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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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学、物理学、化学和宇宙学。 进入大学的自然科学系以后，我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理解比其他大学生要好得多。 掌握其他的语言有很大的意义，我用了整整两年时间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培训得很熟练，获得了证书。 基辅武备学校的教学还是不错的，在教师中甚至有大学的编外副教授。 武备学校的校长Ａ。 将军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对我不错。 但是，我不能接受任何进行教学的学校，甚至连大学也不能。 我从心理学上来解释这种现象。 尽管我的智力发展得很早而且任何人在我的成长的年龄也没有我读过的书多，但为什么我一直是无能的学生呢？当我参加逻辑的毕业考试时，我已经读完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穆勒的《逻辑学》。只有当智力的进程是由于我自己而进行时，只有当我处在主动的和创造的状态时，我的能力才表现出来。而当要求我被动地掌握和记住时，当智力进程是从外面推动我的时候，我就不能显现出才能。 实际上我任何时候都不能被动地掌握什么，简单地学习和记住什么，不能摆在被别人指派任务的地位，我不能被动的回答，我想发展自己的思想。有一次我在宗教课考试中得了１分（１２分制）
，这在武备学校的历史上是极为特别的情况。 任何一本书的要点我都写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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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即使让我写自己的书的要点，我相信也会不及格的。 我一生中读的书很多也很杂。 我读得很快也很容易，特别容易领会所读之书的思想世界，很快就知道它针对的是什么，书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得主动地读而不能被动地读，我不断地创造性地对待它，与其说很好地了解了书的内容，不如说很好地了解了书的思想，由于这本书，这些思想便被我所掌握。 对我来说这是很具特色的。 同时，我一直不能承认任何的老师和知识的指导者，从这方面来说我是个自学之人。 在我这里没有任何教学的内容。 我不把生活理解为教育，而是理解为为自由而斗争。 我自己制定学业计划，我不是被谁推到哲学的事业中，而是内在地生长起来的。 任何时期我也不从属于任何一类的学校，我以全部生命进行学习，直到现在。不过这是对世界知识的自由投入，对这种知识我自己规定对它的态度。 买书是我的一大乐趣，想一想我是如何走进克列沙契科的奥格洛布林大书店的！我几乎每天都去看新书，对书的喜爱一直保持到现在。正如我已说过的，从父系来说我属于军人家庭，因而到军官学校受教育，但是我厌恶军事和所有的军人。 当我在街道上见到军人时，一天都情绪不好，在战争期间我以尊敬的态度对待军人，但在和平时期并不喜欢他们。 作为武备学校学生，我非常羡慕大学生，因为他们从事知识问题的研究，而不用去行军。 我用了近６年时间学习战斗服役。 武备学校是当时进行身体训练和体育运动的唯一地方。体操是必修课程，正如跳舞一样，对军事的厌恶使我不喜欢体育锻炼。 体操是枯燥无味的，只是为了卫生，我才在早晨作体操。 我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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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和族系。 我与世界环境 第一次推动。 贵族世界５１
跳舞，舞也跳得不好，我觉得舞会特别没有意思。 和智力生活无关而仅需要身体技能的事，只有两件是我所擅长的：骑马和射击。我骑马骑得很好，射击也不错，我很喜欢骑马，当我将近９岁时，一个哥萨克来教我骑马，我们到城外去骑，我能按哥萨克方式骑，也会按骑兵方式骑。 骑马快跑对我是一种享受。 在这方面，我大概能胜过武备学校的那些同学。 当我步入骑马困难的年龄时，心里很难过。 同样，我射击很准，几乎不脱靶。 当我思考体力劳动和身体锻炼时，我在经验上证实了那种深刻的观念：人是微观宇宙，是潜在的量，其中包藏着一切。 当我还是小男孩时，就很喜欢手艺。 我成了木匠、油漆工、瓦匠，特别喜欢木工，甚至到作坊中去学，作了一些框子和椅子。 直到现在我还喜欢到木工作坊去。 一段时间里我甚至成为蔬菜栽培者，种了一些青菜。 现在我的体力劳动的所有可能性以至我的生命大概就这样结束了。 我在体力劳动这个领域是很笨拙的。 我还是个艺术家，酷爱写生画。 我在素描方面有很高的才能，我对此很得意。 我是武备学校第一批画素描者之一，我甚至在素描学校学了３年，正式毕业。 我已经用油画颜料画画了。 在这方面我可能并没有真正的才干，有的只是一些能力。 不过，当我意识到自己的哲学才能时（我还是个男孩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个）
