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前传-第2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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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此事关系甚大，臣等不敢擅专，总得先请皇太后定下宗旨，臣等方好遵循。”
慈禧太后见恭王如此怕事，自然不满，但细想一想，他的话亦不是全无道理，因而问道：“如果派人查办，你们看是谁去好？”
“如果真的要查办，自以左宗棠为宜。不过，左宗棠正请病假，天气又热，长途跋涉，不甚相宜。”恭王又说，“这一案，派大员出京，必定引起外间揣测，平添许多风波。臣请旨，是否可以寄信给刘坤一，让他明白回奏。”
“那没有用。”慈禧太后大为摇头，“让刘坤一回奏，当然是为他自己辩护，那时再派人去查，就不是保全之道了。我想……，”她沉吟了好一会说：“左宗棠的性情我知道，他不宜于查案，从前查办郭嵩焘，说的话不公平。”
接着，慈禧太后指示，就派彭玉麟密查。这是办事的创格，但细细想去，却是极高明的一着，第一，不必特派大员出京，而彭玉麟本在江南，顺便密查，不着痕迹。其次，原由彭玉麟参劾。复派彭玉麟密查，等于让他更作详细的报告，复奏为原奏之续，就好象不曾查办过刘坤一。恭王认为这样做法，最好的是，没有奉旨查办的第三者，将来案情或大或小，或严谴或保全，都可操纵自如，所以欣然承旨，由衷地颂扬圣明。
两江的参案，未有结果，陕甘的人事却须有所变动。曾国荃本无意去主持陕甘的军务，而在这半年之中，不但自己体弱多病，并且家庭中连番拂逆，先是他的胞侄，曾国藩的次子纪鸿，会试屡次落第，这年五月间郁郁以终。接着，他自己又死了一个儿子，情怀灰恶，坚决求去。
恭王深知他的心境，已经答应让他休息一个时期，但继任人选颇费踌躇。左宗棠当然没有回任的道理，就是他自己愿意再度出镇西陲，朝廷亦不会相许，因为割断了他跟刘锦棠、张曜等人的关系，便等于变相收回兵权，不宜让他再统旧部，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但陕甘毕竟仍是湖南人的天下，所以曾国荃的继任人道，亦必得仍是湖南人，才能笼罩得住。
这番调动，重在防务，与寻常的督抚迁调，情况不同。所以恭王事先曾与李鸿章商议，预备以刘坤一调任陕甘，丁宝桢在四川的声名很好，应该移督两江。空下来的四川总督一缺，照李鸿章的打算，最好让他老兄湖广总督李瀚章调补。丁宝桢这几年在四川极力整顿，吏治非吴棠在日所可同日而语，税收更有起色，光是协解北洋购置铁甲船的盐税，就有三十万两之多，所以李瀚章如能调为川督，在李鸿章来说，公事上先就可以得心应手。
于是，不等彭玉麟奏复，恭王先就奏明慈禧太后，召刘坤一进京陛见，由彭玉麟署理两江总督，作为一次督抚大调动的第一步。
左宗棠一月假满，又续假一月，这次慈禧太后批是批准了，却是疑惑。
因此，在召见醇王时，特地问道：“最近见着了左宗棠没有？”
“半个月前，臣去看过他。”醇王答道，“精神还不差，只是兴致不好。”
“为什么呢？”
“大概办事不大顺手。”
慈禧想了想说：“是不是有人跟他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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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倒看看他去。”慈禧太后说，“劝鞍他。到底是替朝廷立过功劳的人，年纪也这么大了，问问他自己有什么意思。”
醇王衔命去访问时，左宗棠正短衣蒲扇，在家纳凉。
在亲贵中，醇王最看重左宗棠，他亦往往倚恃醇王作挡箭牌。所以接得门上通报，丝毫不敢怠慢，具衣冠、开中门，将贵客迎了进来，要用待亲王的礼节参见，让醇王硬拦住了。
