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青少年版)-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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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那些复杂的事就变简单了，没有了那么多虚伪做作的环节，交往效率和办事效率反而大大提高。这就是他的“以直胜曲”论，与曾国藩的“以拙胜巧”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好朋友胡林翼为人灵活，善于交往，长于运用权术，他却说：“润之喜任术，善牢笼，吾向谓其不及我者以此。”
这种性格无疑有着极富魅力的一面，特别是在晚清的官场，实在太需要上天偶尔刮起的这股清劲之风，一扫百余年颓风秽气。
但是，凡事过犹不及。任何一个优点前进一步，就立刻成为缺点。左宗棠的优点在于他的清澈单纯，而缺点也在于他清澈单纯。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潜藏着“自我中心”、“高己卑人”的强大本能。这种本能，既能促人争强好胜，建功立业，也能使人自矜自大，甚至嫉贤妒能。因此对于这种本能，必须如驯服烈马一样，施以一番陶冶磨炼之功，得其益而去其害，才能最终成为大贤大能。而左宗棠为人，却善于察人，不善自察。和曾国藩比起来，他的自省功夫无疑相差太远，对于心中的自大自矜，他缺乏克化之功。因此，他的“直”，他的“清澈”，也就把内心深处的“忮求之意”直接呈现出来。他一生的两大爱好，好听过头恭维和爱酷评他人，都根源于此。他一生从来不会拒绝别人的任何一句恭维，也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挑别人毛病的机会。特别是一遇到那些才力与自己相当之人，左宗棠就本能地变成一只好斗的公鸡，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攻击倾向，开口即骂，专揭其短，无所不至。这在他后来与李鸿章、郭嵩焘的关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从大公角度看，曾国藩抽身退步，确实有损清军战斗力。对曾国藩委军归家之举，刻刻以天下为念的左宗棠确实极为不满。左宗棠在给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介绍自己写这封信的动机：
昨接涤公二十五日醴陵来函，知已戴星旋里，此事似于义不合，盖军事重大，不比寻常宦游可以自主……已详作一函，力陈其不可。
从这个角度说，他有此一骂，也理所当然。
但是知人论世，不止有大公这一个角度。左宗棠和曾国藩毕竟是朋友。曾国藩在江西的困境左宗棠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如此指责曾国藩，就缺少了朋友式的感同身受设身处地。这反映出左宗棠性格中的致命缺陷，那就是情商太低。心理学家认为，左宗棠这样的多血质人格虽然具有较突出的外向性格，但“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上并不擅长，甚至有时对敏感的人际心理因素反应迟钝”。确实，左宗棠的表现成了心理学家这一论断的最佳注脚。
三
相比左宗棠，曾国藩为人就全面得多。
每个人的青年时代都是青涩的。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和左宗棠一样，也有着高己卑人、骄傲自大的一面。在早年离家到京服官之际，他那位识字不多却深有识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给他这样的临别赠言：“尔的才是好的，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老祖父的一句箴言当然不足以克去曾国藩身上的这个缺点。在北京的最初几年，他的几个至交都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傲慢”。他的好朋友邵懿辰说他的缺点第一个是“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第二个是“自是”，听不进不同意见。青年曾国藩的脾气之大当时毫不亚于左宗棠。因为脾气火暴，曾国藩到北京头几年与朋友打过好几次大架。那时的曾国藩，和左宗棠一样，遇事只认理不认情，“凡事见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
