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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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人性”有“共通的邪恶”，既然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也就难怪要正邪不分，是非混淆了。在《倚天屠龙记》中，金庸着力刻画了正派人物之“邪”，有狠毒残忍、滥杀无辜的峨眉掌门灭绝师太，有品格卑劣的昆仑掌门何太冲，甚至少林寺的“神僧”当张三丰来和他们交换《九阳真经》之时，也曾使用了诡诈的手段。正派之“邪”到了“六派围攻光明顶”而发挥得淋漓尽致。总之是要给读者一个印象，正中有邪，邪中有正，不论正邪，人性中都是有邪恶自私的成分。②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97页。
② 梁羽生《金庸梁羽生合论》，《海光文艺》1966年第1—3期。
六、报答“死党”
1961年仍是《明报》困难的一年，金庸不断发动武侠小说攻势，同时连载两部武侠小说，与“神雕”“倚天”同时，短篇武侠小说《鸳鸯刀》《白马啸西风》相继登场。
5月1日，《鸳鸯刀》开始在《明报》连载，与《神雕侠侣》安排在同一版面，当天“神雕”已连载到709天，到5月28日《鸳鸯刀》刊完，“神雕”还没结束。
《鸳鸯刀》的故事很简单，名声显赫、高深莫测的“太岳四侠”不过是外强中干、名不副实的草包，逍遥子滑稽可笑，临危之际还念叨着“朝闻道，夕死可也”；“夫妻刀法”只有彼此回护、心心相印才能发挥出威力……全篇围绕争夺刻有重大秘密的鸳鸯刀而展开，谜底揭开，不过是“仁者无敌”四个字而已。
当年10月，《白马啸西风》开始与《倚天屠龙记》同时连载，安排在另一副刊版面，到11月结束。这是金庸1960年为电影公司创作的一个剧本，围绕着高昌古国一张蛊惑人心的迷宫地图展开，在血腥的拼杀和无情的阴谋、赤裸的欲望下，伴随着“或缠绵诱人，或辛酸感人，或凄惨动人”的爱情故事——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文秀的父母得到这张神秘地图，因此惨遭同门杀害。通灵的白马闻到水草的气息，冒着漫天风沙将昏倒在马背上的李文秀驮到哈萨克人居住的草原。美丽的草原，善良的老人（实际上是一个为躲避师父追杀而易容的青年），使她渐渐淡忘不幸的惨剧，她学会了哈萨克语，在恬静的牧歌中开始新的生活。哈萨克青年苏普的出现却打破了她止水般的心灵，爱恨情仇，又在草原上演绎成一出悲剧……
“如果你深深爱着的人，却深深地爱上了别人，有什么法子？”李文秀回答不了，《可兰经》也回答不了。即使得到了宝藏又能怎么样？她带着无数的问号，带着无尽的痛苦回到中原。
《明报》同时连载金庸的两篇武侠小说，就是想紧紧抓住他的“死党”读者。表面寡言木讷的他内心却很坚韧，这一个性类似他笔下的郭靖。为了报纸的生存，他不辞辛劳，一手写社评，一手写小说，常常同时连载两部作品，几乎成了“写稿机器”。这是《明报》最艰难的时期，也是他一生最艰难的时期。他所心仪的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挑战与应对”，一种文明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和沈宝新及其他《明报》同人愣是将一张几乎没有什么前途的小报苦苦支撑了下来。
《明报》内容有所丰富，人手也增加了。1960年，发行量增至13600多份。自1961年1月起，《明报》又请权威的马评家简而清（简老八）、简而和兄弟主编马经专栏（以后又请狗评家汪昆以“识途老狗”的笔名写狗经），以迎合市民的口味。体育专栏也请体育界消息最灵通的马兆华主持。
7月16日，他发表社评《本报进行加强国际新闻》说：
从明天起，逐步加强国际新闻，严格遵守公正无私、不左不右的立场，拥护中国人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
明报虽为小报，但博大有容，不害怕、不拒绝任何方面的意见。本报本身的评论，则以“预见和分析”为两大目标。
