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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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顾秀英活到1989年去世，享年77岁。蒋连根《金庸与他的两位母亲》，《名人传记》2002年第3期，41页。

从此，查良镛再也没有踏进故乡袁花的旧居一步，即使到了袁花镇上，他也没有回村里看过一眼，他熟悉的那个家早就不在了，那些书画都失去了。他家的老屋本来是康熙年间建的，日本人毁了一部分，剩下的土改时被平掉了，再也不可能恢复了。现在的“旧居”是当地政府重建的，他说小时候住的老家不是那样的。①

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查良楠留在海宁，一提起此事就满眼泪水：“母亲临走前有遗言，希望我能见二哥一面，感谢他对母亲的照顾。”多年来，良楠一直守着查家“旧居”，守着母亲沉甸甸的嘱托，守着一份兄弟重逢的期待。②

弟弟妹妹推测，“父亲的死仍是他心中不愿触碰的痛”。虽然查良镛和他人提到此事都只是淡然地说，他的父亲凋零于当时的运动风潮，他得悉后自然感到十分悲伤，但身为政论家，当以理智为先。当年陨灭的不只他父亲，还有两百多万大小地主。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父亲的死亡本质上与惨酷的国共战争中阵亡的一员普通将士并无二致。那实在是一场时代的悲剧。他在述说这段不幸往事时的冷静令人惊讶。③

五、“下午茶座”

查良镛在《大公报》国际新闻版的同事对文学有兴趣的，有萧乾、袁水拍两位前辈，有喜欢俄国文学、后来做过《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谭文瑞，他跟他们常谈的是希腊悲剧等话题。④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展现普罗米修斯伟大反抗精神的三部曲，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戏剧《鸟》都是他熟悉的。他认为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歌颂人对压迫者的反叛精神的，而不是对压迫者歌功颂德。在谈电影《天仙配》时，他列举许多希腊神话中神与凡人恋爱的故事。奥菲尤斯对妻子优里狄加爱情的伟大，有着令人感动的深度。妻子死了，他伤心异常，决心到黑暗的冥府找她回来。这个高明异常的音乐家，他的竖琴能感动万物，把冥王也感动了，许他妻子回到人间。然而他在冥府门口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他的妻子从此永远消失了。神话中爱情的恳挚和音乐的魔力都很感人，主题却是“人类不免一死”这个无可逃避的命运。①

①　《金庸华山论剑》，陕西华山旅游发展总公司编印，2003年，36页。

②　《环球人物》2011年9月26日。

③　《明报月刊》1992年4月号，13页。

④　金庸《关于“金庸茶馆”》，《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7月18日。

在《大公报》工作之余，查良镛着手翻译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这部博大精深的历史巨著不仅涉及错综复杂的欧洲历史，还有对埃及、巴比伦、波斯历史的深入分析，“因西洋史的修养不足（尤其是涉及埃及、巴比伦、波斯中亚的部分）而遇上困难时，就自行恶补而应付之，我把这些困难都当作是汤恩比（即汤因比）博士所说的‘挑战’。凭他当时的学力和英文水平，翻译这部大书无疑是个挑战。后来因工作需要，报馆要他翻译与中国革命战争、朝鲜战争有关的时事书籍《中国震撼世界》《朝鲜战争内幕》，《历史研究》的翻译就暂时搁下来了，这一搁就再也没机会重新捡起来。”

后来他见到台湾出版的陈晓林的中译本，译笔流畅，“年轻时开始的这份努力就此永久放弃”。但他对汤因比的热爱一生都没有改变，“此后数十年中，凡是汤恩比的著作，只要买得到、借得到的，一定拿来细读，包括《文明受考验》《战争与文明》《从东到西——环游世界记》《对死亡的关怀》等书，以及他与池田大作先生《对话录》的英文本”。查良镛对中国历史大势的判断，对中国文明的观点都深深打上了汤因比的烙印。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香港《大公报》《文汇报》这些左派报纸“一般不用外国通讯社的稿件，特别是关于朝鲜战争的消息，更是拒用外电”。②可是新华社的消息来得比较慢，为了及时报道战况，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考虑办一张“灰色”的晚报。10月5日，《大公报》分出部分人力创办《新晚报》，罗孚担任总编辑。③

