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家族全传-第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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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请汉卿到雪窦山来玩几天，这里风光很美。”蒋介石道：“请你回去把他请过来吧。”

“好。

就这样张学良又由南京转移到奉化。名日游山玩水，实则是“严加管束”。

后来，李石曾回到上海向宋子文汇报时叹气道；“看来张学良难回西安了。”

宋子文则更是叹气：“没有想到竟是这么个结果。”

过了好一阵子，宋子文又问：“委员长没提别的事吗？”实际宋子文问的是在西安晤谈时蒋许诺的“改组政府”一事。当时，蒋介石答应由宋子文负责并组织使各方面满意的政府。

李石曾摇摇头说：“没有提到。”

宋子文失望极了，但对蒋介石亦毫无办法。

在张学良被国的最初日子里，宋子文还断不了到张学良的囚禁之地走走转转，陪张说说话。当时宋子文和宋美龄都不乏恻隐之心，他们经常去给张学良送些日用品和名烟名茶之类。

那是1937年暮春一天，两辆桥车迎着落日的晚霞，向层林尽染的雪窦山爬去，路显得越来越陡……

这是宋子文和宋子良在参加了蒋介石亡兄的丧礼后，经宋子文提议，兄弟二人特意来雪窦山看望少帅张学良的。为争取释放张学良，当时宋子文已与蒋介石搞得很僵。

当天，宋子文的卫士段汉斌亲眼目睹了这次会面。事后段记录如下：

宋子文、宋子良吃完午饭后，在蒋家派的一位向导带领下，弃车步行10余里，到奉化天目山的一座石刹里去看张学良。这座石刹据说是奉化最大的庙，光和尚就有20余人。古刹左侧有三间青砖造的瓦房，是蒋介石专门为囚禁张学良而指令军统特务建造起来的。

宋子文一行来到古刹后，军统局的监视人员便把宋子文、宋子良带到屋子里面去了，几名卫士则在外面等候。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张学良送宋子文、宋子良兄弟俩出来。只见张学良身体十分瘦弱，面容憔悴。张学良与宋子文分别时，咽喉哽塞，两眼泪汪汪的。宋子文也潜然泪下，跟随在张学良身后的赵四小姐更是泣不成声。

过了不久，宋子文再次来到溪口。张学良陪宋子文游览雪窦山，俩人谈话非常随便，话题也很多，谈兴极浓。宋子文还在山上住了一夜，与张学良抵足长谈至深夜。次日晨，宋子文下山时，张学良仍与宋子文依依不舍……

对于蒋介石囚禁张学良，宋子文当年是十分气愤而又无可奈何的。宋子文曾对其亲信说：“蒋介石对张学良这样处置太糟了。我苦谏几次，他都不听，真叫人伤心。”

当时宋子文曾对张学良讲：“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闭门修养，研究学问。”然而，“休息几年”完全是个骗局！张学良将军长期遭到监禁，一直处在特务们的严密控制之下。

后来，他们又把张学良转移到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和沉陵、贵州修文和桐梓等地。

5年后的一天，被囚禁在贵州修文县阳明洞的张学良因患急性盲肠炎后转为腹膜炎，不得已开刀切除了阑尾。

此时宋子文尚在美国未回，戴笠便向在美国的宋子文报告了这一情况。

翌日，宋子文复电戴笠道：

汉卿割治经过良好，甚慰。务请逐日电示病情，并祈饬属慎护为祷！同日，宋子文又致电张学良慰问，其电云：

顷间兄患盲肠炎，割治经过良好，稍慰悬念。尚祈格外珍已。已请雨农逐日电告夫人，恐焦念过度，有碍健康。

当时张夫人于凤至身体状况极为不好。张学良被囚禁后，即由于风至相伴，流转各地。不久于风至积郁成疾，患乳腺癌赴美就医。当时，宋子文是不敢将于凤至病情的真实情况告诉张学良的。这也说明宋子文对张学良一家是深表同情的。