，就完全丢掉了写生画，开始写关于哲学方面的小说，于是又恢复了对武备学校的反感。 当我观察当前这一代青年时，发现他们被军国主义和军事理想迷住了，这使我异常愤怒。 我受到军事的教育，忍受着军事科目的训练，我知道，这意味着我属于军人集团。处在武备学校里使我更加反对军事环境和氛围，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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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说，我属于那种总是否定地对待周围环境、倾向于对其进行抗议的人。 这同样是一种依赖性的形式。 我一直想中断和周围环境的联系，一直想离开它，我的适应能力很差，对我来说，任何调和都是不可能的。 这种对周围世界的不适应性是我的基本特性。 无论任何时候，无论对任何事物，无论对谁，我都不能屈服，这已经用我自己的全部生活经验所检验过了。 在进武备学校之前，我还完全是个孩子，穿上父亲的近卫重骑兵团的军服，挂上祖父的绶带和军章，打扮成我甚为喜欢的苏沃洛夫的形象，甚至制定了作战计划。 但这时我的军国主义倾向完全转变了，我的某些好战性完全转到了思想斗争中，转到了思想领域的会战之中。 所有的军事事务都是我无法忍受的，因为它使人成为整个集体的从属部分。我甚至不保持军校学员的样子：没按军校学员的形象剪短头发。为了尽量逃避和将军碰面，便不去排队。 和武备学校的同学不发生任何关系。在这方面，我的不露心境起了很大作用。我的暴躁同样使我的同学关系产生困难，即使和我一起玩牌也会不太愉快，因为我会以真正的发狂来对待我的对手。 顺便说说，我爱玩纸牌以至发狂的嗜好在少年时代就改变了，以后再也没有恢复。 对哲学的喜爱，对认识生命意义的喜爱把所有的爱好都挤到一边去了。 在我的本性中存在着军官的素质，但它们被我压制下去和排挤出去了。 克服那些本性使我的素质更加丰富了，使我出现了前面所说的那种转变。 在转变以前，我有很多令人不愉快的特点，现在从中解脱了出来。这种转变是在贵族子弟军官学校里实现的，当时我住在彼得堡我父亲的堂兄弟（是一个大官）的家里。 与此同时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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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的理想：从武备学校六年级退学，开始准备升大学的考试。 回忆过去，应该说，和我有某种联系的唯一生活方式是地主的、父权制的生活方式。但我很喜欢俄罗斯的乡村，一直到现在我还在思念她。
G疾病在我的生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童年起我就受到了疾病的损伤。 我自认为是个勇敢的人，从最高尚的意义上说是精神上勇敢的人，而在生命的重要关头，则是一个肉体上勇敢的人。我可以用生命中许多危险关头的情况证明这点，这可能是我的军人的遗传性在起作用。 但另一方面，我的勇敢也有限制，我也意志薄弱，也胆怯，我害怕生病，疾病使我几乎产生内在的神秘的混乱。 不过，如果说这是怕死，那就错了，任何时候我对死亡都没有特殊的恐惧，那不是我的特性。 如果说我怕死，那么，与其说这是自己个人怕死，不如说是更近于人类之怕死。 我怕的正是疾病、传染病（它一直是其他疾病的引发点）
，我是多疑的人，这不仅是对自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其他人。 我的很强的想象力是在别的方面，比如，我不害怕被子弹或炸弹杀死，１９１７年１０月变革的日子对我进行了考验，当时炸弹落在我在莫斯科住所的房上，另一颗炸弹在院子里爆炸，这时我继续写作，同样，对巴黎的轰炸也完全没使我害怕。 但是，我害怕伤寒、白喉的传染，甚至害怕简单的流行性感冒。 对此可以部分地从疾病对我的家庭的巨大影响得到解释。 我很少得到什么训导，但在童年时我总被“活着就有疾病”的思想所训导。 最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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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授到我家给所有的成员进行检查。 