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青少年版)-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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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北京后，他又遇到了第三个想不到：在太平军攻入湖南前，他从来没有想到这辈子还会领兵打仗，并且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农民起义战争中另一方的第一主角。
如果说承平时代，一个人的生活按部就班，对命运的主宰力量感受并不强烈的话，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却往往使人成为命运的信奉者。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军事战争局面常常大起大落，忽而势如破竹，忽而陷入绝境，忽而又死里逢生。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人们很容易感觉到自己是被冥冥中一种更强大的神秘力量所捉弄。即以曾国藩而论，他在战争中多次自杀，三度写下遗嘱，以为必死无疑，最终却屡屡化险为夷，转败为胜。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八个字在战争中才让人体会得最深。
回顾往事，细究天人，曾国藩恍然发觉，人生不过是一股水流，流到哪里，完全是由地形决定。自己其实不过如一粒豆粒，在命运的簸箕中随机跃动。
天意从来高难问。事实上，那位天上的神秘人物，经常做出一些看起来乖戾无理的决定。人的幸运和不幸，也不是一时一世能看清楚的。古来如李斯、董卓、杨素，智力皆横绝一世，早年飞黄腾达，看起来命运对他们很厚待，结果“而其祸败亦迥乎寻常”。也有一些能力超群锐意进取者，终生不得施展，却幸运地逃过了动乱，得以享尽天年。“天或反厄之，使之蓄其光采，以昌其后而永其年。”
大彻大悟的他由儒墨而入黄老，由执著事功而进入到思考人生与宇宙的关系。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他悟到，人力其实是很弱小的。
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
须以相对的观点来看待个人的成败，用更大的维度来判断得失的价值，而不能像以前那样一味执著功名。如果把心胸放大到宇宙世界层面，则人间小小荣辱风波不值一提。
看透了这一点，曾国藩觉得自己的精神境界又提升了一层，定力大大增长：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贤以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惭惭蠲除矣。
似乎是为了奖励曾国藩对“天命”的悟性，上天又一次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扭转了曾国藩的命运：他本以为这次被罢回家，将使他失去建立不世大勋的千载良机。因为此时正当太平军内乱初起，由盛转衰，看起来已经指日可平。没想到大局骤变，太平军势力复张，他又能再度出山，重新主宰战局。这一天旋地转更加坚固了他的天命观。
三
我们翻阅曾国藩家书，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曾国藩一生，每于人生道理有所体悟，必汲汲与兄弟们分享。天命说不久也成了他用来安慰疏导曾国荃心理疾病的良药。
皈依天命说后，曾国藩一改过去的急切焦躁，在处理大事时变得从容不迫。他不再认为，王朝的命运可以由他一手左右。他相信，太平天国能不能平，大清王朝还能存在多少年，这些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某一个人甚至某一个集团能够决定的。在这些大事件背后，有着天时、历史、人心等诸多深层次力量，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忧天，将太多无法承受之重揽到自己肩上。
咸丰十一年，曾国荃围攻安庆，当年四月初三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
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庆之围，濠深而墙坚，稳静而不懈，此人力也。至于是否不至以一蚁溃堤，以一蝇玷圭，则天事也。……吾辈但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而无所容心。
当时曾国荃久攻天京不下，肝气上升，心情焦躁，行将得病。曾国藩写信告诉曾国荃，太平军能不能平，南京攻不攻得下，乃是天地间那神秘的大力量决定的，个人能发挥的空间十分有限。“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因此要求曾国荃将能否攻下南京“付诸可必不可必之数，不敢丝毫代天主张”。曾国藩说，战争之中，人只能全力发挥自己的主动精神，“墙濠之坚，军心之固，严断接济，痛剿援贼，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但至于“克城之迟速，杀贼之多寡，我军士卒之病否，良将之有无损折”，“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他这么说，是惟恐国荃在攻城时失去耐心，不择手段，蛮力强攻，致出危险。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用科举考试来比喻天京之战：“譬如场屋考试，文有理法才气，诗不错平仄抬头，此人谋主张也。主司之取舍，科名之迟早，此天意之主张也。”天命难测，个人在天命力量面前，只能老老实实地努力，不可妄图侥幸，鲁莽裂灭：
若恐天意难凭，而必广许神愿，行贿请枪；若恐人谋未臧，而多方设法，或作板绫衣以抄夹带，或蒸高丽参以磨墨，合是皆无识者之所为。弟现急求克城，颇有代天主张之意。愿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静以缓图之，则善耳。
攻下天京后，朝廷打压功臣，有意贬抑曾国荃，气得他大病一场。曾国藩又开导他说：“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意思是湘军攻陷天京，半由人力，半由天命，并非全是你的本领，因此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一个人功名达到什么程度，不完全是由自己能决定的。“吾辈所可勉者，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难攀跻之人。”
曾国荃身陷困境之际，曾国藩的日子也不好过。清廷因防他功高震主，不断地敲打他。他用来规劝曾国荃的话，何尝不是说给自己听的。天命说使曾国藩在宦海风波中能心平气和，沉稳练达，甚至“老奸巨猾”，帮助他成功地处理了功高震主之后的君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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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曾国藩的相面术
