打定主意“不靠做官发财”,他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

在个人生活上,只有一项,曾国藩比较舍得花钱,那就是买书。在给曾纪泽的信中,接“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的下一句是“惟书籍尚思买耳”。

一方面是自己嗜书如命,另一方面,曾国藩愿意把书作为遗产,传给子孙后代。他对曾纪泽说,“买书不可不多”。

曾国藩一直不同意家中大兴土木,“造房起屋”,但是在曾国藩生前,他的兄弟和儿子却在家乡给他造了一座所费不赀的藏书楼。

那是在同治五年,曾国藩打算辞官回家。在此之前,黄金堂故居前的池塘里连年淹死人,欧阳夫人以为此地不吉利。曾国藩遂命纪泽在富修理另一处旧宅,以备告老后定居。他要求曾纪泽节俭行事,尽量低调:“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但挂宫太保第一匾而已。”

纪泽打算在宅中兴建一座藏书楼,曾国藩欣然同意:“家中造楼藏书,本系应办之事。”

到了同治六年旧宅修好,曾纪泽向他汇报,说花了七千串铜钱。曾国藩一听,远远超出他的计划,大为恼火。二月十三日他写信责备曾纪泽和参与其事的曾国潢说:

富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澄叔诸事皆能体我之心,独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

在日记中,他也大为抱怨:“是日接澄弟(指曾国潢)信,余家起造书房七间,而用钱至三千余串之多,彭芳六办事,实太荒唐,深可叹恨。”他甚至于提出要负责修楼的彭芳六、科二赔偿。可见此事如何出乎他意料之外。

接到曾国藩的信后,曾国潢不慌不忙,回信加以解释。他说,花钱如此之多,是为了让藏书楼坚固永久:

富厚堂造书屋七间,芳六、科二毫不荒唐半点,盖以地基昔系涝田,石脚砌丈余而后平土面,此中工间已占千余串:通体用青砖,料木多杉树,尤非可以寻常计算也……

曾国潢深知,曾国藩别处都可节俭,唯于藏书舍得花钱。所以讲清楚这些钱是怎么用的,曾国藩肯定能理解。今天我们参观曾国藩这座故居中的藏书楼,会发现其设计和建造确乎有别于宅内其他建筑。虽然贵为侯府,但是富厚堂中的大部分建筑或外包青砖,内用土坯,或者前脸用青砖,其他部分用土坯,比土财主还俭省。只有这座藏书楼舍得血本,一楼外走廊全以花岗岩石为柱,以防白蚁;一至三楼通体用青砖,都修有专用上下书籍的通道。二楼四周有外走廊,可以晒书;书室全辟在三楼。整个藏书楼所用木料都是上好杉木。藏书楼高度均超过邻室,地处南端,顶层四周均开设窗户,四面通风,可避免藏书霉变腐败之弊。和宅内其他建筑比起来,这座藏书楼确乎别具匠心,花费了曾氏叔侄不少心力。

果然,经曾国潢这样一番解释,曾国藩也不再批评了。这座藏书楼也成了曾国藩留下的唯一“豪华建筑”。事实上,它已经成为江南最大的私家藏书楼之一,虽远不及苏浙“铁琴铜剑楼”、“天一阁”等有名,其规模则早已过之。只不过曾国藩告老还乡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因此到死也没能亲眼见到这座藏书楼。

第六节 身后事:没有“富二代”

前面我们说过,对于自己身后的打算,曾国藩早有打算。他说,存在江宁布政使衙门的一万多两养廉银,“余罢官后或取作终老之资,已极丰裕矣”。

然而这笔他自以为“极丰裕”的养老钱,后来连办他的丧事都不充裕。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下午五点,曾国藩结束办公后,到总督府西花园散步。走着走着,突然脚步不稳。原来是突发脑溢血,一个小时之后曾国藩去世,终年六十一岁。

曾国藩生前曾留下遗嘱,嘱咐孩子们给自己办丧事时不可收礼:“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运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然而,一品大员、中兴元老的丧事,毕竟要办得体面风光一些,花费怎么能少。曾国藩留下家产如此之少,“仕宦三十余年,囊橐萧然。薄海妇孺莫不共见之而共信之”。如果动用曾国藩的遗产,曾氏后人的生活显然就要受影响。所以曾国荃建议曾纪泽,不要遵守此项遗嘱,因为“哲人既萎,身后应办之事实非巨万可以了”。所以,“此次大事,所费不訾,受赙与否,知吾侄必有至当之衡。交谊非至厚者,自以固却为是,然如少泉中堂,筱泉制府,昌岐军门之类,似亦可以酌受。外此如恩情有似此三人者,亦当以类推之”。

不过曾纪泽拒绝了此项建议。他坚持“不受奠分,百事皆从撙节”。曾国藩生平积蓄,在丧事上花去了大半。

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家断绝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曾国藩故后五年,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托左宗棠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借钱。左宗棠念及旧情及乡谊,以三百金赠之,并写信告诉家中说:“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

如果想要儿孙发财,对曾国藩来说实在是有太多机会了。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起初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据曾氏后人讲:

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的社会,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就可称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按曾文正公当时的权势,自己或家人化些字号、名号,领一二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良心,而君子却是不为的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的很详细,而外面人却是很少有知道的。

对于曾国藩的清俭之节,虽然他自己不事张扬,但身后还是不可避免地被人提及。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

曾国藩平生清廉俭朴,自持如寒素之人。所应得的养廉钱,都用于公务,自己不曾盖一间房,买一块地。衣食都很俭省,每顿饭不过四样菜;儿女婚嫁,费用规定不得超过二百两银子,以此作为家训。但是遇到友军发不了饷,灾民吃不上饭,以及地方上应该兴办的公务,他从不惜以自己节省的俸禄,来补充公款的不足。(其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过四簋。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宋李沆之遗风。而邻军困穷,灾民饥馑,与夫地方应办之事,则不惜以禄俸之赢余,助公用之不给。)