1961年，《明报》日销量上升到22000多份，与《超然报》等小报相比，发行量也不算太低，虽然离大报的目标还非常遥远。这年5月20日《明报》两周年时，查良镛写下《忠心耿耿，报答“死党”》社评，回顾两年来的艰辛和欢喜，又一次坚定了两年前立下的宗旨，决心公正无私、努力不懈地为读者服务。台风袭港，报纸发行量和平时完全一样，一份不少，靠的就是“死党”，有的人即使当天不上街，第二天也要补买。发行部经常做的业务之一是补报纸，有读者到日本或英国旅行，少看了三个星期，要求补齐。
香港报界有一句老话“挨得就得”。如果说《明报》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支撑起来的，诚然没有错，最初的三年，武侠小说、马经、电影消息以及他短小的评论，对香港新闻的详尽报道，都算是特色。被誉为“铜笔铁算盘”的沈宝新也在不断摸索、改变报纸的经营手法，拉拢广告客户。他说自己是“顶硬上”，印刷、发行、广告一脚踢，第一年有过每天工作十八到二十小时的纪录。过去的一年，《明报》的日发行量增加了9650份左右，广告收入也增加了（虽不及发行的增加速度），总收入也相应增加，全部用在改进报纸的内容上。查良镛在社评中说：“我们当然不是永远不赚钱，而是：忠心耿耿／报答‘死党’／报纸办好／来日方长。”他知道，《明报》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第八章 《明报》崛起
一、“逃亡潮”
1962年5月，是《明报》最重要的转折点。“五月逃亡潮”（或称“五月人潮”）改变了这张报纸和金庸的命运。
1959年到1962年内地发生大饥荒，广东靠近香港，对于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老百姓来说，偷渡来港自然成为他们的活路。1957年六七月就发生过一次“大逃港”，最高峰时每月有几千人偷渡，但与1962年相比，这个规模根本算不得什么。这次“大逃港”到5月达到高潮，每天都有几千人涌入香港，不仅有宝安的，还有东莞、惠阳、广州乃至外省的。主政广东的陶铸一度下令把边关的岗哨撤了，从5月5日到5月22日，人潮涌动，纷纷涌入香港，最多时一天就有八千多人，到9月才全面收缩。保守估计逃出人数不少于20万人。①
① 陈秉安《大逃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182，183、197、199页。
香港这块弹丸之地，1961年5月30日的人口统计已超过313万，交通、住房、医疗、饮水等方面压力都相当大。突如其来的逃亡潮席卷香港，港督柏立基束手无策。“即捕即解”只是仓促应对之策，堵截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人流依然潮水般涌来，警察只能将他们堵在深圳河边的梧桐山一带。
报纸以报道新闻为天职，面对“逃亡潮”这样全社会关心的大新闻，怎么能保持沉默？在政治上坚持中立，竭力不左不右、不抱成见的《明报》，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也不愿多惹是非，一直没有登载，只是5月8日以“爷娘子弟哭相送，尘埃不见罗湖桥”为题，在头条位置刊出五百多偷渡入境的难民被集体遣返内地，送行亲友临风涕泣、哀声动地的新闻。港英当局声明，5月最初的十一天中因非法入境被捕的就有上万人。
困在梧桐山一带的难民越来越多，港英当局一筹莫展。良心的驱策使《明报》不能再安于做一张娱乐性的报纸。“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只好刊登一些。但再过几天，《明报》的采访课整个沸腾了。记者们从边境带回来的眼泪，洒在编辑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们激动的表情和辛酸的言语，使每个人的良心不能平静。港闻版的编辑不断地问：‘登不登这消息？’每个记者都在不满：‘这样的大消息也不登？’”①
