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全传-第1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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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说去还是钱,捐款总数还不到三十万,各处的硬装修,用花梨木或紫檀雕花,一堂称为一槽,总计五十二槽,向粤海关“传办”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的小件,在京招商承办。此外的木植,除了四川总督吴棠,有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展缓限期”的承诺以外,其余各省,无不胪举理由,表示“非敢饰词推诿,实为室碍难行”。估算要几百万银子的工料款,从何着落?
皇帝越听越心烦,最后只有这样吩咐:“你们瞧着办,那一笔款子可以动用,只要跟各该衙门说通了,我一定照准。”
这话等于未说,如果各该衙门说得通,又何必上烦宸衷?内务府三大臣一司官回城以后,赶紧又召集会议,将内务府及工部每年例修的经费,一笔一笔仔细估量,能够动用的都列了出来,也不过二十万两银子,戋戋之数,无济于事,只有尽量先用在慈禧太后常在查问进度的“天地一家春”上面。
※ ※※
过了皇帝万寿,贵宝听说成麟已经回京,刚要派人去找,成麟自己到内务府报了到,带来了一段吕宋洋木的样子,说是李光昭已经在香港定购了三万二千尺的洋木。这自然是一个好消息,三万二千尺洋木,比实际需要的,还差得很多,但有这样一个急公好义的商人,能报效数万银子,足以杜塞悠悠之口,拿他作个榜样,劝令捐输,所以贵宝非常兴奋。
延入室内,略作旅途安好的寒暄,成麟未谈正题,先要求贵宝左右回避,同时脸色阴郁,一看就知事情不妙。
“贵大爷,”成麟第一句话就是:“咱们上了那个姓李的当了!”
由于心理上先有准备,贵宝不致于大吃一惊,沉着地问道:“怎么呢?你慢慢儿说。”
“姓李的话,十句当中只好听一句,简直就叫荒唐透顶!”成麟哭丧着脸说,“贵大爷,我可真不得了!将来绳子、毒药,不晓得死在那一样东西上头。”
这一说,贵宝不能不吃惊,“何致于如此?”他强自镇静着,“你说说,那姓李的是怎么一个人?”
李光昭是广东客家人,寄居海口多年,倒是认识好些洋人,但专以诈骗为业,骗到了一溜了之,打听到洋人已离海口,才又出现。
两年前李光昭跟洋人做了一笔生意,把襄河出口之处的一片荒地,卖了给洋人,洋人上了当,心有不甘,跟李光昭提出交涉,要求退回原款。李光昭骗来的钱,一半还债,一半挥霍,早已光光大吉。于是跟洋人商量,说可以筑一道堤,使得那片低洼荒地,不生水患,而且也带了洋人实地去勘察过,只要能把堤筑起来,这片荒地确可成为有用之地。
等他装模作样,雇了几名土工,打线立桩,立刻便有人出面干涉,这个人是当地的绅士,名叫吴传灏。
吴传灏是受地方委托,向李光昭提出交涉。那片滨水荒地,是襄水宣泄之区,根本没有什么人承粮管业,等于是无主公地,如果筑上一道堤,襄水大涨时,没有出路,必致泛滥成灾,汉阳三镇的老百姓,岂不大受其害?
李光昭何尝不明白这番道理,但为了对洋人有所交代,仰起脸大打官腔,非要筑堤不可,当时几乎动武,还是洋人劝架,才不曾打得头破血流。而李光昭的这些近乎苦肉计的做作,吴传灏当然不会了解,只觉得此人不可埋喻,唯有控之于官,于是由汉阳县到汉阳府,再从汉黄德道告到巡抚、藩司、臬司“三大宪”那里,无不贴出煌煌告示,严禁筑堤,以保民生。
“我们大清国是有国法的,”李光昭对洋人说,“朝廷是讲道理的,地方官吏一定敷衍地方士绅。不要紧,我到京里去告,非把官司打胜了不可。”
李光昭就此借“京控”为名,摆脱了洋人的羁衅,也是他如何到了京师的来龙去脉。贵宝一听,倒抽一口冷气,不过内务府的人做事,向来顾前不顾后,所以贵宝转念一想,这个李光昭倒有些本事,且听听下文再说。
“李光昭是早就打听好了的,知道洋人已经认倒霉回了国,才敢回汉口。”成麟又说,“在路上他印了一张衔条:”奉旨采运圆明园木植李‘,又做了两面旗子,要在船上挂出来。我看这样子要出事,把当年小安子让丁宫保砍了脑袋的事一说,才算把他拦住。这个人的花样真多,胆也真大,跟洋人极熟,也许闯得出什么名堂来。“
事多话长,成麟讲得又不甚有条理,因此贵宝一时颇感茫然,但最后这句话却是很清楚,成麟见闻所及,对李光昭的信心未失。但何以前面又说得他那样不堪?前后对照,成麟到底是什么意思,倒要问他一问。
“到汉口一打听,木植如果现伐,得三年才能出山。”成麟未待贵宝开口,先就讲他回京的原因:“李光昭跟我说,不如到香港买洋木。到了香港,跟一个洋商定了三万二千尺洋木,就是我带回来的样子,李光昭付了定洋,说要两下凑钱,我特地赶回京来筹款。贵大爷,”老实的成麟以一种十分难看奇异的表情说,“为了补缺,我也顾不得了,我能凑多少就买多少洋木,作为我的报效,那时要贵大爷作主,别埋没了我的苦心。若是我叫李光昭骗了,也要请贵大爷替我伸冤。”
贵宝一听这话,只觉得他可怜,便安慰他说:“不致于那样!你的辛苦,上头都知道,小心谨慎去办吧!”
