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公务员版)-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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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宏杰
自序 曾国藩的成功与失败
一
曾国藩做官非常成功。他从一介书生起家，创建军队，统率群雄，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善于进退，在剿灭太平军之后，功名事业如日中天，这时他却能极度冷静，在大盛之中察觉大衰的先机，毅然上疏辞去节制四省的大权，并采取果断手段，裁撤自己的权力之本——湘军。他一生出将入相，没有大的跌挫，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成功者并不多见。
曾国藩成功的基础，是他深通官场韬略。曾国藩的官场功夫如同太极高手，善于化解种种难题于无形之中。他的谋士赵烈文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咸丰九年，有一个神秘人物带着数名随从出现在桐城，他自称是来自北京访察各地军务的大员，行动故作诡秘，说话神神叨叨，有大员被他的气场俘虏，对他施以君臣之礼，他也公然接受不辞。人们纷纷以为是亲王贵戚甚至是皇帝本人微服私访，惊疑不已。
他以黄纸为诏，命一知县送达曾国藩大营。曾国藩览其“诏”，文中有时自称“予”，有时自称“朕”，“文理荒纰，字多讹误”。但字里行间，似乎又颇透露了一些京城政治内幕。如果放在以前，曾国藩一定会迅速逮捕其人，送达京师治罪。但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洞彻“不生不灭”法的妙处，不想因此“兴起大狱”，将此信放在一边，“置之不问亦不究”。此人见讹诈曾国藩不成，转而“传诏”于湖广总督官文，官文执其人审问，“不得实，亦未深究”，此人“后遂不知下落”。
二
曾国藩本是一个智商平平的人。曾国藩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前后考了七次，到二十三岁才考上秀才，而且还是个倒数第二名。比较他同时代的名人，他的平庸一目了然。小他一岁的左宗棠，十四岁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李鸿章也是十七岁即中秀才。比曾、左、李稍晚的梁启超更是天资超迈，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
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国藩，屡屡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才短”，“欠才略”，“才亦太缺”，“于兵机每苦钝滞”。学生李鸿章也当面说过他太“儒缓”。曾国藩自己也常说“吾生平短于才”，“秉质愚柔”。他说，自己读书做事，反应速度都很慢：“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
他不凡的做官本领，大半来自磨炼。
曾国藩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单线思维、唯我独革、愤世嫉俗、矫激傲岸。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刚至猛、一往无前。他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比如他给皇帝的奏折，“戆直激切，不讲究方式方法”，那道《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曾惹得咸丰皇帝大怒，差点引来杀身之祸，也给咸丰留下了曾国藩勇于犯上、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印象。这也是后来咸丰皇帝对他不能信任，不敢给他大权的重要原因之一。曾国藩虽然在官场中学到了一些皮毛权术，却有画虎不成之患，他在家书中说：“至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事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
曾国藩所处的晚清时代，官场非常腐败，军队极端腐朽，国家军队已经无法平定大难。因此他自创湘军，领兵征战。然而，曾国藩刚正严厉的作风、正人君子的气质和地方官员卑鄙下作的品性相厌相克。而与此同时，朝廷认为，一个在籍侍郎，振臂一呼，就集兵数万，非国家之福，对他不敢放手使用。曾国藩带兵三年，一直没有个正式的名分，孤悬客处，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由于他没有明确的职权，又拒绝和地方官同流合污，虽然为保卫疆土辗转各省，却处处受排挤刁难。几万大军的军饷地方上一直拒绝供应，左支右借，常常是有上顿没下顿，常常饿着肚子打仗。
正在这时，他接到了父亲的讣告。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并且一股脑地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都说了出来。他期望这回皇帝会体谅他的苦衷，授予他职权。
可是咸丰皇帝还是不能相信他。适值此时太平军的势力日渐消退，没有曾国藩好像也没有大碍。于是顺水推舟，批准他回家守制三年，实际上即解除了他的兵权。
这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昏。他万没料到苦战数年，功高劳苦竟是这样一个结果。这对于一心建功立业并为此鞠躬尽瘁的他是一个极大的打击。那些平时和他作对的地方官一个个喜形于色。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灰溜溜地回到了乡下老家，心情极度恶劣。曾国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反复阅读经史及老庄，把自己起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在大脑中一遍遍过电影，苦苦思索自己失败的原因。
经过一年多的乡居，再出山时，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他斩关夺隘，没有被挫折打垮，反而本领大长。行动做事，由原来的方正，一变而为圆通。咸丰八年，由于战局重又紧张，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国藩。这次，他再不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他到了长沙，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对那些原来芥蒂颇深的地方官，他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啖之以厚利”。他在家书中说：“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他不再锋芒毕露，而是世故圆滑，以他人的私心私利为自己所用，大刚若柔，大智若愚，这套儒道融揉的老练神鬼莫测的神态在官场上如鱼得水，从此他用人备饷比以前大为顺利。