寒暄之际，先问病情。左宗棠便滔滔不绝地，将他头面浮肿、胸有痞块这些毛病的由来，从头谈起。醇王一面听、一面看，心里在想，能这样起劲讲话，就有病也不重，便等他谈得告一段落时，鞍他销假上朝。
“宗棠许国以驰驱，自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以诸葛亮自命，所以自然而然地引用了《出师表》的话，“不过，衰病侵寻，有增无减，释杖不能疾趋，跪拜不能复起，当差的仪制尚且难得周全，其他还谈得到吗？多承王爷垂爱，一定能体谅七十老翁的苦况。等假满以后，无论如何要请开缺、开差使。那时要请王爷在慈圣面前，代为陈明苦衷。”
“老年不宜跪拜，上朝是一大苦事，我是知道的。”醇王说道，“朝廷优礼勋臣，庙堂筹划，倚重老成，只怕慈圣也不肯放你回山。”
“是！”左宗棠答道，“虽然开了缺，我暂时仍旧住在京里，以备朝廷顾问。如果明后年托天之福，八方无事，那时再乞骸骨，想来亦万无不能邀准的道理。”
看他言词恳切，醇王认为真意已经探明。天气这么热，自己固然不耐久坐，而做主人的衣冠陪客，更觉不忍，便起身告辞。第二天特为进宫请见慈禧太后，将所见所闻，据实面奏。
“左宗棠的意思我懂了，他是想开掉军机的差使，光是当大学士。”慈禧太后说，“不过，我看他实在不宜于做京官，得找个好地方，让他去养老。”
左宗棠将要外放，就在这一刻便决定了，但“好地方”却一时难找。
当刘坤一奉召到京前后，彭玉麟的复奏也到了。
非常出人意外地，彭玉麟的复奏，竟是为刘坤一多所开脱。原奏说“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眯目，甚或坍毁”并非刘坤一的错处，错在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
此人是安徽太湖人，同治二年的翰林，”原是正途出身，却在散馆以后，又捐了个道员，分发江苏。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妹夫就是李鸿章，这时正署理两江总督，郎舅无回避之例，便派了军需总局的肥差，一直把持到如今，才为彭玉麟不顾一切地“掀”了出来：“两江军需总局，原系总督札委局员，会同司道主持。自赵总元入局，恃以庶常散馆，捐升道员出身，又系李鸿章之妻兄，卖弄聪明，妄以知兵自许，由是局员营员派往修筑者，皆惟赵继元之言是听。赵继元轻前两江总督李宗羲为不知兵，忠厚和平，事多蔑视。甚至督臣有要务札饬总局，赵继元竟敢违抗不遵。直行己意。李宗羲旋以病告去，赵继元更大权独揽，目空一切。炮台坍塌、守台官屡请查看修补，皆为赵继元蒙蔽不行。”
赵继元如此顽劣，彭玉麟以巡阅长江水师，整顿江防的职责，曾经插手干预，但并无效果，他在奏折中说：
“臣恐刘坤一为其所误，力言其人不可用。刘坤一札调出局，改派总理营务，亦可谓优待之矣，而赵继元敢于公庭大众向该督臣力争，仍要帮理局务。本不知兵，亦无远识，嗜好复深，徒恃势揽权，妄自尊大，始则自炫其长，后则自护其短，专以节省经费为口实，惑众听而阻群言，其意以为夷务有事，不过终归于和，江防海防，不过粉饰外面，故一切敷衍，不求实际。其实妄费甚多，当用不用。大家皆瞻徇情面，以为局员熟手军需，营务归其把持。将来海疆无事，则防务徒属虚文，一旦有事，急切难需，必至贻误大计。夫黜陟之柄，操自朝廷，差委之权，归于总督，臣不敢擅便。惟既有见闻，不忍瞻徇缄默，恐终掣实心办事者之时，而无以儆局员肆妄之心。”
奏折到达御前，慈禧太后大有警悟，李鸿章的势力远达两江，是她知道的，却想不到是这样根深蒂固。上海的制造局、招商局、以及将要开通的上海、天津陆路电报线，都在李鸿章手里。再加上他有这样一个至亲盘踞在两江军需总局，历任总督都无奈其何，变成南北洋防务，都靠李鸿章一个人，权柄过重，朝廷终有受他挟制的一天，岂不可虑？
因此，她不交军机议奏，朱笔亲批：“赵继元劣迹昭著，即行革职。”军机处看到朱批，无不心惊。大家都懂她的意思，这是“杀鸡骇猴”，有心给李鸿章一个警告，也是给所有的大臣一个警告：倘或不是勤慎奉公，她用威行法是毫不容情的。
