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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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与自己的潜意识的斗争来解释，它更多的是与敌人的斗争。但是，我对形而上学的爱，是我全部存在中最具特色的，用它可以解释我和日常生活的冲突、和强制我的经验现实的根本性的和最原初的冲突。 我的哲学思想的目的是为解放而斗争，我始终坚信哲学认识的解放性质。 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朋友舍斯托夫是不一致的。 同样，哲学是以无限性的名义反对有限性的斗争。 我觉得与其说我是牧人，不如说我更是一个暴徒（尼采的术语）。我多次企图认识和思考自己的思维和认识的过程，虽然我不属于反省自己的人。 我一直意识到自己思维的软弱方面：对于自己思想的分析能力较差，逻辑推理的能力较差。 我的思维不是从具体中抽象出来的，它也不服从逻辑推理的法则。 我的努力不是为了获得就其意义而言的一般性的东西，而是为了沉醉于具体的事物之中，并在其中发现意义和多样性。 这意味着，我的思想是直觉的和综合的。 我在部分和具体中发现广博的东西，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这样做的。 对我来说，在哲学认识中实际上不存在分散的问题。 只有一个哲学问题和一个认识领域。在所有分离的、部分的、个别的东西之中我看到整体性的东西，看到宇宙的全部意义。在就某些问题进行的谈话和争论的背后，我努力发现宇宙命运和我个人命运的解决。 很多人都奇怪，我居然对次要问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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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问题的谈话赋予那样的意义。 对此可以这样解释：我在任何事物中都看到整体的意义，或者对整体意义的损害。 有时，人们感觉毫不起眼的谈话，没有任何哲理的影片，或者爱情读物，对我的认识过程却有巨大的意义。 当我坐在电影院里时，我的一部书的完整计划就在头脑中酝酿，我从外界得到的仅只是激励的推动力，而所有的发现都来自内部的无限性。 这与柏拉图的回忆说和莱布尼兹的宇宙和谐说是相近的。 我不顾全部哲学理论、全部认识论是怎么说的，而始终意识到，我的认识不是靠一种智力，不是靠服从于固有法则的理性，而是依靠精神力量的总和，同时还依靠使意义获胜的意志，依靠高度集中的情感。 斯宾诺莎所建议的认识中的冷静，对我来说是人为的臆造，它对于斯宾诺莎本人也是不适用的。哲学是对智慧之爱，而爱则是情感和激情的状态。哲学认识的根源是完整的精神生活，精神的体验。 其余的只能是次要的补充，痛苦、喜悦、悲剧性的冲突是认识的根源。认识的奥秘能否消除，能否消灭呢？我不这样想。 奥秘会永远存在，只不过它会随着认识而深化。 认识消除由于无知而引起的假奥秘。 但存在着奥秘，正是由于认识的深刻才使我们站在它的面前。 奥秘的认识就是真正奥秘的深化。 上帝是奥秘，认识上帝是投入奥秘，由此形成更多的奥秘。 理性的上帝认识是假的上帝认识，因为它取消了奥秘，否认了上帝的奥秘。 但是，认识不仅是喜悦和解放，认识也带来了痛苦的后果，认识是幻想的揭破与失落。 我觉得很多人在我认识他们以前，是更加有意思和更加动人的。 过多地了解生活会使人们忧伤，所以很多人不想看得那么清晰，不想看得那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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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充满于我的生活中的错误的幻想的崩溃，这可能给我们清除通向真正的奥秘的道路。生活的奥秘性意识只能加强，只有假认识才使这种意识麻痹起来。 当然，我在自己的哲学著作中也使用了推理的思维，但这对我来说仅仅具有次要的和辅助的意义。 我几乎从不运用分析而仅使用鉴定的方法。 我一直想发现思维对象和思维自身的性质、个性，我很少使自己的思想客观化（很晚才开始用语言表述）