①　多年后，金庸在《笑傲江湖》中借用这个“不许回头”，令狐冲在洛阳绿竹巷初遇任盈盈，一直隔帘交谈，没有见过她的容貌，绿竹翁一声“姑姑”，让他以为她是个德高望重的老太太，于是以“婆婆”相称。

②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38页。

③　罗孚（1921—2011），1941年香港沦陷后，1939年创办的《大公晚报》转到桂林，罗孚刚进《大公报》做练习生，常在《大公晚报》副刊“小公园”写些杂文，受到《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徐铸成的赏识，不久便接编“小公园”。罗孚在《大公报》前后服务四十一年，其中有三十八年在晚报工作，长期担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

1952年，查良镛在《大公报》做了几年国际电讯翻译兼编辑之后，转入《新晚报》做副刊编辑，当时的主要栏目有“下午茶座”“天方夜谭”“香港风情”“文化快餐”等，他主编“下午茶座”。他在《东南日报》和《时与潮》工作时就编过副刊，对琴棋书画、音乐、电影、舞蹈等都有兴趣，这个消闲性的副刊栏目正对他的胃口。他常常动笔写作，这是他踏入报界后第一次大量写作副刊文章，为此起了“林欢”“姚馥兰”等笔名。他说，“姚馥兰”就是英文YourFriend（你的朋友）的谐音，因当时副刊男性色彩偏重，他想以一个女性味道十足的名字来写影评，冲淡一下。①笔名本身可雅可俗，而雅俗共赏正是他追求的目标。

查良镛说自己本来是电影的门外汉，只是由于工作中要处理关于电影、戏剧的稿件，有时还要自己动笔写，比如读者就正在上映的影片来信，他就要撰文解释，于是他开始每天如痴如狂地阅读电影与戏剧的理论书，在很短时期内就变成了这方面的“半专家”。他说，他虽没有实践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与认识，已超过普通的电影或戏剧工作者。从此，“即学即用”成为他主要的工作方法。不熟悉他的人以为他学问渊博、知识面极广，其实，他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从“外行”转为“半内行”。②

因为要写影评，他几乎每天都流连于电影院。从1952年到1957年，他写了五年影评，大概每天看一部电影，看得最多、评得最多的是外国电影，如根据莎士比亚作品改编的《恺撒大帝》《王子复仇记》《奥赛罗》《理查三世》《第十二夜》……当时，许多读过这些影评的人，“都说文笔委婉，见解清新，是一时之选”。③为了写这些影评，他不断地去看书、查资料，为了研究《恺撒大帝》等几部莎士比亚戏剧的来源，他读了对后世文学和历史影响甚大的《布鲁达库英雄传》，他认为没有这部书，也就没有莎士比亚的几部重要戏剧。典雅华丽的英文，对他当时的英文程度来说太难了一点。他苦苦研读，又是学英文，又是研究文学。④

《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香莲》《红楼二尤》这些内地电影，查良镛同样喜欢，并写出了有滋有味的评论——

①　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99页。

②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92—93页。

③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89页。

④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78页。

我在看影片《梁祝》的时候，首次感到心酸的是在“十八相送”；看《天仙配》，听到董永唱“听她说出肺腑言，倒叫我又是欢喜又辛酸。董永生来无人怜，这样的知心话，我未听见”这几句话时，忍不住流下泪来。这两场本来都是欢乐的场面，却令人在喜悦之中受到极度的感动。我想，这因为在欢乐之中，也蕴蓄着真诚的深厚的感情，而这种感情使人流下泪来。因为真诚的友谊、纯朴的爱情、受到怜惜时的感激，都会强烈地打动人心。

……《天仙配》强调的是人。七位仙女赞美世人，羡慕凡间的生活而把人间的渔樵耕读都赞上一赞，这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那些伟大的作品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赞扬人的品质，肯定人间的生活……①

通过写影评，他结识了不少电影圈中人。电影看多了，影评写多了，他甚至动手写起了电影剧本。1953年，他将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改编成电影剧本《绝代佳人》。