在其他方面，曾国藩变化也很大，他早年为人比较仁柔，“沅弟言我仁爱有余而威猛不足，澄弟在此时常说及”。但是后来就改掉了这个缺点。为官后期他说：“吾行军多年，视将士如子弟至于执军法以诛败类，必有余矣。”其中霸气可见。
越到晚年，历事越多，曾国藩的做官术就越老练，也越平淡：“近来阅历万变，一昧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他已经能做到看透官场上的兴衰，丝毫不动心了：“凡做到十分热闹时，阁下谓看者之局将散，而不知唱者之兴已阑，凭他轰轰惊天动地，究与自家丝毫无与。”
三
曾国藩做官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善于研究历史经验。他爱读总结做官经验的书，日记中常见“阅《从政遗规》，将摘抄一二，以自纂《吏治要言》”之类的记载。曾国藩非常仰慕清代名幕汪辉祖，并专门研读他写的佐幕官箴。“阅汪龙庄先生辉祖所为《佐治药言》、《学治臆说》、《梦痕录》等书，直至二更。其《庸训》则教子孙之言也，语语切实，可为师法。吾近月诸事废弛，每日除下棋看书之外，一味懒散，于公事多所延阁，读汪公书，不觉悚然！”直到生命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五种遗规》和《名臣言行录》这两本书。通过读史，曾国藩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居官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特别爱读历史书、哲学书。他一生对《易经》十分重视，用力至勤。考《曾国藩日记》，曾氏一生，至少五次通读《易经》。他从这部古老的经典中读出了辩证法，读出了大量为人处世的道理，这些都对他在官场上的姿态产生了深刻影响。“昔人以宦海为喻，孤舟一叶，日颠覆于洪涛巨浪之中，力稍怯不能把舵，即落水矣。”官场上表面上大家一团和气，背后却处处杀机，其中玄机万端，极难把握。“京师物议与枢密消息随时变迁，设有上下交推，众望所归者，转瞬为人所唾弃，亦有群疑众谤，众议沸腾者，转瞬又风平浪静。”他深知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之道，在顺利之时，总能想到危险。“大约凡作大官，处安荣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他善于体察“时”机，从而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抉择。“凡有盛必有衰，不可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
四
在对待金钱上，曾国藩的态度也很独特。
曾国藩的资料中有一件有意思的事，他给总督府的女眷定了一个功课表，因为曾国藩不允许在总督府内雇佣太多的仆人，人手不够用，曾国藩要求自己的女眷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做家务活。同治七年，曾国藩给女儿、儿媳妇定了一个工作日程表。每天早饭之后要做小菜、做点心、做酒浆，叫食事。上午纺花或织麻，叫衣事。中饭之后做刺绣之类的细工，晚上还要做鞋，这是粗工。所以总督府的女眷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休息，几乎歇不了。如此的总督府家眷，我相信在大清王朝肯定找不到第二家。当时每天晚上，在南京的总督府里，曾国藩在一边秉烛批阅公事，他的女眷在一边点灯织布，应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动人的画面。这是曾国藩的清廉一面。
他身上也有“浊”的一面。曾国藩也大吃大喝，在同治十年，曾国藩有一次到苏州去检查工作，他每天大部分的日程就是接受当地官员宴请。到临走前，他也摆了两桌回请苏州的官员。这种作派和晚清的任何一个官员的作派都是一样。曾国藩晚年每年还要给京官送冰敬、炭敬，总数达几千两白银。
曾国藩在官场上最大的一笔应酬发生在同治七年，因为这一年他从两江总督调任到直隶总督。他到北京去觐见慈禧太后和皇帝，出京的时候，按照当时官场的惯例，要给京官送笔别敬，也就是分手礼。花了一万四千两白银，他觉得还不是很丰厚。
总结曾国藩一生的经济收入和支出，可以称他是一个非典型的清官。一方面，他确实是清得问心无愧，并没有把一分钱纳入自己的私囊。但另一方面，他的“清”和中国传统历史上的清官做法不一样，他不像海瑞这些清官，清可见底，严格遵守国家的规定，国家规定不能拿一分钱，一分钱都不拿；国家规定不能办的事儿，一点也不办。这样的清官是门面式的清官，做不了任何实事。在当时，如果一个官员清到这种程度，就会成为官场上的公敌，大家都不会认可你。因为你这种做法显然暗示了别人都不清廉，你在官场上不可能有任何朋友，不可能有任何支持自己的力量。
曾国藩有一句话，他说“尤不愿得清官之名”，就是说他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一个清官，他这种和光同尘、尊重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的做法，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他自己和官场的冲突，有利于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资源，为社会办一些大的事情。所以曾国藩是一个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的一个非典型的清官。
五
曾国藩做官，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做官经验：
第一，要坚忍持重，机会往往是忍出来的。他善于忍凡人之不能忍，渡过了无数的劫难。
第二，要在人际交往上下功夫。曾国藩一生朋友如云，且其所深交，都是相当杰出的人物。曾国藩一生功业，半受朋友之助；他事业的成功，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善于用人的成功。反过来说，他更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朋友提携报答，不遗余力。曾国藩的部下几乎都经过他的举荐，其中有二十六人成为督抚、尚书，也就是正部级官员。有五十二人成为三品以上，也就是副部级以上大员。此外，道员、知府、知州、县令，更是数不胜数。天京克复前后，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
第三，必要时要运用权术。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进逼北京，仓惶间咸丰皇帝命正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调兵北上勤王，但此时曾国藩一心只求拿下军事重镇安庆，深恐一旦撤围北上，数年努力功亏一篑。因此面对赴援的诏书，曾氏大施权谋之术，一面向皇帝和属下大谈其忠义之心：“分兵北援之诏，此乃臣子应尽之分。吾辈所以泰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今乘舆翻迁，而臣子附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与此同时，他却采取了拖延战术，借与皇帝讨论派哪些人北上为名，多次奏折往返，拖过了最紧迫的时候，直到中外议和不再需要他派兵北上。
第四，他驭下以严以诚。曾国藩作风清正，对部下要求也十分严格，在集团内部树立了牢固的权威，使湘军集团能如臂使指地服从于曾氏一人的指挥。他又能以“诚”驭下，善于获得他人的信任。曾氏认为，官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