得了这两句微带嘉许的话,成麟的勇气又鼓了起来。便下了个帖子,约请了几个至亲好友,在西河沿的龙源楼便酌,预备请大家帮忙,凑一笔整款借给他去报效木植,好补上笔帖式的实缺。
约的是下午五点钟,一到那里,发觉情形有异,两三个便衣壮汉,在门口靠柜台站着,双目灼灼,只是注意进出的食客。接着澂贝勒到了,直接上楼,有个壮汉便拦着成麟,不许他踏上楼梯,成麟越觉困惑。
一样地,楼上伺候靠东雅座的跑堂也大惑不解,澂贝勒他是认得的,却不知另一个华服少年是谁?看澂贝勒弯腰耳语,似乎此人来头不小。
正在张望得起劲,那位贵客随带的俊仆,一扭脸发现了跑堂,立刻就把眼一瞪,其势汹汹地奔了过去。
“你懂规矩不懂?”他将跑堂的往外一推,低声喝问。
跑堂的偷窥顾客的动静,是饭馆里的大忌,那人自知理屈,赶紧陪笑哈腰地道歉:“二爷别生气!是我看得刚才进来的那位大爷眼熟……。”
“什么眼熟眼生的!”他抢着说道,“你这儿如果打算要这个主顾,就少噜苏。拿帐来!”
跑堂答应着到柜上算了帐,用个小纸片写个银码,回到楼上,只见那俊仆还在等着,便请教“主家”尊姓,以便挂帐。那俊仆摇摇头付了现银。跑堂的再三说好话不肯收。那是京里的风俗,非得这样才能拉住主顾,主顾虽持付现,便是看不起那家饭馆,不屑往来之意。所以跑堂的相当着急,以为真是为了刚才的行动失检,得罪了贵客。
就这一个要给银子,一个不肯收的当儿,只见澂贝勒已陪着华服少年出了雅座,俊仆随即跟在后面,一引一从,径自下楼。龙源楼门前停着一辆极其华丽的后档车,等华服少年上了车,澂贝勒亲自跨辕,丝鞭扬处,绝尘而去,惹得路人无不侧目。
到这时候,那些壮汉才扬长而去,成麟亦方得上楼,心里只是猜疑,估不透那华服少年是谁?倒把自己的正事都忘掉了。
他来得太早了些,虽经此耽搁,客人尚还一个未到,跑堂的沏上茶来,成麟便跟他闲聊,问起华服少年。由于他是熟客,跑堂的掀开门帘,看清没有人偷听,才凑到他身边,用极低的声音说道:“我跟你老说了吧,你老可千万放在肚子里。
那位十八九岁,长得极清秀的小爷,是当今皇上。“成麟吓一大跳,”你别胡说!那有个皇上下馆子吃饭的?“话是这么说,他也并不是坚决不信,因为想到澂贝勒已加了郡王衔,而竟替那人跨辕,则身分的尊贵,起码是个亲王,如今那有这么一个皇子?
“一点都不假。”那跑堂又说:“是鸿胪寺的立五爷说的。立五爷还在西头那间雅座,他常在宫里当差,不知见过皇上多少回,错不了!”
成麟舒了口气,心里异常好奇,看样子是不假,但皇上溜出宫来,微服私行,总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看他还似不信,跑堂的便又举证:“宣德楼的那段新闻,你老总该知道?”