一
关于曾国藩与相面术，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认为曾国藩相术精绝，可凭一面定人荣辱甚至生死。史载：江忠源任侠自喜，曾国藩一见，即叹为奇士。江氏告辞出京之时，曾国藩看着他的背影，对朋友说：“此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天下太平，谁都不相信曾国藩的话。后来太平军兴，江忠源果然在安徽庐州（今合肥）城破时自杀（一说被杀），这成为后人证明曾国藩相术之准的最佳证据。
曾国藩善相之名流传如此之广，乃至有人将《冰鉴》一书托于曾国藩名下，结果风行海内，至今仍然畅销不绝。
另一种以为曾国藩既为不世之纯儒或者说醇儒，于相术必未用心。比如葛虚存就否认曾国藩以术相人：
盖生平之际，物色人才，危急之秋，激昂忠义。精神所感，诚至明生。文正儒臣，岂有相人术哉？
二
我们先撇开这两种结论，厘定一些简单的事实：
一、曾国藩的识人本领确实高人一筹。
曾国藩以“识人之明”闻于史册。郭嵩焘所作墓志铭中说他：
以知人名天下，一见能辨其才之高下，与其人贤否。
清政府对他盖棺定论，有“尤得以人事君之义”一句。曾国藩发现人才之多，影响之大，史上确实无人可与匹敌。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郭嵩焘、沈葆祯、丁日昌、杨岳斌、彭玉麟等晚清风云人物，都得到过曾国藩的荐拔。出身曾氏幕府位至巡抚、总督者多达三十余人，这种盛况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二、曾国藩确曾以“相术”相人。
晚年曾国藩每接见生人，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先不说话，而是盯着客人，从上到下看上几分钟。《清史稿·曾国藩传》载：
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
这种相人方式当然不免使许多被接见者十分不舒服，曾国藩却在这几分钟内对这个人形成了自己的基本判断。据说：“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1863年9月，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到安庆拜见曾国藩，商讨洋务事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容闳这样回忆他与曾国藩首次见面的情形：
这天，当我的名片递进去以后，我在接待室只稍停留片刻，就被引到这位中国的大人物面前。依照惯例，总督向我表示了欢迎，然后他便请我坐在他的正对面。他默默地坐着，一直对我微笑着，这样长达几分钟，看样子见到我使他非常愉快。但同时他又以锐利的目光从头到脚地审视着我，似乎从我的外表能够发现什么奇异之处。最后，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双目，好像我的眼睛特别吸引他的注意。我必须承认，在这期间我虽然没有羞怯感，但我的确感到不安得很。接着，他开始向我提问。
相过面后，曾国藩问容闳是否愿意在他麾下当一个军官，并且说：“我从你的相貌可判断出，你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因为我从你的眼睛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勇敢且具有指挥才能的人。”
但容闳并不想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他回答说，他也许有军人需要的勇敢，但缺乏军事训练，通过这种方式谢绝了曾国藩的好意。
这是文字中记载曾国藩相人实践最生动详细的一篇。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文字材料证明曾国藩精研相人之术。
《湘乡曾氏文献》中有《同官册》一册，内容是曾国藩接见属员后写下的评语。从这些评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相学素养。有一些人的身形面相为他所肯定，比如“唇薄而定，鼻正而长”，“面如条瓜”，“腰劲挺”。在这些人名后面，他画0，这类面相说明这些人“心术正”、“可造就”、“可用”。另一些人名下面则记有“目有浊气”、“横纹入口”、“视下，言闪烁”、“鼻削下锐，面干瘦非福相”等从相法角度来说是恶相的描述，这些人的名字被画了，后面评以“心术或坏”、“庸俗”甚至“坏种”等词。很显然，许多下属仅凭这一面之缘，或者说，仅仅因为自己鼻子和眼睛的形状，就被曾国藩决定了政治前途的穷与通。
除了这本《同官册》，曾国藩研究运用相术的记载还大量见于其日记之中。
咸丰八、九两年，曾国藩日记中大量记载了他接见部下时的相面结果，随手举出几例：
陈青云……眼圆而动，不甚可靠。
刘湘南……眼黄有神光，鼻梁平沓，口圆有童心，腰挺拔，面英气可爱。
廖世霖……充哨长。鼻梁直，腰身正。在家小贸营生。头发、眉毛有浊气。
熊登武……目有精光，三道分明。鼻准勾而梁方，口有神而纹俗……三年入罗营，从救江西。
周惠堂……充水营口官。颧骨好，方口好，面有昏浊气，色浮。不甚可靠。
傅裕昆……鼻歪，不可恃，色亦不正。
……
曾国藩之精通相术，与他的识人之明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多数人认为二者是有必然联系的。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就这样说：
湘乡（指曾氏）出入将相，手定东南，勋业之盛，一时无两。尤善相士，其所识拔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
三
相面术在中国源远流长。春秋之时，在中国贵族之中已经十分流行。《左传·文公元年》载：
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
也就是说，周天子派遣内史叔服前来鲁国参加葬礼，公孙敖听说内史叔服会看相，便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出来相见。叔服对公孙敖说：“谷可以祭祀供养你，难可以安葬你。谷的下颌丰满，其后代必定兴于鲁国。”
而范蠡说“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尉缭讲秦始皇“蜂准（鼻子高），长目，鸷鸟膺（胸部挺起），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在历史上更是广为人知的相面实例。
春秋以降，相术大兴，历代著名的相人专家层出不穷，比如，汉朝时的许负、王充、王符，唐朝时袁天罡，宋朝时陈抟，明朝时袁珙、袁忠彻。各类相书更是汗牛充栋，像《麻衣相书》、《五行相书》、《柳庄神相全篇》、《平镜宝库》、《骨相法》……不一而足。及至明清，相面摊遍及城乡，相面术成为影响中国人生活的一种重要方术。在晚清政治高层人物中，以相术择人甚至成为一种风气。
胡林翼在向曾国藩竭力推荐李鸿章时，理由之一就是李氏的相貌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