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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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面对左派“不爱国”“卖国汉奸”等指责，金庸发表《爱国爱国，爱的是“国”》社评，直言中国这个国家已经存在了五千年，“所谓‘爱国’，爱的是‘国’，而不是爱哪一政府、政党或党魁”。“爱国，是爱我们的国家，并不是假爱国之名而爱自己。”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向英勇的港九爱国同胞致敬》，3日，王力执笔的社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提出，“把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香港的左派“斗委会”认为北京支持他们，甚至误以为北京已作好随时收回香港的准备，组织工人大罢工。左派报纸积极配合这场“反英抗暴斗争”。
6月6日，金庸在《本港左派拥刘少奇》社评中指出，左派曾支持刘，现在“刘邓陶”被打倒，内地风向转了，他们“唯一的办法，只有将功赎罪，即刻立一件发扬毛泽东思想的大功”——
关于香港的五月事件，现在已可看得很清楚，那完全是本地左派人士所主动进行的，并非北京有命令来叫他们采取行动。
……我们只希望他们自己抚心自问：“为了少数人自私自利的打算，因而危及香港四百万人的和平自由生活，妨碍到中共对香港的基本国策，损害了毛泽东思想的威望，是否应该？”
从6月5日起，在澳门当权的左派势力不准《明报》《明报月刊》进入澳门，包括《明报》在内有十种香港报纸被禁止进入澳门。6月9日，金庸发表社评《本报被禁行销澳门》：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当人们丧失了言论自由之后，随之而来迁移的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以至宗教信仰、求学和婚姻的自由都会逐步地丧失。……
为了宝爱我们的自由，决不能容许左派人士将他们专断的意志强加于香港三百多万居民的身上。……
你们禁止《明报》销入澳门，我们在经济上当然受到损失，但你们想压迫我们投降屈服，那完全是痴心妄想。你们在香港不能取得胜利，《明报》当然继续出版，跟你们斗争到底。你们如果在香港胜利了，《明报》当然消灭，但你们的命运，与我们毫无分别。
他的立场招来左派一连串的攻击，“汉奸”“走狗”“卖国贼”“豺狼镛”等帽子都向他飞来。在香港一间国货公司的橱窗显著位置，展出“十大汉奸”，他被列为头号“汉奸”，谑称“豺狼镛”，有照片，有文字，引起许多市民围观。
6月23日早晨，《明报》一出版，立即引起轰动，第四版赫然刊出《敬告同业，行动起来》的声明，署名“明报机房工人斗委会”，说《明报》的机房工人已成立“斗委会”，号召同事加入，支持他们的行动，“我们流血流汗，挨更抵夜，老板却赚了大量金钱，到瑞士去做寓公，这样的事情绝对办不到”。当天，金庸工作过的《新晚报》不仅转载这个声明，而且说“民族败类查良镛，眼见抗暴怒潮势不可当，胆怯心虚，怕得要死，早些时候已溜去瑞士，他的老婆也于日前去了星洲，留下了报馆职工，替他赚钱抵罪”。实际上，他去瑞士是出席国际新闻协会年会，一星期后即回港。①
金庸和沈宝新决定暂时将报纸缩减到日出一张，过了几天才逐渐恢复正常。6月24日、25日，《明报》连续发表《敬告读者》《再告读者》社评，表示对左派的厌恶，《明报》系统根本没有什么“斗委会”的存在。
当时，《明报》副刊上正在连载他的《笑傲江湖》，“五岳剑派”刀光剑影，权谋狡诈，江湖路上步步险恶，现实中香港的斗争一点也不亚于金庸笔下的江湖。
“六二三明报事件”后，读者来信比平时多了七八倍，不少是亲自送来的，一致表示对破坏者的愤慨，支持和鼓励《明报》，有读者要他们保持一贯的作风。②“五月风暴”再一次给金庸和《明报》带来机会，日发行量从8万份攀升到9万份（逢星期天12万份）。他提出“我们的报纸”口号，表示《明报》是读者的报纸，与读者休戚与共。《明报》的广告也明显增加了，连头版都不时被大幅广告挤占，这在过去是少见的。
五、暗杀名单