“宣德楼出了什么新闻?”成麟问道:“我去年出京,这两天刚回来,一点都不知道。”
“那就怪不得了!”跑堂的说,“翰林院的张老爷、王老爷,在那儿遇见了皇上,皇上还让王老爷唱了一段白门楼,夸他赛似活吕布。一过了年都升了官了。”
愈说愈奇,也愈教成麟不能相信,然而无法再往下追问,因为他所请的客人,已陆续来赴约了。
这些客人包括成麟的表兄巴颜和在内,听得成麟相邀,当他跟李光昭出京,大功已成,设宴庆贺,所以一见面纷纷道贺。越是恭维得好听,成麟心里越难过,也越着急,因为借钱的话,更难出口了。
好不容易,成麟才把话引入正题,说是自己也打算买一批洋木报效,希望大家先凑一笔钱出来。
“老三,”巴颜和不等他毕其词,就性急地问,“那李知府不是说,能凑十几万银子买洋木吗?”
“不错!”成麟赶紧接口,“不过他是他的,我是我的。”
“这话就不对了!”巴颜和疑云大起,“当初原是这么说的,一起出京办木植,他出钱,你出力,将来劳绩的保案上去,优叙大家有分,只要他补上了实缺知府,你起码也能补上一个九品笔帖式,何用你花钱报效?”
这话把成麟问得张口结舌,原形毕露。于是有人敷衍着说:“成三哥犯不上花这钱。即使真要报效,等李知府的木植运到,匀出多少,归你的名下,该多少价款,我们想法子凑了还他。”
成麟心里有数,这还是人家顾他面子的说法,倘不知趣,再说下去,就要盘诘李光昭的底细,会弄得很难堪。所以装作很感激地拱手说道:“这样也很好。到时候真要那么办,我再请各位帮忙。”
这顿饭,在客人自是吃得索然寡味,做主人的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官梦震醒,而且还得应付巴颜和的索债:
他经手替李光昭代借的五百两银子。
这里所谋成空,李光昭却还在广州盼望。看看资斧不继,后路茫茫,一不做,二不休,悄悄在广州置办了动用物品,带着他那名十分玲珑的跟班,名叫李贵的到了香港。
一到就住进香港最大的得利客栈,包了两间房,一间作卧室,一间作起坐,房门上贴出一条梅红长笺,大书“钦派圆明园工程监督李寓”,命李贵在跟别人谈到他时,称为“钦差”。又弄了几口大皮箱,里面不知道装的什么东西,外面贴着“奉旨采办圆明园木植李”的衔条,放在起坐间里,进门客人,一望而知。同时雇了一顶绿呢大轿,每天穿起公服,戴一副大墨晶眼镜,招摇过市。
这一下,立刻便有人来兜生意,因为两广总督衙门和粤海关有圆明园工的“传办事件”,是香港商场都知道的,所以都不疑李光昭假冒。谈生意照例先拜会,后邀宴,有此一番酬酢,才讲到正题,李光昭便天高皇帝远地大吹特吹,提到木植,说是既买洋木,便得跟洋商直接打交道,免得中间剥削。别人不知道他是骗惯了洋商的,都当他精明能干,便真的替他找洋商的路子。
结果找到一个法国人,名叫安奇,一谈之下,十分契合。李光昭决定买三万尺的洋木,谈好价钱,要付定金的时候,李光昭连连冷笑,说是象这样的生意,只有买主先孝敬经手人的,如何先要定金?大清皇帝买洋木,还怕少了他的价款?等木植运到天津,验明货样,自然照价发款,内务府办事的规制一向如此。
于是签了约。自然,安奇有安奇的打算。
安奇在中国已有多年,但运气不好,经商迭遇风险,在广州和香港,欠下了好些债,能有这笔大生意,可以一苏涸辙,所以格外迁就。至于李光昭的来历,他虽也怀疑,却认为不致遭受任何损失,因为他对中国的官场,极其了解,天津教案发生时,曾亲历其境,看透了中国人办洋务,只讲保住虚面子,暗地里多大的亏都肯吃的。如今李光昭所签的约,有“圆明园李监督代表大清皇帝立约”字样,果然属实,则等货到天津,一经验收,不怕拿不到钱,倘或假冒,则可请求领事提出交涉,一口咬定大清皇帝悔约。他深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最会做官的,必不肯为了上十万银子,闹出大清皇帝悔约的纠纷,贻笑列国,颜面不保。
在李光昭,也有一个如意算盘。他在广州的时候,已经知道圆明园工程欲罢不能,而最困难的是,缺乏木料,慈禧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