这种叙述,应该说是并没有夸大。

第八章 曾国藩的风水、相面、算卦和天命

第一节 从信风水到信天命



曾国藩留下的部分文字,似乎可以证明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说过:“余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

他在家书中谈及风水时说:“我平日最不信风水。”

他还曾表示不信八字算命之术:“八字以理推之,当不可信。若果可信,则天下每年只生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



但是更多的文字和记载,却证明他是一个相当“迷信”的人。他一生进行过大量“迷信活动”。几乎实践过所有迷信种类:

他精通相面之术,有过大量相面实践。

他会算卦,经常自己占卜吉凶。

他相信托梦。

曾国藩长子曾桢第夭折后,欧阳夫人梦见一个老太太,自称是曾家九世祖孟学公的夫人屈氏,诉说她的坟墓多年无人打扫。曾国藩夫妇因此认为这是导致幼子夭折的原因。曾国藩于是将屈氏之墓迁出另葬,重修立碑。其碑文至今尚存。

他还相信扶乩。

咸丰八年四月,曾国藩乡居期间,家里请人扶了一次乩,预测曾家家运如何。一位赴任途中的城隍神下降曾家,预言说不久曾家将遭大难。半年后,六弟曾国华果然死于乱军之中。曾国藩晚年经常向人提起此事,以证明超自然力量的存在。

他禳过灾。

咸丰八年十月十三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

因各营患病者太多,且乡间居民亦病,斋醮三日,禳灾祈福。余亦诣坛拈香。

他信关公。湘军攻下天京不久,曾国藩一边忙着为诸将请功,一边郑重其事地上了一道折子,请皇帝给关帝庙赐以匾额。据他折中所说,天京之役的军功章中有关公老爷的一半。原来,曾国荃率部攻城之际,天气酷热,人不能堪,太平军趁势对攻城的湘军“屡掷火桶”,采用火攻。曾国荃乃向关公求雨,而据说关公亦欣然出手,扫去暑热,帮助湘军成此大功。

他还信痘神。

同治六年三月,曾国藩幼子纪鸿得了痘症,一时病势颇为凶险。曾国藩心为之悬悬,“乃打扫屋宇,择花园中厅净室敬奉痘神。傍夕沐浴,灯后拈香行礼”。纪鸿病愈后,曾国藩在日记中总结原因,将功劳一分为二,归之于大夫和痘神的共同努力:此次由至险而得至安,实初意所不到。一则赖痘神佑助,一则刘叟之老练精慎。

他于四月初八日亲作祭文送痘神,还给“痘娘娘”扎了状元坊一座,彩亭三座,纸伞、纸旗十把,燃爆竹十余万。过后又“以二千金修痘神庙,保金陵城内男女水无病灾”。同年九月初七,痘神庙完工,他不仅亲至庙内拈香礼拜,还特地为此庙撰联一对:“善果征前因,愿斯世无灾无害;拈香参妙谛,惟神功能发能收。”

至于祈雨敬神之类的清代地方官员公务范围内的正常举动,在他的年谱中更是多见。比如同治六年五月,他“连日步出祷雨”。“十九日,公(指曾)诣灵谷寺取水。二十日,大雨。公筹银四千两,修复灵谷寺神祠。”



至于曾国藩言之凿凿的“不信风水”,其中更大有曲折。

居京期间,曾国藩对风水曾经“姑妄信之”。

京官生涯中的曾国藩一方面精研理学,另一方面也热心功名。为求官运亨通,对官场中一些陋风庸习也亦步亦趋。道光二十二年,他的跟班陈升在口角之后一怒辞职。五天以后,朋友给他介绍了周某做跟班,曾国藩考察收用后,马上将此人改名为“周升”。直到咸丰八年,曾国藩日记中提及的五个仆人,还分别叫做“韩升”、“王福”、“何得”、“曾盛”、“曹荣”。可见他图吉利讲忌讳,与绝大多数官僚一般无二。

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曾多次搬家,阅读这一阶段日记,我们发现找房子这个事儿耗费了他许多的时间和精力。有几次搬家是因为官越做越大,越来越讲究体面排场;而风水吉凶方面的考虑则是另几次搬家的重要原因。因为据说阳宅风水与官运息息相关。

道光二十年,进京不久的曾国藩想租一套大一些的房子,因此“至琉璃街看房子”。看好了一处院子后,却听人说这个屋子里死过人:“此屋曾经住狄老辈之夫人王恭人,在此屋殉节。”虽然殉节乃是儒学伦理中的光荣之事,曾国藩却因此打消了租这套房子的念头。他在日记中说,“京城住房者多求吉利,恭人殉节……当时究非门庭之幸。”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继贤(翰城)到曾国藩所住的棉花六条胡同拜访。王继贤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也是朋友圈中著名的“风水大师”。王氏一进曾宅,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谓余现所居棉花胡同房子冬间不可居住”,曾国藩因为“翰城善风水,言之成理,不免为所动摇”,问他怎么办。王氏掐算了一会儿,说八九两月不利搬家,因此必须于当月搬家。曾国藩因此心急火燎,坐卧不安,放下手中事务,数日东奔西走找房子:“找房屋甚急,而讫无当意者,心则行坐不定。”最后,经“邀同翰城走绳匠胡同看风水”,终于选定了一处风水上佳的新住所,才安下心来。

风水之说宋代以后大兴于民间社会。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普通人举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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