进入7月，左派发动群众搞武斗，烧巴士，投石头，掷鱼炮，香港交通曾陷入瘫痪，市面一片萧条，市民惶惶不可终日。7月13日，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恐怖世界，人人自危》说：“这些恐怖行为，形势日趋恶化，香港非垮不可。所有居住在香港的人，不论是港英当局、左派人士还是普通市民，人人都跟着一起垮。”并表示，“《明报》是为读者而存在的。……今天广大读者的安全和生命遭遇到威胁，本报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安全遭遇到威胁，我们的命运相同，我们的意见和要求也是相同的。”他呼吁左派的领导人、香港政府一起平息骚乱。
①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60—162页。
② 《明辨是非，报道事实》，《明报》1967年6月27日。
23日，《新晚报》刊出一篇恶毒谩骂金庸的“奇”文，三行大字标题：
绿村电台《特种狗经》介绍
最佳汉奸狗胆豺狼镛
是一只反骨阴湿恶狗
正文说：
“豺狼镛”的正名是叫作查良镛，笔名是金庸，是香港汉奸报《明报》的东主，是港九文化汉奸狼。查良镛这个汉奸，耳后见腮，是一只又反骨又阴湿的特种狗。讲到这只狗的狗性，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其自私自利，只要利之所在，祖宗可以不要，国家可以不要，至于什么人间正义，更加当作烂鞋。
接着揭发他的“恶劣言行”，指出他的人生哲学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个人的私利，什么事也可以做”。如果狗有狗格，“极端自私自利”就是“特种狗”的狗格。列举他“出卖国家民族”的“卑鄙勾当”，祖国有什么进步，“都要狗口张开，咬牙切齿，大吠特吠，乱闹一通，一心同祖国人民为敌”。凡是港澳“爱国同胞”，“人人都恨不得宰而烹之”。①
7月18日，《明报月刊》编辑部组织文化界人士，座谈“香港骚动与香港前途”，参加的有胡菊人、丁望、周青、戴天、项庄、高雄、王世瑜、简而清、陆离等人。“最应该关心香港安危的，自然是我们生活于斯的中国人。对于香港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必要时可以离去……但我们香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却是无处可去，无路可走的。因此，我们对香港问题，应该不仅关心，同时更要爱护和保卫她。”②
当时他们以为局势已暂时安定下来，可以松一口气了，却不料7月中旬以后，香港街头多次出现土制炸弹，由于真假莫辨，被称为“真真假假菠萝阵”。有时“真假菠萝阵”一天就发现十多起，8月20日有两个小孩被炸死，激起市民不满。
① 转引白杨莉歌《金庸传说》，160—162页。
② 《明报月刊》1967年8月号，100页。
7月28日，金庸在《明报》社评指出，“少数捣乱分子一开始便和广大群众为敌，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了”。8月23日，外交部造反派指挥上万红卫兵和干部群众火烧英国驻北京代办处，酿成严重外交事件，香港左派欢欣鼓舞。次日，香港商业电台著名男播音员林彬（林少波），因为在他主持的“欲罢不能”“大丈夫”节目中讽刺挖苦左派的暴行，受到广大市民喜爱，成为新闻界第一个牺牲者。暴徒事先打听好了林彬上班的路线，装成修路工人，拦住林彬的汽车，拉开车门浇上汽油，将他活活烧死，其同宗兄弟林光海也伤重而死。《新晚报》当天以套红大标题刊登《锄奸突击队司令部，惩林彬后发表公告》，《明报》发表读者来信，要《新晚报》交人，但凶手一直没有归案。林彬的死震惊整个香港，《明报》作了大幅报道，金庸接连写下《烧不灭正义的声音》《敬悼林彬先生》《历史上有他的名字！》等社评，愤怒谴责暴徒残害生命的暴行。“香港四百万市民，除了一小撮左派暴徒之外，我们大家命运相同，只有团结在一起，坚持抗暴斗争，才能保卫我们的生存和自由。”
在左派群众编印的地下小报上刊出了一份六人暗杀名单，“查良镛”就在其中，另外五人是立法局、行政局议员＇。 ＇李福树、简悦强，亲台湾的《真报》总编辑陆海安，署理华民政务司徐家祥，新界乡议局主席彭富华。①金庸家收到过一个邮包炸弹，王世瑜发现邮包可疑，于是报警，警方在他跑马地家门口引爆了那个炸弹。②这是他一生中遇到的一个生死关头。他只好放下《明报》业务，带家人到新加坡暂避，顺便到那里的《新明日报》巡视业务。他离港期间，报社业务由沈宝新负责，编务由总编辑梁小中主持，社评由梁小中、胡菊人执笔。其间，几百名左派分子气势汹汹赶到南康大厦，准备破坏《明报》，扬言要火烧《明报》。因为他们事先有了防备，将编辑部的标志拆了下来，还在大门外安装了铁闸门，排字房工人甚至把铸字用的铅熔成铅液，抬到天台上准备抵抗。汹涌而来的人流一下子没找到编辑部所在，等他们找到，铁闸门已关上，混乱中大队警察赶到，《明报》免于一劫，只有承印《明报》的印刷厂被捣乱。