尔后，宋子文要戴“逐日电示病情”，戴笠自然领会。也是那一年的7月17日，戴笠由贵阳致电宋子文：

震电奉悉。汉卿先生由盲肠炎溃烂为腹膜炎，经割治后现已平复。自昨日起热已退清，精神甚佳。委座对汉卿先生病极关心。晚当慎护一切，请勿念。闻公盛暑过劳不适，至念，敬祝健康。

晚笠。贵阳叩。

其实，当时张学良的病并未“平复”，而是日益恶化。后来迫不得已，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

同年8月17日戴笠于重庆致电宋子文，又报告说：“汉卿先生创口脓尚未清，已续行开刀，但无妨碍，乞勿念。”

张学良的病，动了两次手术，拖了好几个月。宋子文似乎也有点着急。1942年1月26日，宋子文致电戴笠：“汉兄病况，盼示。”短短六个字，流露出宋子文对张学良的关切之心。

说来祸不单行。由于蒋介石的迫害，张学良的一家在张学良患病期间，其长子在伦敦也患了精神疾病。当时于凤至致函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大使顾维钧给以照顾，而顾维钧竟不复电。

8月20日，宋子文致电顾维钧：

汉卿长公子马丁，入牛津精神病院。其弟在伦敦，请询病状，可送美否？请复示。

22日，顾维钧复电宋子文，表示不同意送张学良长子赴美医治。顾维钧称：

马丁在医院，一时尚不能出。医曾证明，有精神病，恐到美不便。其弟在飞机厂事忙，昨甫获晤。彼以暂留就医为宜，并拟辞去飞机任务，可专照顾乃兄。倘在美预为商治，特许登岸，彼当伴送。汉卿夫人函迟为复，祈代致歉，容另告。

当时，于凤至夫人的健康状况也不好。因此，宋子文和张学良的女儿商量后，决定马丁生病一事暂对于凤至保密。

11月12日，宋子文致电戴笠：

汉卿长子，入伦敦神经病院。因张夫人病，迄未复元，商得其女同意，暂不转达。闻汉卿现在重庆，不知确否？近体如何？请兄将此事，先告知四小姐，酌量情形通知汉卿，其夫人心神亦颇瞥乱，最好有一信来，以资安慰，盼复示。

当时宋子文既要关注在重庆被关押的张学良，又对曾经同宋美龄结拜过姐妹的于风至极为怜悯。而目睹张学良一家如此的悲惨境况，宋子文心中大概总有些不安吧。

同年12月4日，张学良的女儿结婚。宋子文特地于3日致电戴笠，请他转告张学良。电文说：“汉卿女子函告，得母同意，于本月4日与陶鹏飞君结婚，请便中转达。”由于此电是经戴笠之手转达，戴笠是否及时告诉张学良，这里就不得而知了。

1946年11月，蒋介石密令特务将张学良押赴台湾。

结果，当年宋子文在“西安事变”期间所说的“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以及答应“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等条件，最后完全成了空话。

当年蒋介石在软禁了张学良将军以后，又逼令杨虎城辞职“出洋考察”。实际上，后来杨虎城将军的结局比张学良更惨。

1937年3月，宋子文对十七路军驻南京代表李志刚说：委员长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虎城将军见面，且表示期望杨自动去看他，不要提是蒋要见；并以为这样见面，最能恢复感情。李志刚将此番话转达给杨虎城，杨虎城听后并未理睬。后来，顾祝同也讲出了同样的话，杨虎城才意识到这是“命令”，于是同意与蒋见面。

同年3月中旬，杨虎城将军赴杭州晋见蒋介石。宋子文参加了这次会见。

蒋介石在同杨虎城谈话中首先自我吹嘘一番。他说：“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是全知道的，不必多说。”蒋介石虚情假意，企图麻痹杨虎城。

接着，蒋介石又居心叵测地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指蒋介石的亲信），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可由公家负担；启程的日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可以说这才是蒋介石会见杨虎城的主要目的，他是企图通过逼迫杨虎城“出国考察”，来解除杨虎城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控制，进而达到迫害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罪恶目的。

其实，杨虎城早就料到蒋介石会对他下毒手的，只好当面答应“出国考察”。

但杨虎城回到西安后，并未准备“出国”。他认为，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一旦抗日战争爆发，他就不必出国，而可以直接在国内参加抗战了。

