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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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什么才管用呢?
父亲入主总参军事行政领域时,彭德怀的新政已经铺开了。官兵佩戴了军衔,干部住进了家属院。部队的营房都修成大通间,以营为单位集中,一个连住一间。周末,排以上军官可以回家,部队交由司务长代管。战士一律剃光头,戴船形帽,大家叫它牛逼帽……
参谋长向来是部队的大管家。对全军来说也是这样,只不过,是在总参谋长领导下,副总参谋长分工负责罢了。父亲调任总参,并负责军事行政工作,部队的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鸡毛蒜皮的事都归口到他这里。这倒挺适合他的特点,精力旺盛、事无巨细,又不怕得罪人,而且对分工的利弊得失又不是很计较。彭德怀和粟裕真聪明。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说:“分配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在乎做什么,只是干了,就要干好。我大量的时间是下到部队去,看看这些新的政策和规定究竟有什么问题没有,及时拿上来讨论修改,尽快制订符合部队实际的新的规则。”他又说:“中国太大了,哪里可能一个规定,东南西北什么都管的呢?但军队又必须高度统一,所以,就要到部队中去,发现问题。问题不能积压。”“我去,从不给下面打招呼,这样才能真正看到问题。”
我们那时称军人,都要冠以革命两字。现在还是不是,离开军队久远,我不知道了。但革命军人也是人,是人,就有衣食住行、七情六欲,就要生儿育女。战争、和平、现实、传统,交织在一起。
各项规定陆续出台。步兵团团部在乡镇,后来叫公社。陆军师师部靠近小城市或县城,野战军军部靠近中等城市。进城了!老婆们可以找到工作了,孩子们可以上学了,这对刚刚从战火中走过来的革命军人来说,真是个天大的享受。
不久,部队营区也发生了变化。学苏联时,一到节假日,军官们都回家了,部队就交给司务长管了,这像话吗?连长、指导员和部队必须住在一起,于是又恢复到战争年代那样,以连为伙食单位,一个排在一起居住。营部单独设立,团里设有家属区。老营长、老教导员家属可以随军了,但记住,只有周末才能团聚。不过,团级干部可以每天回家,终于能享受老婆做的饭菜了……
都不愿意戴牛逼帽怎么办?那玩意是不好看,洋鬼子的脸型是长的,亚洲人是圆的,扣上个牛逼帽,也太滑稽了。父亲回忆说:“什么都好办,就是帽子最难办!打仗要戴钢盔,帽子往哪儿塞啊?尤其是大檐帽,所以,军帽一定要是软质地的。”还是换成传统的解放帽吧,但衣服又配不上了,干脆连苏式套头的军装也换掉。“军装是按苏联样式,我也不赞成,它那个套头式不行,受了伤脱不下来。后来搞了两年,还是按我的办法改过来了。”新式军装的推行,从此给服装领域带来了个新的板式——解放式。这种中山装的改良型服式,在“文革”中曾盛行一时。“不过战士军装没有下面的口袋,给水壶、手榴弹袋让出位置。我建议采取美式的软肩章,大家也都不同意。”进入和平时期的中国军队,一步一步地在调整自己。
父亲抓正规化有他自己的原则和做法,他说:“正规化要讲,管理部队要严格,但我们不能搞国民党、日本人的那一套对待士兵,我们是人民军队。”学习苏军时,强化部队上下级的等级意识,强调下级见到上级要敬礼。父亲说:“下级见到上级要敬礼不错,但也要强调上级必须还礼,而且要主动握手。”他补充说:“对我军来说,礼节,更多的是官兵之间友爱的表示。”
“强调拥军不错,但还有爱民呢!地方政府和老百姓优待军人,军人呢?没有特殊情况的时候,要和群众一样。而且特别强调军人要谦让,在公共场所要有礼貌,要让座,要守规矩,还要讲卫生!不能过于强调军队的特殊性,我们是文明之师,要给全国人民起表率作用。”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就是“形象大使”。
形象重要,但不能偏废内容。父亲说:“军人上街买菜、抱小孩,这不是什么坏事,不应该阻止。”
