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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章

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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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广大群众都有怨气,1974年“批林批孔”,牢骚怪话不少,有一条是:一个儒家(陶鲁笳,当时的国防科委政委);两个专家(钱学森、朱光亚);就缺法家。就是希望来个厉害的领导好好整治整治。上面也派过些资深领导,但千头万绪、盘根错节的各类组织,怎么理得清?谁不说自己是革命的,对方大方向是错的。加之中央路线斗争频繁更迭,哪一届领导能呆长?还不都被造反派以执行错误路线的罪名赶下台去。

他们说,周恩来总理接见七机部造反组织代表达37次之多,创下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吉尼斯纪录。他把两派的头头召集在人大会堂,号召两派以大局为重,联合起来,规劝他们,在大批判的同时,也把生产科研搞上去。一国之总理,为安定一个部门,居然如此煞费苦心,可谓旷古奇闻。这些家伙,之所以嚣张,还不是有后台。动不动,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就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望革命小将了。周恩来的苦口婆心无疑与虎谋皮……

父亲听后,提了两个问题:

一是,关键性的卡脖子的环节在哪个单位?

二是,闹得最凶的派性头头在哪个单位?

答复是:都在230厂。

230厂,是开发研制陀螺仪的单位,控制导弹平衡最核心的设备出自于它。

230厂的造反派头头叫舒龙山,也是七机部三结合领导小组成员,这个人造反起家,上挂王洪文,下联七机部最大的造反组织“916”。

父亲说:“好!就拿230厂开刀。”

从当时留下的工作日志看,父亲先到的七机部一院。

一院,即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七机部主力院所之一,下辖十余个设计、生产单位,中国的航天事业就从这里起家。这里,他太熟悉了,从当年规划、立项开始,到选址、征地、编制、隶属关系、人员调配、设备购置、待遇标准,无一不是由他领导的部门计划和审批。“文革”前,他曾多少次在此坐镇督战。

第三天,他就带着他的小分队来到了一院下属的230厂及配套的13所。开始了他后来被人们戏称为是“1975年七机部大地震”的整顿工作。

父亲说:“我才不去纠缠那些乌七八糟的历史呢!什么这个派,那个派的,都给我恢复生产。以前怎么样我不管,谁要是再捣乱,就给我撵出去!革命,革命,喊什么?不把武器拿出来,不为国家出力,看着苏修美帝讹诈我们,这种人,连爱国主义都没有嘛!”

“叶帅交代我的任务是要尽快拿出东西来,这是专委的决心,也是中央的决定。完成任务,230厂是核心,解决得好,武器就上天了。我就是要从这里打开突破口,以点制面,以点带面,横扫整个七机部!”

“舒龙山只要努力工作,一视同仁。欢迎他成为造反派的好榜样,当然,也可能成为坏榜样。”

后来父亲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我知道,给我的时间不会很多的。坐到科委机关里指手画脚一下解决不了问题,何况那里到处是派性,纠缠在里面很麻烦。只有深下去,抓产品、抓型号,先把卫星送上去,全局就活了。整个国防工业系统,七机部是关键,一院是关键,卡脖子的地方又在230厂,搞平台的,没有它,导弹就翻跟头了,所以230厂是关键中的关键。仗就要这么个打法。”

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亲眼目睹他当年大战七机部的场面。但从许多亲历者叙述中,我仍然能感受到那一幕,惊心动魄!

科委科技部综合局局长陈保定,当时的小分队成员,1991年9月10日他对采访他的军报记者说:

“一进大院,就是大字横幅:‘张爱萍,你来干什么!’‘不许以生产压革命!’很明显,他们也大有来头。在一幅‘张爱萍滚回去!’的大标语前面,他抄起手杖,稀里哗啦地扯个粉碎。在进厂的马路上写着一行大字:‘张爱萍,你从哪里来,还滚回哪里去!’张爱萍说,就这样欢迎我吗?那我今天就要踩着你走进去!”