金庸出身于《大公报》，深知左派对付异己的态度，内心顾虑多多，知道会得罪许多朋友。他想到不久的将来，左派会借故进攻，什么帽子都会送来，甚至以后一生的日子都很不平安。面对事实和良心的严重考验，他的内心在挣扎，最后他还是下决心大篇幅地如实报道，发表成千成万同胞的苦难。从5月11日起，他几乎派出所有记者到第一线采访，沙头角、粉岭、元朗、罗湖等移民聚集的地方，到处都有《明报》记者的身影，他们了解难民的生活、心态，并拍摄了大量照片。这是《明报》创刊三年来首次大规模的采访，也是第一次与几家大报硬打硬拼、争抢新闻。《明报》头版连日都是有关“逃亡潮”的报道，大标题，大图片。5月13日，他发表《巨大的痛苦和不幸》社评，指出这样大的“逃亡潮”，是由于“连续三年来内地的灾荒，粮食发生严重困难”，“逃亡潮”令香港当局很感头痛，内地当局想必也感到头痛，更感到痛苦的是偷渡入境又被遣送回去的同胞以及他们在香港的亲友。面对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会感到束手无策。
① 《敬请指教和答复》十一，《明报》1964年12月8日。
5月14日刊出的《边境采访记》报道，“梧桐山中云愁雾惨，遗下不少伤病妇孺”。当天，查良镛安排龙国云等记者前往梧桐山一带采访，由于香港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拦截，大量偷渡者被堵在山上，许多老弱妇幼在山上跌伤、患病，他们水尽粮绝，吃树皮、木菌，坐以待毙，至亲的人也无法相救，于是夫弃其妻，兄舍其弟。生平不会哭的龙国云，每天都睁着双眼流泪。5月15日，《明报》头版头条刊登陈非（龙国云）的特写《梧桐山上惨绝人寰》，大字标题非常醒目。另有一篇《边境山头一片呼儿唤母声，闻者心酸肠断》，慈母背婴儿翻越梧桐山，母死儿生，哀啼尸侧，同行者恻然俱无人加以援手。他发表社评《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与此相呼应：
……由于饥饿而求生，这是每个人所要争取的最低限度的权利。我们在香港的居民，幸而没受到饥饿的威胁，但我们大多数也都是从内地来的，只不过早来了些时候而已。想到那些陷身于苦难中的同胞，谁都会感到恻然难过。我们极盼中共当局派人去救援，也极盼本港当局派人去救援。
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火速！救命！”的大标题，震撼人心。有人说，这是查良镛开始受读者注意，与读者拉近距离的一篇社评。《明报》的人力、物力，根本无法与大报相比，但他的社评独辟蹊径，在新闻报道之外，引起了读者的重视。5月21日、22日，他发表社评《协助警方，共渡难关》《请勿加重警方困难》，23日他发表社评《巨大的定时炸弹》：
事实上，这件事好比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警方人员正在小心翼翼、全神贯注地设法移开，是否能够安全解决，现在尚未可知。万一处理稍有不慎，以致爆炸开来，那么全香港320万居民就要受到极大的灾祸。……我们呼吁市民，不要阻挠警方处理这难题，不要认为警方执行任务，是对我们中国人含有敌意。……不要轻视这个危机！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安居乐业，和这个炸弹是否爆炸，有极大的关系。
面对“逃亡潮”，查良镛从不闻不问到全力以赴，有人说这是他在社会变动中学到的生存伎俩。从5月13日起，他安排记者每天送一车食品到边境，分发给难民。读者连日送来善款和食品，小小的报馆仿佛成了一个人道主义救援中心，全体员工忙得透不过气来。《明报》两次刊登《本报读者捐款芳名》，其中一次就有20笔共1510元港币。许多读者打电话愿捐款、捐面包等，也有许多读者响应《明报》的呼吁，愿参加救援队上梧桐山救人。5月18日，查良镛还发表社评《请当局准许分发救济品》，但香港当局禁止他们进入边境。5月19日只好刊登启事《本报暂停接受读者捐款》，“因限于各种环境关系，未能顺利展开救济，故暂时停止接受捐款”。
当时，《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都在大力报道“逃亡潮”，但对难民的实际救助远不如《明报》。《明报》因“凸现了人道主义和个性”而贴近读者，出现希望的转机，在香港林林总总的报纸中脱颖而出，刹那的光芒甚至让所有的大报黯然失色，几乎一夜之间就让香港市民刮目相看，突破了销量在2万多份徘徊不前的僵局，5月份平均日发行量31068份①，当年下半年突破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