舞蹈也是查良镛那个阶段谈得最多的，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乌兰诺娃跳的新婚翌晨分别的那场舞，《天鹅舞曲》中普莱列兹谢卡雅的一场双人舞，《魔宫艳舞》中罗拔·海普曼把烛泪变成宝石时那潇洒的转身，《人情海潮》中摩娜丝拉临死前的那场舞蹈，中国民间艺术团表演的《采茶扑蝶》《荷花舞》《剑舞和扇舞》，《欢乐的歌舞》中的《十大姐》等，都出现在他的笔下。1953年，他到上海，看过“华东民间歌舞会演”的《采茶扑蝶》：“采茶姑娘手中拿一把扇子，这固然是扑蝶的用具，但也大大增加了飘逸之美。京戏中青衣的水袖，花旦手中的手帕，都是身体线条美的延展。这一点外国舞蹈中很少运用。”②

查良镛还专门跟一个英国老师学过芭蕾舞，结果被勒令退学。据说和他一起学芭蕾舞的还有左派电影公司的导演兼演员张铮，有一次他们在舞蹈室练舞，张铮与一位体胖的女学员共舞，要不时托起女伴，一不小心把手落在女伴的胸部，尴尬之下，手一松，女伴摔在了地上。英国老师大骂张铮，并指责中国人食古不化，跳舞都要讲究男女授受不亲。查良镛为张铮感到不平，就站出来说话，英国老师大怒，把他俩双双赶出了舞蹈班。他学芭蕾舞不成，但在报馆的一次文艺晚会中，他曾穿上工人服，大跳芭蕾舞。罗孚回忆说，尽管他的舞蹈在艺术上不合格，却给同事留下了印象。①

①　林欢《中国民间艺术漫谈》，106页。

②　《金庸散文集》，47页。

倪匡说查良镛对古典音乐的造诣极高，随便挑一张古典音乐唱片放出来，放上片刻，他就能说出这是什么乐曲。②查良镛则说，在世界一流的音乐会与中国的平剧（即京剧）、民谣之间，听平剧、民谣更接近自己的兴趣，这多半与传统有关。“平剧是世界上最丰富亦最艰难的舞台艺术。在表现的技巧上，有歌唱，有说白，还有武功和杂技……举目世界，没有其他的舞台艺术能够如此面面俱到，歌剧的女高音常是体态臃肿的胖子，芭蕾舞星也不会有演唱的禀赋或机缘。”当然，他也明白，“以平剧来表现人生常是将人生太定式化……较无法呈现真实的人生实境”。③

1956年六七月间，中国民间艺术团到香港演出，轰动一时，查良镛在《新晚报》发表一系列谈歌舞、京剧的杂文，向海外观众解释艺术团演出节目的内容，他自谦都是“急就之作”。当年10月，长城画报社就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中国民间艺术漫谈》，署名“林欢”，定价一元四角，印了四千册。这是他出版的第一本文集。此书分歌舞、京剧和电影三辑，收录他的二十三篇文章，配上李流丹的速写和张光亮的摄影。

为了配合演出和电影，这些文章都是当晚看戏、当晚就写的，查良镛说，事后校阅，“颇觉文字粗率，更加缺乏学术上的深度”，“采用的是一种个人漫谈、随意抒发己见的形式”。董桥却给了很高的评价，说他考证袁崇焕生平之类的重头文章固然气象万千，“他笔下的一些‘个人漫谈、随意抒发己见’的文字却最为引人入胜”。例如《除三害》的开篇：

①　杨莉歌《金庸传说》，香港次文化堂1997年版，42页；罗孚《南斗文星高》，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138页。

②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4页。

③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95—96页，209—210页。

急锣紧鼓中，幕里大叫一声：“好酒！”一个神态豪迈、气宇轩昂的豪杰跌跌撞撞地大步出台，袍袖一挥，四句西皮散板，只听得：“醉里不知天地窄，任教两眼笑英雄”，台下彩声春雷轰动。啊哈，真乃绝妙好辞，绝妙好戏也！

董桥称这是“十足章回小说的笔调。这样的文章，就算‘缺乏学术上的深度’也不要紧；裹脚布似的学术论文到底是写来拿学位混饭吃的。学问要能随意化为漫谈方才可观”。

查良镛评京戏《狮子楼》：

在戏里，我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