“这哪是工厂啊!院内一片混乱,研究室连口水也没有,问他们,说我们不喝水。厕所堵了多少年,污水一直流到大门口,还是我们去了后找了些部件给换上了。暖气很多地方都没有,管子都冻裂了。”

陈保定继续说:“科研生产就不用说了,有个车间百分之七十的千分尺都不合格,怎么生产啊?什么都是两派,一天到晚就是搞夺权和反夺权,各派内部的控制也很厉害。动不动就是大批判,谁不听他们的,就揪斗。从德国回来的专家姚桐彬就被他们给弄死了,是活活打死的。其他专家打扫厕所的干什么的都有。”

跟随父亲的邱锦春说:“一进车间,密麻麻的蜘蛛网从墙头一直挂到门口,地上厚厚的尘土能印下脚印。机床贴着封条锈蚀斑斑。工人们说,打‘文革’开始,这里的机器就没开过。”

“地下室是全封闭恒湿恒温无尘车间,一下去,就矗立着一根一米多高的大冰柱。首长说,天下奇景!到底是搞尖端,钟乳石长到工厂里来了!房顶滴水,有人找来顶草帽给首长戴。他说,这个办法好,以后大家都戴草帽上班吧!……垃圾成堆,汽车进出都是在垃圾上跑。马路都挖断了,你修好了,他又挖开,说是要从工厂把暖气接到猪圈去,猪也需要取暖。厕所的水从五楼淌到一楼,根本找不到人。”

父亲回忆时,我把上述这些说给父亲听,他说:“就一句话,惨不忍睹!”

3个月后,父亲向军委—国务院联席会议汇报。记录摘要:

张爱萍:作为战略核武器研制生产的核心单位230厂,实际上已经完全瘫痪了。4个车间1000多工人,只有4%在岗,96%的人已不来上班了。工人们说他们是8923部队,以后又改叫8200部队……

邓小平插话:什么意思?

张爱萍:这是工人们的话。8923,就是上午8、9点上班,下午2、3点下班。后来干脆上午8点、下午2点来,点个卯就走。一位女工对我说:这几年我们是在吃社会主义!拿着国家给的工资不干活,公家的东西想拿就拿想砸就砸,这在哪个社会能行?这不是吃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吃社会主义?这个话,概括得好!

申丙辰(工作组成员)插话:工人们说了,他们这里只剩下两项制度,一是开饭制度;二是发工资制度,其他的全没有了。

我们还是接着陈保定说:“他没有家,只能住海运仓招待所,每天一早,我们都到那集合和他一起走。”

我妈妈说:“因为是住招待所,他走得早,早上没有开饭,就自己给他冲点儿麦乳精,匆匆忙忙就走了。晚上很晚才回来,几乎每天都有等谈话的人,往往是通宵达旦。我真担心他吃不消,都这个岁数的人了,他的心脏病就是这个时候弄出来的。”

陈保定说:“他的红旗车一到,群众就围上来递申诉信,他也没有警卫员,司机老安帮他倒水,代他收这些信。我们的华沙慢,跟不上,等我们到了,他已经开讲了。

“找他的人可多了,老干部、年轻工人、有意见的、反对派的,什么三教九流他都见,党的作风在他身上很鲜明。有些人觉得他厉害,可我们不怕他。他下到车间,经常连一碗水都没有,他在台上讲演,下面工人就端水给他喝,用大瓷碗,他很豪爽,一饮而尽。下面的人就给他鼓掌。开始没有凳子,就站着和工人讲话,后来他一来工人们就围上来,给他端凳子,让他坐着说,他反倒站在凳子上去讲,听的人围的里三层、外三层。大会、小会,他走到哪儿,人们跟到哪儿。他不光自己讲,是要大家提问,什么都可以提,他来回答。

“他一个一个食堂地看,赶上开饭,就在大食堂和工人们一起吃,没有凳子,找个角落里站着吃。工人们都围着看,我们这伙人成了西洋景。”

邱锦春插话:“食堂的饭菜很差,加个菜吧,首长说,工人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偌大的食堂,居然找不到一张桌子和凳子,大家蹲在地上吃,首长腿折了,只能站着,菜碗只能放在地上,怎么吃啊?食堂没有开水,有工人用大瓷碗递过来一碗水,他端起来就喝……一个开国上将啊!”