① 张家伟《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165页。
②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88页。
金庸人在新加坡，心在香港，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打电话询问暴动的进展情况、《明报》员工的安危。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他准备暂时关闭《明报》。“五月风暴”延续几个月，记者外出采访要冒生命危险，编辑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遇上戒严就回不了家，还要被左派谩骂乃至追打，精神上饱受困扰。记者李广荣说每天要抽三包烟，缓解压力。
金庸说，“《明报》固然受到敌人的严重威胁和压力，但从读者和朋友方面得到的爱护和支持，却是十倍于彼也不止”。
虽然处境危险，他内心不免担心，但想到自己武侠小说中的那些大丈夫，他拿他们来勉励自己：“虽然害怕，但不可卑怯退缩，以致被我书中的英雄们瞧不起。”①
“五月风暴”是香港的一场劫难，财产损失不计其数，造成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5000多人道拘捕，其中左派记者14人被捕。他听说，最后是周恩来下令制止这种违反中央政策、破坏香港稳定繁荣的行动。金庸认为，港督戴麟趾处理大动乱的容忍和坚毅，更是十分难能可贵。（1971年10月3日，戴麟趾卸任离港之际，金庸发表社评《法治、和平、自由、尊荣》，给予高度评价。）
大约8月底，香港局面趋向缓和，到10月底市面恢复正常。金庸回到香港，左派对他的人身威胁并没有解除，所以长期受到香港警方的保护。10月24日他发表社评《请斗委检讨“炸弹斗争”方式》。直到1979年，主持港澳工作的廖承志复出，下令左派不要再攻击《明报》。有了这番经历，他才敢说：
每一个阶段中，在坚持自己的主张时，都面对沉重的压力，有时甚至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但是非善恶既已明确，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②
六、《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自1967年4月20日起在《明报》连载，正是内地“文革”愈演愈烈之时，“五月风暴”即将袭港。小说连载不久，人们就感到它在影射“文革”，称之为“政治寓言”小说。金庸说：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22页。
②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19页。
写《笑傲江湖》的那几年，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权派和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人性的卑污集中地显现。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这部小说并非有意地影射“文革”，而是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①
《笑傲江湖》刻意模糊了时代背景，因为金庸想写一些普遍性格，生活中常见的现象，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他否认有意影射“文革”，但无意中还是让人感到似曾相识。他每天要在报纸上写一篇社评和一段小说，或许写时不知不觉受了影响。②他反对“文革”的个人崇拜，反对用暴力压迫正派人。黑木崖上，对东方不败的个人崇拜大行其道，其情人杨莲亭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推波助澜，使个人崇拜之风登峰造极。所有教众提到东方不败都必须加上“文成武德，仁义英明”的定语。个人崇拜遍及老弱妇幼，对于未成年的孩子尤其有效。他们被要求读教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