当时为了敦促杨虎城出国，在蒋介石授意下宋子文对李志刚说：“这是最轻的维持纪律的处分，是经过研究的，对杨是有益的。”宋还要李志刚向杨虎城详加解释。

于是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杨虎城不得不离开西安。他在上海西爱成思路宋子文公馆住了一段时间，并在宋子文帮助下办理了出国手续。

同年6月29日，杨虎城将军一行由上海乘美国“胡佛总统号”客轮出国。在杨虎城出国考察期间，宋子文一直同杨虎城保持着通信联系，并向杨虎城通告国内的形势和南京政府的态度。

卢沟桥事变后，宋子文于同年7月10日和11日，接连自上海致电杨虎城。其第一封电报说：“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续告。”第二封电报又说“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接到第二封电报后，杨虎城经过一番考虑，回电宋子文说：“两电均敬悉。日寇近迫，国将不国。恶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为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中枢（蒋介石）。”同时，杨虎城还致电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返国抗敌。

1937年7月14日，宋子文致电刚刚抵达旧金山的杨虎城，说“依目前情势，请杨将军稍缓返国。”看完宋子文的电报，当时杨虎城沉默了，且十分不快。

为了表示返国杀敌的决心，杨虎城于7月16日专电南京政府，再次请求准予中止考察，返国杀敌。另外他又致电宋子文，表明决心，希望宋子文能在旁促成。

于是宋子文请示了蒋介石，不料蒋的态度却十分生硬。

最后，杨虎城终于在宋的允许下，回到香港。当即宋子文前往看望了杨虎城，并交给他一张从香港至长沙的飞机票，说蒋要他在长沙待命。同时杨亦收到戴笠的电报，约杨先至长沙一同赴赣。

而当杨好不容易赶到南昌时，戴笠告诉他：“委员长刚走，要你到武汉相见。”杨虎城信以为真，又赶到了武汉。不料闻说蒋委员长此时又到了南昌，并再次要他去南昌面见。这实际上是蒋介石压根就不想见杨虎城，而故意布置的一种包藏了祸心的阴谋。

后来不久，杨虎城便被长期监禁起来，先后由长沙后转移到益阳、贵州息烽山以及四川渣滓洞中美合作所等地。1949年9月6日，就当中国大陆解放前夕，杨虎城将军被蒋介石的军统特务于中美合作所内秘密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杨虎城的次子、幼女和《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夫妇及儿子。而杨虎城将军的夫人谢葆真，则在长期的折磨后于1947年逝世。

第十三章　国难当头

1．宋家兄妹在抗战之初

当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终于停止了内战。并且国共双方发现，他们实际上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尤其是对待侵略者的问题上。当时双方还默认，其他问题可以留等日本侵略问题解决后，再行解决。

如果现在回想一下“西安事变”后的几个月中，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态度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尽管当时南京政府表面上似乎还在大肆攻击红军，但背地里却答应了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条件；而共产党也同意改变红军的名称，于是抗日的“统一战线”宣告成立，红军同意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当时，汪精卫曾说，中国的未来纲领就是收复失地。而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亦被派常驻南京，且国民党的一位领导人也奉命常驻西安。就这样，当年发生在陕西的“未遂兵变”消弥了10年的内战。而此前已向中国开了第一枪的日本侵略者，彼时也看到了这一点，而且在密切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

当时全世界都知道，东京从情感上顽固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共产主义；而当日本人看到邻国……中国越来越靠近那些危险思想发展地的俄国时，不由得感到恐惧：一旦最后的内战一经消除，中国将会变得更加强大无比。关于这一点，当时的日本报界虽没有直言，但从报纸不断呼吁政府反共的叫嚣中，却可略见一斑。中日之间的战争不会久远了，这一点当时日本人明白；蒋介石明白；中国共产党人也明白。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已宣告中共和国民党之间新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成立。然而，当此中国的“两双铁拳”紧紧握在一起、枪口一致对外的关头，日本军国主义者却仍未停止其侵略扩张的步伐。

当时世界上一切热爱和平的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和日本。他们密切关注着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