也就因为如此，慈禧太后决不让刘坤一回任两江，两江总督得要派一个不甘于受李鸿章影响的人。“两江的情形不大好！”她向恭王说，“用人不能光讲才具，操守也要紧，总要破除情面，切实整顿。象盛宣怀当招商局委员，收买洋船，竟敢舞弊，居然还有人帮他说话，无怪乎象赵继元这些人，胆子越来越大了。”
这也是指着李鸿章说的。盛宣怀是李鸿章的亲信，他收买旗昌洋行的轮船舞弊，查明属实，而“居然还有人帮他说话”，也就是李鸿章。
“彭玉麟是肯破除情面，实心办事的，不如就让他在两江。”
“回皇太后的话，”恭王答道，“彭玉麟早有过话，决不肯做督抚。而且他参了刘坤一，又接刘坤一的事，为避嫌疑，更不肯了。以臣的意思，丁宝桢倒合适。”
“丁宝桢在四川很顺手，一动不如一静。我看，”慈禧太后突然想到，“叫左宗棠去吧！”
将左宗棠排出军机，办事可得许多方便，恭王表示赞成。不过左宗棠是不是肯去，却成疑问。所以，恭王特地派一名军机章京到左宅求见，探问他的意思。
在左宗棠，这是意外之喜，顿时精神一振。他喜欢揽权，更喜欢独断独行。少年时言志，不望拜相入阁，只愿出镇方面，不得已而求其次，宁愿做个七品县官，亦可以一抒抱负。如今既拜相、又出镇，而且两江总督必兼南洋大臣，东南防务，要靠自己来经营策划，大有用武之地。所以对派去的军机章京，在矜持之中，不免喜形于色，表示一到南洋，江防、海防，只要他一到任，必有办法。
事情就这样定局了，但却还不能降旨。因为刘坤一奏对不称职，他本人鸦片瘾大、姬妾又多，也不愿到西北苦寒之地，而杨昌濬的资望才具，都不够总督的格，得要另外物色。
最初想到刘坤一的族叔，云贵总督刘长佑，他是湘军宿将，早就当过直隶总督，移镇西北，倒也人地相当。但因法国正在窥伺越南，西南的防务，亦颇并重要，不宜调动。
挑来挑去挑中了一个湖南人，是浙江巡抚谭钟麟，他是翁同和的同年，恭王对他特具好感。同治四年，慈禧太后与恭王失和，闹出绝大风波，恭王几几乎连爵位都保不住。慈禧太后震怒之下，有言责的人，十九噤若寒蝉，只有谭钟麟以江南道御史，慷慨陈言，说“庙堂之上，先启猜疑，根本之地，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视听，增宵旰之忧劳，大局有关，未敢缄默”，同官感悟，列名合疏的，有四十余人之多。慈禧太后一看这声势，不敢一意孤行，终于恢复了恭王的名位权力。以此渊源，谭钟麟一直能得到恭王的支持。而且他的官声不错，并且当过陕西巡抚，论各方面的考虑，都很合适。唯一不甚妥当的是，他在浙江当杭州知府，署理杭嘉湖道时，杨昌濬当浙江布政使，正是他的顶头上司，现在杨昌濬是甘肃布政使，变成谭钟麟的部属，似乎难堪。但朝廷用人，当然管不到这些细节，也就随它去了。
谭钟麟的调督陕甘，是出于张之洞的建议，在“翰林四谏”中，他颇得人缘，所以湖广总督李瀚章，为了笼络，特地卑词厚币，请他去当湖北通志局的总纂。可是张之洞正在培养资望关系，快到了水到渠成，将要大用的时候，自然不肯应聘，转荐他的门生樊增祥自代。果然，不久就由于李鸿藻的保荐，放了山西巡抚。翰林当到内阁学士，不是内用为侍郎，便是外放为巡抚，循资迁转，原无足奇，奇的是张之洞升内阁学士还不到半年的工夫，就有此任命，不能不说是异数。
因此，给他去道贺的人特别多。张之洞兴奋得不得了，亲拟谢恩折子，得意忘形，自命为“敢忘八表经营”的话，一时传为口实，而挖苦他最厉害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堂兄张之万。一天张之万带了两个挂表，有人便说，表只要准，一个也就够了。他这样回答人家：“我带两个表不足为奇，舍弟有‘八表’之多。”
“八表”是八方之极，亦是“天下”的别称，“八表经营”可以解释为开国英主力战定天下。张之洞下笔不检，用了这句成语，如在雍正、乾隆年间，不丢脑袋也会丢官，但嘉庆以后，文字狱久已不兴，而且清流的口气，向来阔大，所以山西巡抚想经营八表，不过传作笑谈而已。
谈笑以外，亦颇有人深为警惕，因为张之洞的被重用，正是慈禧太后重视清流的明证。翰林四谏中，专事弹劾的张佩纶、邓承修、宝廷、以及后起的盛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