“纠察人员对被纠察人员,一定要先行敬礼,这是同志间平等尊重的表示,即使这个同志犯了规矩。我自己也常出去检查,对士兵也是先敬礼。李平现在还在干这件事。”
李平,我很熟悉。他曾任总参军务部副部长,上世纪80年代退休后,痛感军风日下,于是每天早上站在旃檀寺北门,亲自纠察进出国防部大院的军人们的军容仪表。他已经不能穿军装了,一个老百姓居然敢拦阻军人,甚至还要登记违纪人的名字,熟悉李部长的人也就算了,老首长嘛,顶多绕道就是了,但许多新来者就不干了,口角难免发生。杨得志总长听说后,大怒,说,是我请他来纠察你们的。父亲讲的就是这件事。
父亲的秘书丁慎勉回忆。我随首长到图们江的边防哨所,那里的战士们穿的是布棉鞋,雪地巡逻时很容易被打湿,冻伤很多。首长要大家把鞋都脱下来,他一个个看。一个战士的大脚趾被冻掉了,首长问你叫什么名字,回答是朴顺义。首长站起来说,我这里向你赔礼了,是我们领导机关的工作没有做好。回北京后经和总后协调,一律配发了靴子。5个月后的一天,天下大雪,首长突然叫住我,去,问一下朴顺义的靴子解决了没有?谁是朴顺义?我有些发蒙。首长说:“你可真是不受其苦,不入其心啊!”50年后的今天,丁慎勉说:“朴顺义,这个名字,我永远不会忘。”
军委迟浩田副主席也和我讲过,上世纪50年代,他在华东,是团政治处副主任。上面说,爱萍首长要来检查工作。我们怎么等也等不来,后来才知道他早去了下面连队。当我们几个团领导赶到时,他和战士们正聊得欢呢。有个浙江籍战士,说话别人不好懂。你爸爸就让他把自己的名字写下来。那些战士哪见过这么大的首长啊,紧张得不行,钢笔又不出水。首长说,我看看,是过去那种自来水笔,笔尖堵了。打了盆水来,教大家怎么清洗。都是些农村兵,不懂也不奇怪。他脖子上挂着一部照相机,说,都过来,我给你们照张相。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父亲,过去我们的军队就是这样的。他沉思了好久,动情地说:“留恋啊!”
“彭带着我们去给毛汇报,毛说,解放军现在可漂亮了,你们身上那两块砖头是干什么的啊?”回忆中父亲多次提到这件事,联想到1965年取消军衔时他并未反对的态度,看来他是挺欣赏毛泽东这句玩笑话的。
“军衔是指挥的级别,是授予指挥员的。什么是将军?将军是指挥不同兵种联合作战的指挥头衔。我提出机械化师的师长必须授准将军衔,但其他同志说,那样将军就太多了。是嘛,现在什么人都搞个将军。离开了作战指挥,搞军衔就没有意思了。”
父亲饶有兴致地回忆这些细小琐碎的往事。我知道,那曾经是他的生活。
在新的变化面前,军队管理的形式方式不改变是不行了,但军队的宗旨不能变,两者的结合点又在哪里呢?从父亲的回忆中,我能明显地感觉到,他似乎在感情上,对于我军在战争年代形成的独有的道德理念和内在机制是留恋的,虽然他明白,走向未来与继承传统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就像许多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同志一样,父亲内心的天平似乎更倾向于后者。
3 一把板斧
还记得前面我讲过的吗?在我父亲报到时,彭德怀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词:“大刀阔斧”。是的,彭德怀完全能预料到,面对这样一架庞大的战争机器,要使它灵活轻便地运转,需要一把厉斧。
这支军队经过22年的浴血奋战,产生了它的10大元帅,10位大将,57名上将,和上百名中将,上千名少将。他们各个踌躇满志。今天,要带领他们迈进现代化之门,要裁减那些战功赫赫的部队,要关闭他们长期统领的部门,要改变他们习惯了的带兵方式,彭老总何尝不知道这项任务的艰巨。谁来领受这个任务?我想,在他脑子里肯定会闪现出许多的面孔,但他偏偏看中了张爱萍。除了资历、战功、学识、人品这些必须要考虑的条件外,恐怕还有一个极为重要,但又不好言表的因素——个性。要狠,但不能蛮;要计划周密,步骤稳妥。要敢干,还要能说;只有理直,才能气壮。敢得罪人,但不是只对下,不对上,分人行事。原则性要强,可办法要多,但又不能油滑。关键是不能有私心,要能舍得这顶乌纱帽。老实说,这样的干部有,但并不多,张爱萍可以算是一个。历史上的不说,就拿打一江山来说,百折不挠,关键时刻,敢于负责。台海危机过去了,现在慢慢回味,不是这家伙力挺,还不定怎么样呢!