，它一直留在主观世界里。 但是，肯定的“客观的”科学的意义（特别是历史的意义，个别地说是宗教历史的意义）之意识在我这里很快地增强了，公正的、收买不了的科学对于宗教意识来说有着净化的意义。我走过了长长的哲学道路，这中间有不同的时期。 外界可能有这样的印象，我的观点改变了。 但是，对我的第一推动力依然如故。 我开始走上哲学道路时所持的很多思想，现在我重新意识到它们，也就是说，在我全部生活的思想经验大大丰富之后，重新意识到它们。 我一直关心的不是研究世界是怎样的，而是世界的命运和我的命运，是事物的末日。按其方向来说，我的哲学不是科学的，而是内省的和世界末日论的。 我获得了很多，了解了自己的全部生活，我一生都在学习，但是最原初的东西依然保留着。 这是个性的奥秘，是变化中的不变性。 我认为在３０岁时自己已经有了很大的收获，后来我想，我所知道的，比我关于自己知识的当时状态的想象还要大得多，虽然在３０年中我的知识增长很多。我知道什么呢？我开始了解到：我什么也不知道。 当我大学时代与大学生的革命团体交往时，在同志们面前，由于自己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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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认识和一般的教育而具有很大的优势。 同志们发现了我的这种优势，这是我得以发挥智力上的领导作用的原因之一。我的哲学和精神道路是很有特点的，我从来不是唯物主义者，我不能像大部分俄国知识分子那样地体验自然。 我有另一种根源，这在我和大学生的争论中可以感觉得出来。 我从来也不是实证主义者，我较早地了解康德和叔本华，比了解唯物主义派别的作家要早，比了解恩格斯甚至斯宾塞要早。 如果把无神论了解为反——有神论，理解为对传统的宗教关于上帝的概念的否定的话，那么，在我的生活的一定时期里，我是反——有神论者。如果把无神论理解为对于最高的精神始原、不依赖于物质世界的精神价值的否定的话，那么，我不是无神论者，我也不是泛神论者。 那个时期我的精神状况可以规定为伦理的、规范的唯心主义，比较接近于费希特。 可以这样说，我信仰“正在升起的上帝”。当然，这种哲学是和德国的唯心主义相联系的。 我经过唯心主义，但并没停留在唯心主义，很快就开始克服它。 我相信独立于世界和社会环境的真理和意义的存在。马克思主义也没能使我这一信仰动摇。在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中间和在东正教的人们中间一样，我一直为自由和哲学思想的独立性而斗争。 我永远不能抛弃这种感觉：我和整个世界都被奥秘所包围，我所感受到的经验世界的一小段不是全体也不是最后的。 虽然我在许多地方得益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但我从来也不是献身于它，也不属于任何的学派。 我完全不是学院派哲学家，这一直引起职业哲学家对我的批判态度。 我自己一直不喜欢，甚至常常鄙视教授哲学。 对教授哲学的这种态度有某种根源，这一方面是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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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的影响，另一方面，受了。 托尔斯泰的影响。 但是，Q我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特点，我与任何东西的不一致和无论谁都要服从我的贵族习气起了主要的作用。 我在青年时代和学院派以及教授们的思想上的冲突（有时甚至是敌对）和我成了革命者有关，当时在我眼里连大学都成了资产阶级精神的体现。 后来当我自觉到是个神秘主义者时，这一点更加强了。 我不认为教授们的哲学是真正的、原生的哲学。 在马克思主义时期，我甚至否定地对待被称为“编外副教授”的马克思主义。 后来我很接近学院派和教授们的圈子并与他们交往，但我在这个圈子里一直不感觉有什么好。 现在我很清楚，我一直属于另一种类型的哲学，就是现在被称为“存在主义”的那种哲学（我所认为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不是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而是奥古斯丁、巴斯卡尔、基尔克果和尼采）。我所相近的哲学类型正是存在主义，而不是生命哲学，也不是实用主义。 对我来说，哲学和我的命运相关，与我整个的存在相关，认识作为实现着的东西而参与我的存在。 我总是希望哲学不是关于某物的学问，而是某物（表现主体自身的始原—现实性）的学问。虽然我从来不是学派中人，但在哲学上我最接近康德学派，这主要是指康德本人，而不是新康德主义。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我从来不是康德主义者，正如从来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尼采主义者一样。 但是，从康德那里得到的思想一直保留于我的全部生活之中，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觉到这点。 