没有经历过社会动乱的今天的人们也许很难理解这些了。从历史上看,凡天下大乱时,总有一批野心家、社会渣子浮出水面,趁火打劫。自“文革”以来,就有这么一批人,打着造反、批斗走资派的旗号,借助“中央文革”的力量,扳倒一个地区或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夺取那里的权力,拉起队伍,占山为王,为非作歹。用现在的语言说,就是一群有官方罩着的黑社会组织,而且更有甚者,他们有些已经取得了合法的头衔,革委会主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甚至出席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上了中央委员。他们上有靠山、下有队伍、横向有照应、社会有舆论。9年的经营,已成气候,尾大不掉。毛泽东也曾恼怒过多次,闹得没边了,上面扳倒了王关戚这样的小爬虫;下面也抓了像蒯大富之流的小头目。之后,又派出军宣队、工宣队,以稳定局面。但请神容易送神难,谁不懂得看上面脸色。你想,这些人都是“文革”的社会基础,你把他收拾了,还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还不搞到自己头上。何况新派的人里,都那么老实?投机者、野心家、阴谋家,取而代之者,大有人在。换来换去,还不是换汤不换药。

父亲自1967年3月就被隔离,就像毛泽东说的:“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当他目睹了这一切时,他斩钉截铁地说:

“七机部的问题,千条万条,我看就一条,恶人当道!”

“什么革命造反?什么保卫毛主席?什么反修防修?都是乘着天下大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拉自己的山头,占山为王,称霸一方。打蛇要打头,要害就在派性,不摧垮这些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拿掉这批派性头头,就无法实现天下大治,就无法声张正义,就什么事也做不成,就永无宁日!”

他可没有他的恩师周恩来那样的苦口婆心。他这个学生很干脆:“铲除派性,收回权力。”他在土地革命时期开辟中央苏区时不就是这样做的吗?“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不同的是,一个是武装斗争;一个是和平方式:给你讲道理,不听?那就敬酒不吃吃罚酒,组织处理——滚出七机部!

陈保定说:“张爱萍一来,旗帜鲜明。他讲了两条:一是发动群众,造起舆论,批倒派性;二是组织解决,釜底抽薪。釜底抽薪,就是把靠造反起家、专搞派性的造反派头头,如舒龙山这种人,坚决解除他们的职务。230厂是舒的老巢,张爱萍就是到他那里去演讲,他在全体大会上说,我来,就是来快刀斩乱麻的!张爱萍的魄力和胆识,和他大刀阔斧的作风,真正使我开了眼界。”

陈保定接着说:“3月27日的讲话是到230厂的第一次讲话,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把一个大车间挤得满满的,窗口外都挤满了人,有的人还上到天车上。他边讲、边听、边回答下面群众提的问题。台下不断地鼓掌……那场面就像列宁在1918。”

“他讲话从来不用稿子,念稿子哪有煽动力?开始我们按惯例给首长准备好了稿子,他看了一眼说,你们照着念不就行了,还让我讲什么!吓得我们都不知说什么好。他从兜里拿出一张台历纸,一讲就是两个小时。”

“他说,同志们,现在我是没有好话讲的,我想讲一点坏话。你们这个地方,讲这个派,那个派。说穿了,就是在利用派性掩护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乘着‘文化大革命’,捞取个人的名誉、地位、权力。利用派性搞他的阴谋活动,掩盖他做的坏事。我现在在这里就警告这些人,该猛醒了!我看广大群众、广大干部都是好的,只有你们这些派头头是坏蛋!”

“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文革’这么多年了,有谁敢讲真话的?有谁敢对这些造反派说三道四的?像他这样在大会上公开骂造反派头头是坏蛋的,还是第一次。人们钦佩他的胆量。”

父亲把他的全部怒火都宣泄出来了。

他说:“你们那些人,就跟旧社会里的工头差不多了,哪还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哪里还有一点人味?”

“请你们睡到三更半夜想一想,扪心自问一下,还像一个中国人吗?满脑子的个人利益,满脑子的小山头,小宗派,馒头都不如,是桌子上的小水泡,很快就会干的。只要太阳一照,不用说有太阳,就是电灯一照,也就干了。有人说我骂得太凶了,难道还要我对这种人讲好话吗?办不到!这些人派性迷了心窍,我能给你说好话吗?有的人嫌我糟蹋他,骂得太厉害了,有什么办法,你不改,我还要骂,而且要骂到底。”

他骂得是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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