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青少年版)-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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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强恕,日日强恕;一事强恕,事事强恕。久之,则渐近自然。以之修身,则顺而安;以之涉世,则诸而详。”一开始是勉强自己去做,天长日久,就变成了自己性格的一部分。
如果一个人不能勉强自己,则一事无成。“若不能勉强而听其自至,以顽钝之质而希生安之效,见人之气类与己不合,则隔膜弃置,甚或加之以不能堪,不复能勉强自抑,舍己从人,傲惰彰于身,乖戾著于外,鲜不及矣。”
九
普通人自我完善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是停顿和倒退。我们往往努力一段时间,就精疲力竭,废然放弃。过了许久,始能积起心理能量重新开始。如此反复多次,进步始终不多。而曾国藩则终生坚持毫不退步。他一生最推崇的品质就是“有恒”。曾国藩一生不断强调恒之重要性,他说:“有恒为作圣之基。”他在写给几位弟弟的信中说:
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往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曾国藩终生对“恒”最为用力。举读书一例,他推崇“读书不二”:“一书未读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
他读书有愚公精神,强调“耐”字诀,“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不弄明白绝不罢休,一点一滴的积累,不可速求。“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
其实从生理学和心理学角度看,曾国藩的这种学习方式是很不科学的。人的本性是好逸恶劳,见异思迁。这是因为本我是受“快乐原则”支配的。逃避痛苦、紧张,不断追求新的刺激,是人类最根深蒂固的本能。如果对这种本能因势利导,则可以事倍功半。英国著名作家毛姆说:“一个人不可能每一天都具有不变的心情,即使在一天内,也不见得对一本书具有同样的热情。”因此,他读书是随自己的兴趣,不一定读完一本再读另一本。马克思也是这样。他钻研哲学或政治经济学久而疲劳时,便演算起数学题,或躺在沙发上读小说、诗歌,而且间或两三本小说同时打开,轮流阅读。由于各种不同信息刺激的是大脑皮层的不同部位,读这一类书使这一部位的大脑皮层劳累了,而换读另一本书时,这一部分大脑皮层就获得了休息。这样轮换使用大脑皮层的不同部位,就减少了大脑的劳累。
曾国藩却不懂这个道理。正如同打仗以“结硬寨,打呆仗”闻名,他读书行事,也以呆而硬闻名。翻开他的日记,经常会看到他数月只读一种书,而且每天读的数量都一样。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譬若掘井。以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不仅读书如此,做其他事,他也以恒字为最高准则。他要求自己每天都坚持固定的日程,在家书中说: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误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
这样求恒,当然是极为痛苦的。绝大多数普通人都不可能熬下去。熬不下去,怎么办?
曾国藩的办法,一如他一生处理所有事物的办法一样简单而高妙:熬不下去,也要熬,以强悍的蛮劲打通此关。他以练习书法为喻,说明人在困难、倦怠、麻木面前应该如何做:“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小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的通的,便是好汉。”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每当极倦怠疲乏之时,曾国藩都要调动起“刚猛”精神与自己的本我“血战”:“因作字,思用功所以无恒者,皆助长之念害之也。本日因闻竹如言,知此事万非疲软人所能胜,须是刚猛,用血战功夫,断不可弱。二者,不易之理也。时时谨记,《朱子语类》‘鸡伏卵’及‘猛火煮’二条,刻刻莫忘。”
这样当然极苦。然而曾国藩说:“极耐得苦,方得为一代之伟人。”事实上,曾国藩一生就是这样苦过来的。做事从无恒到有恒,他经历了无数心灵磨难。
第三节 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曾国藩的一生,是不断自我攻伐、自我砥砺的一生,因此也是不断脱胎换骨、变化气质、增长本领的一生。
曾国藩以“求阙”命名自己的书房,从青年到老年,曾国藩都生活在不停的自责中,不断寻求、针砭自己的缺点。
比如对无恒这一缺点,他就终生攻伐不懈。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在日记中曾写道:
余病根在无恒,今日立条,明日仍散慢,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成,戒之!
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四十六岁的他写信给弟弟说:
我平生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即水军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
咸丰九年,四十八岁的他写信给儿子说:
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亦可深耻矣。逮办理军事,自矢靡他,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尔欲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
他从生到死,都生活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之中。让我们读几段他晚年的日记吧:
同治八年(逝世前三年)八月二十日:
念平生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极。
同治九年三月三十日:
二更四点睡。日内眼病日笃,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名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以养余年。
同治十年十月初一日:
余前有信至筠仙云,近世达官无如余之荒陋者。倾接筠仙信,力雪此语之诬。余自知甚明,岂有诬乎!
直到逝世前四天的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一日,他的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话: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惶悚惭赧!