我从最初就触及到现象世界和物自体世界的区别；自然秩序和自由秩序的区别；每个人自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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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的，不能容许把他转化为手段。 在对康德的态度上我有不同的阶段。 一段时间里我和俄国精神生活中的“新康德主义热”进行了斗争。 最大的冲突是由哲学青年全神贯注于所谓“柯亨主义”而引起的。 在莫斯科哲学圈子里的精神生活特别高昂的时期，我力图找到俄罗斯哲学的传统。 但我也保留着从中获得教益的学派的某些东西。新康德主义曲解康德，掩盖最主要的事情：康德（和流传很广的观念相反）是个形而上学者，尽管他没有发展自己的形而上学。 康德以后，德国唯心主义的发展（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走上了错误的方向：一元论的方向，取消自在之物，超验的神最终取代了自在之物，上帝的进化形成了世界的过程，把自由淹没于庄严的世界逻各斯的必然性之中。 康德的许多其他思想从一开始对我是格格不入的，我始终完全否定康德的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否定他的范畴王国，否定在精神体验之内“自在之物”之不可知，否定宗教在理性之外，否定他极端夸大数学科学的意义（只适合科学史的一个时期）。
形式主义的道德主义和范畴特别使我厌恶，年轻时我就此写了篇文章，题为《义务的道德和心灵嗜好的道德》。道德哲学一直是我思想的中心，我把这看作自己的俄罗斯性。在我年轻时期的体验中，我尖锐地反对义务道德，保卫心灵爱好的道德，也就是说，在这方面是反对康德主义的。 这时已经存在的主题，后来以成熟的形式在我的著作《论人的使命——与众不同的伦理学体验》中得到发展，这本书对我是很重要的。 我一生都坚信道德是独特的——个体性的，是和一般的、人人应遵守的道德对立的。 这是任何团体的道德所不能接受的，是用道德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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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必须的联系的对立面，这导致我对誓言（反对人的自由）
的否定，对婚姻誓言的否定，对僧侣誓言的否定，对宣誓等等的否定。 在这方面我是道德中的革命者。 对于合法主义，我这一生不仅敌视，而且带有特殊的道德上的愤怒。 我把从形式上的法律权力之下解放出来看作是道义上的责任。 甚至当我肯定与基尔克果和舍斯托夫有相像之处时，我仍然认为这完全是另一种基调的，有着另一种意志的倾向性。 我任何时候也不说从一般义务的道义的法律之中解脱出来的人是不幸的，受鄙视的。 我倒是常说，一般义务的道义的法律的保护者是完全不道德的人，将要进地狱的人，而受一般义务的道义的法律排斥、歧视的人则是道德的、履行自己神圣的违法义务的人。 我的道德上的气质是进攻性的和指责性的，而不是保护性的，不喜欢感受僵硬的一般义务法。 我把排斥性体会为我的排斥，我逐出，而不是我被逐出。 在生活道路的一定时候，我特别尖锐地指出并且领会个性和个体性问题。 这不仅是我的哲学问题，也是我的生活问题。后面我还要讲到，这个问题是和我脱离马克思主义以及生活中无数的冲突有关的。 无论在自己的哲学中，还是在生活中，我始终不想服从那种一般的、一般义务的、把个体——个性当作独特的手段和工具的政权。 此外我一直反对规则，在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的问题就是我的道德问题，它正像别林斯基反对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的斗争体验，也类似基尔克果的某种主题（其实，我是相当晚才知道它，而且不怎么喜欢）
，也类似。 舍斯托夫反对逻辑学和伦理学的必然规律（尽管是另Q一种认识态度）的斗争。 因此，我一直敌视一元论、理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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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敌视公共的对个体的压制，敌视包罗万象的精神和理智的统治，敌视平庸的和顺利的乐观主义。 我的哲学永远是冲突哲学，我一直是人格论者。
G G G在认识论上我被康德折磨得疲惫不堪，但是令人满意的是我很快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