华东军区的那封告状信,还真帮了个忙。状告他不认真理解上级的意图;岂有此理!难道上面反对打一江山?从中央到军委到总参谁说过不打了?是你自己理解错了嘛!至于骄傲、固执,这和坚持原则、据理以争,怎么区别得开?独断专行和力排众议同样也分不清嘛!说到生硬粗暴,对一个面对强敌的将领来说,未必就是缺点……要干成事,还真就要有张爱萍那股子拗劲。我们还就欣赏这种人。这种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这样看来,张爱萍无疑是个要找的合适人选了:一个能作为板斧使用的冲锋陷阵的人!
父亲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受领这项任务对他意味着什么;会将他带入怎样尴尬的处境;又将给他今后的人生带来什么恶果。甚至在他退休后,在和我谈起他自己的这段往事时,他都没有朝这方面去想过。如果他也像我这样去揣测他的上级,一事当前,先去分析个人的利弊得失,那他就不是张爱萍了,也就不会有他自己辉煌的历史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生活中,聪明过人的人,往往成不了气候。当然,我还不能算是这种人。
父亲晚年回忆说:“那时的机关,是按苏联编制搞的,共8个部,除总参、总政、总后外,还有训练总监部、总干部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此外,还有军委办公厅和总参办公厅两个办公厅。总参内部又有十几个部、局。体制重叠、庞杂,不合理,必须精简。”
军委只是党在军队中的委员会,对下行使职权是通过总参谋部的。而按苏联模式建立的八大总部,实际上实行的国防部体制,也就是政府管理体制。要管理这8个方面,军委就必须成为实体,建立自己的办事机构。父亲说:“我还是认为按我们传统的司令部体制为好,提出撤销它5个,恢复到司、政、后三大部。总干和总政合,财务和后勤合,军械、装备合,军务部和队列部合,训练总监部合并到总参,监察部干脆撤掉,没什么可监察的!军委办公厅和总参办公厅合,没有必要搞成两个。”
“其他同志都赞成我,但粟裕不肯去汇报,说你去和彭说去。”
“彭老总基本同意我的设想,但还是有些顾虑,他对我说:总干正在评军衔,工作任务很重,合并会不会影响工作?训总部长是叶剑英,弄到总参下面是不是合适?最后,彭老总决定保留总干部部和训练总监部,其他部合并。”
彭老总考虑的还是很周到的。
拆庙历来是复杂微妙的,一直搞到1957年才算最后敲定下来。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决定,训练总监部、通信兵部、防化学兵部划归了总参;总干部部、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划归了总政;军械部归属总后;撤销了总参谋部警备部;撤销了省兵役局,并入了省军区,将市县的兵役局改为人武部。
父亲说:“机关合并还是比较顺利,但牵扯到军种就遇到问题了。当时是陆、海、空、防空、公安5个军种,防空军是按苏联模式搞的,它分战略空军和国土防空军。但我们的防空军没有飞机,机场、雷达、气象、勤务都要靠空军,一旦要用都得向空军借,这样的防空军没有意思。公安军也没必要搞,我在浙江省军区工作时,就认为把大批野战军改成公安军不合理,并向陈老总反映过。到总参后,调查得多了,更是认为边防有省军区,内卫有内卫部队,再搞个公安军,纯属多余。”
解放初期,空袭频繁,我国幅员广大,重点目标多,因此效仿苏联的做法,建立起独立的防空部队。防空依靠的是歼击航空兵和地面高炮,而防空军自己仅有高炮、雷达、情报、探照灯等兵种部队,歼击航空兵全部编配在空军。实际上,我们的空军就是一支防空部队,直到现在除少量的战场支援力量外,也没有苏美那样的战略轰炸部队。因此,要地防空任务是由空军和防空军一起担任的,而且空军逐渐还唱了主角。这种交叉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