这就叫做“几十年如一日”。
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磨炼中,曾国藩的气质性格渐渐发生着变化。他做事越来越有恒心有毅力,即使后来军事生活中,每天只要有时间,仍然坚持读书写作。他接人待物越来越宽厚、周到、真诚,朋友一天比一天多。他的品质越来越纯粹,站得越来越高,看得越来越远。经过无数次反复较量,到四十六岁后,他终于对自己的恒心比较满意了,他总结说:
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
梁启超在盛赞曾国藩的“有恒”时说:
曾文正在军中,每日必读书数页,填日记数条,习字一篇,围棋一局,终身以为常。自流俗人观之,岂不区区小节,无关大体乎?而不知制之有节,行之有恒,实为人生第一大事,善觇人者,每于此觇道力焉。
普通人过了中年,性格已经固定,记忆力、学习能力下降,进取之心就逐渐懈弛,认为老狗学不会新把戏。而曾国藩却终身处于学习、进步之中。他给弟弟写信说:
弟之文笔,亦不宜过自菲薄,近于自弃。余自壬子(四十三岁)出京,至今十二年,自问于公牍、书函、军事、吏事、应酬、书法,无事不长进。弟今年四十,较我壬子之时,尚少三岁,而谓此后便无长进,欺人乎?自弃乎?
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毋揠毋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第二卷 侧面:内清外浊、亦白亦黑的非典型圣人
第一章 曾国藩的“清”与“浊”
曾国藩每天记日记,除了对每天言行进行检查、反思外,还经常提到自己的经济状况。
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圣人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圣人生活也离不开钱,曾国藩一生在处理经济收支问题上花了大量脑筋。曾国藩的“清”是基于自己的原则,“浊”则是对官场潜规则无可奈何的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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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发誓“学做圣人”
一
如果要填出身成分,曾国藩应该在表上填上“地主”二字。不过为了准确,前面应该加上一个“小”字。
划成分主要看人均土地。嘉庆十六年曾国藩出生时,他家里共有一百多亩田地,一共八口人,人均十二亩半。
和我们想象中的地主生活不同,在普遍贫困化的晚清,小地主的生活也仅止于吃饱糙米饭,顶多偶尔还可以吃到半个咸鸭蛋而已。曾国藩家是在祖父曾玉屏手里发达起来的,曾玉屏一生勤苦,成为小地主后,仍然一早一晚亲自浇地灌田。虽然家里雇了长工,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种菜,亲手养猪养鱼,一天到晚也不闲着。甚至在曾国藩点了翰林成了京官后,祖父仍然亲自下地拾粪、种菜。在祖父曾玉屏的带领下,曾家一家都勤奋刻苦,节俭异常。院里屋外,永远收拾得干干净净,几块菜地,侍候得无微不至。全家上下都有一种奋斗向上的心气。
至于曾国藩姥姥家,境况远不如曾家。曾国藩母亲江氏本也算出身殷实人家。但她父亲“轻财好义”,大手大脚,不善持家,“家遂中落”。到曾国藩长大之后,他的舅舅一辈多落到下中农甚至贫农水平。
湘乡曾氏明清两朝五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个秀才。祖父曾玉屏下决心供孩子读书。儿子花了几十年没读出去,人到中年才勉强中了个秀才。他转而又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特别是最聪明的大孙子曾国藩。
道光十八年春,二十七岁的曾国藩成为湘乡曾氏数百年来的首名进士。
自捷报传到白杨坪那一刻起,湘乡曾家的居家气象立刻变了。上等的木器家具运进了原本简陋的农居,祖父曾玉屏和父亲曾麟书出门应酬时也坐上了轿子。曾家日常生活虽然不常大鱼大肉,但宴客时已经能上“海菜”了。
这就是所谓的“鲤鱼一跃过龙门”。
是什么使曾家一下子翻天覆地呢?虽然中了进士,步入仕途,但并不是马上就有大笔收入。而且,清代的翰林官员工资十分低微。那么,曾家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当然是借来的。曾国藩成为京官,直接效益也就是工资十分有限,但“边际效应”却相当大。一个人一旦入仕,就成了一支极具投资价值的潜力股。新科进士翰林公,前途实在不可限量。混得最不济也是个知县,混得好的,部堂总督大学士,也都在意料之中。所以捷报传出,前来攀附者立刻络绎不绝。在曾国藩点翰林之前,曾家尽力巴结,也没认识几个衙门里的胥吏。点了翰林之后,湘乡县令马上坐着八抬大轿,前来曾家拜访,和曾国藩称兄道弟,把手言欢。曾麟书被知府和知县尊称为“老太爷”,内心得意非常。
正如《儒林外史》所描写的,范进在未中举前,借碗米都借不到,中举当天,他岳父就拿着数千钱赶来,邻居们也送米的送米,送肉的送肉,让他顺利地打发了报喜的“报子”。在那之后,更“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
二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到达北京,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他官运极顺,在道光二十三年又因翰林考试成绩突出,连升四级,由从七品授任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
虽然仕途如此顺利,但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始终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窘”。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经济生活的主旋律。有两个证据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的窘迫情状。
一个是在道光二十二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与仆人陈升发生了一场冲突。因为穷困拮据而脾气又大,曾国藩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