我母亲被严重的肝病折磨了４０年，在晚上由于渗入的结石而肝病发作，我听到她的喊声，这对我是很沉重的折磨。 父亲经常治病，我自己也经常治病，在童年时曾经因为风湿引起的发烧而整年躺在床上。 我的家人特别神经质，我在这方面是有遗传的，这表现于我的神经活动中。 我的气质上的焦躁可能与此有关，我的动作同样也是急剧的。这种特殊的神经质来自父亲方面，母亲常常说，别尔嘉耶夫们神经不完全健全，而库达谢娃们则是神经健全的。 我的哥哥是神经上有严重毛病的人，很多人都发现他的神经不健全。 这方面的遗传使他的潜意识存在着损伤。 我在家中常常起调停人的作用。 哥哥的家是我走出贵族环境的第一出口和转入另一个世界的通道。 哥哥是个准备把最后一点东西也交出去的人，金钱在他那里连一天也存不住，所以，他经常处于窘迫境地。 他长得很美，有一张近似希腊人的脸，然而，他周期性地不修边幅，不刮脸，不洗澡，那种穿戴使人产生堕落的印象，然后又一下子很雅致起来。他的才能是我所没有的，即惊人的记忆力和掌握数学和语言的能力，他甚至能用德文写诗，不过，对于哲学，他却没有任何的爱好。 在他的家中我很早就看到了通灵术，对它我是坚决反对的，有时我哥哥陷入精神恍惚状态，开始讲些押韵的话，经常是听不懂的语言，这时他就成为降神者，通过他便可和印度教徒的大圣世界交往。 有一次，通过处于恍惚状态的哥哥之口，大圣告诉我：“他将是你们古老的欧洲里最著名的。”这种环境实际上是我所否定的，我为反对它而斗争。 但是，这种环境是紧张的，是思想爱好的一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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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庭里完全没有权威，我在家中感觉不到传统生活方式的惰性，其中某种东西在开始动摇，它属于托尔斯泰主义的圈子，而没有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西。 还是在我父亲生活的后半时期，就将某些东西从先辈那里过渡给我了。他们任何时候也没束缚我，没有强制我。 我不理解，为什么我从来都不受惩罚。 可能，由于自负，我努力自恃，以便使人们没有惩罚我的理由，小时候我一直不任性，不哭，很少有儿童的顽皮，我所唯一固有的本性是脾气暴躁。 与生俱来的自由是我固有的特性。 按起源与激情来说，我是解放者，我形成了自己的内在世界，并将它与外在世界对立起来。 这表现在我喜欢布置自己的房间，并使它比别的房子都显得突出，我不能容忍对我的东西的任何侵犯。 从童年起就组建自己的图书室。 我想，利己主义是我一直所固有的，但利己主义主要是保卫性的。 我不是自我中心论者，即不是极端自我吞食者，不是把一切都归于自己的人。 我一直是书呆子般地严守制度的，喜欢按顺序排好一天的秩序，不允许我的写字台上的秩序有任何微小的破坏。 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无政府主义的相反方面，是我对国家和政权的厌恶的相反方面。 记得我和父亲有一次重要的交谈，在谈话时父亲哭了起来，这次谈话对我很重要，在这之后我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变化，我总是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这次谈话。 我的父亲很爱我，这种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 我和母亲的关系比较浅，她一直让人感到法国风度和比父亲更强的上流社会气质，同时她又是很善良的。 我不喜欢上流的贵族社会，从一定的时候起发展到与它的尖锐冲突，直至完全断绝与它的关系。 我一直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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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贵族气派自傲的上流社会，我所固有的贵族气质显现在厌恶感中，这种厌恶感是由那些想从低等阶层挤进最高阶层而不愿意被淘汰的Ｐａｒｖｅｎｕｓ（暴发户）引起的，我认为他们是没有贵族特征的。 贵族气质是由出身决定的，而不是由成就决定的。 在童年时代想必我就具有贵族的偏见，不过，在暴风雨般的反动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革命中，我战胜了它。在贵族社会里我没看到真正的贵族气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