和左宗棠不同的是，曾国藩下过一段扎扎实实的克己之功，以理学为武器对自己的“天赋之性”进行过深刻的反省和系统的纠正。居京十多年里，曾国藩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其实就是脱胎换骨，脱掉自己身上的“自我中心”、“高己卑人”，换上“诚恕”之心，谦虚之道。他的胸襟日益扩展，性格日益宽厚，到与左宗棠初次会面以前，他已经从一个血气方刚凡事必争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涵养极好遇事忍让的中年人，对朋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他总结说，对朋友，首先要诚，“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第二是敬，“至于与人交际之道，则以‘敬’字为主”。其次是恕，“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然后是浑，“惟忘机可以消众机”。人际交往中凡事不可过于计较，分得太清楚。最后，则要做到“不嫉妒”。曾国藩认为这一点极为重要，以至于他晚年以“不忮”也就是“不嫉妒”作为遗嘱，嘱咐后人。
曾左早期合作的顺利，正是建立在曾国藩的深厚修养之上。而左宗棠一生所有注意力都贯注于事功，在心性上缺乏了这一段功夫。这就是曾左最大的差距所在。
当然，一个人要成为“内方外圆”的“圣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虽然经过了艰苦的自我砥砺，但是从北京刚刚来到地方官场，曾国藩的棱角仍然显得过于分明，处事仍然过于方刚和理想主义，对地方官场上令人意想不到的黑暗污浊一时难以适应。他在江西数年与地方官不能相安，既有官场体制的原因，也有性格和处世方式的原因。
从咸丰七年二月到咸丰八年六月，曾国藩在老家待了近一年半时间。这一段时间是曾国藩生命中除了道光年间刻苦自修之外，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生命关节点。极为好胜的曾国藩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苦苦思索自己失败的原因。他意识到，办事风格手段过于生硬，是他处处碰壁的主要原因之一。
经过一年多的乡居，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他斩关夺隘，没有被挫折打垮，反而本领大长。行动做事，由原来的方正，一变而为圆通。他的人际交往能力，从此大大提高。这首先就体现在曾左关系当中。
左宗棠与曾国藩虽然关系僵了，但是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的关系一直不错，与曾国藩断绝音信之后，与曾国荃却音书不绝。这是曾左关系中一个有点奇怪的插曲。想想其实也理有当然。左宗棠与曾国荃性格相投，他们都是炮筒子式的人物，办事直来直去，心急火燎，不似曾国藩的磨磨叽叽，瞻前顾后。他们命运也有共同之处，都是科举不中，以军功升迁，彼此同病相怜。更加上曾国荃从戎之初得到过左宗棠的用心指点，对左宗棠的才能十分钦佩，在资历功业上又一直低左宗棠一等，对左氏的声威名望从不曾构成威胁，左宗棠一直从容地保持着居高临下之势，所以两个人终生关系不错。
曾国藩不回左宗棠的信，却不想因自己而影响弟弟与左宗棠的关系，因此特意给弟弟写信说：
左季高待弟极关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距。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曾国荃本来夹在兄长和朋友当中，不知如何是好，这下知道了兄长的态度。在与左氏保持交往的同时，他还想方设法调和二人关系，劝哥哥先给左宗棠写封信。
这恰恰和曾国藩想到了一处。在曾国藩居乡时期的反思中，也包括了对与左宗棠关系的反思。经过反复思考，曾国藩认为，从恕道待人的角度出发，他应该宽恕左氏的这一举动。毕竟在他心中，汹汹天下，只有胡林翼、左宗棠二人是真正的英雄豪杰。要拯救天下，离不了与这两个人的通力合作。后来的咸丰九年正月初一日，曾国藩在家书中曾这样评价：“今日办事之人，惟胡润之、左季高可与共事。此外皆若明若昧，时信时疑，非季弟所能俯仰迁就也。”可见他对左宗棠的一贯重视与推崇。因此在弟弟的劝解下，他开始努力恢复与左的关系。
然而，被人指着最痛处骂了一顿之后，还要主动修好，迈出这一步不是那么容易的。咸丰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他在与弟弟信中写道：“弟劝我与左季高通书问，此次暂未暇作，准于下次寄弟处转递，此亦兄长傲之一端，弟既有言，不敢遂非也。”三月三日，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季高处此次匆遽，尚未作书，下次决不食言。”可见这封信写得多么不容易。四月初九日，这封复交信终于写成，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弟前请兄与季高通信，兹写一信，弟试观之尚可用否？可用则便中寄省，不可用则下次再写寄可也。”
曾国藩既然伸出了橄榄枝，左宗棠自然也不怠慢。他的回信写得相当热烈：
沅浦递到手书，敬悉近状之详，喜慰无似。不奉音敬者一年，疑老兄之绝我也。且思且悲，且负气以相待。窃念频年抢扰拮据，刻鲜欢。每遇忧思郁结之时，酬接之间亦失其故，意有不可，即探纸书之，略无拟议。旋觉之而旋悔之，而又旋蹈之。徒恃知我者不以有它疑我，不以夫词苛我，不以疏狂罪我。望人恒厚，自毖殊疏，则年过而德不进之征也。来书云晰义未熟，翻成气矜，我之谓矣……尊恙闻服卫生丸颇效，然否？若然，则非仅血虚可知。如须此者，当为觅之。弟小兄一岁，近亦颓然……可憎厌也。近代草筹饷一疏，附上，乞教之。仁先时有书来，言都下事，多令人忧者，不敢寻览。先此略复，余俟续致。
信的大意是说，接到你弟弟转来的信，我实在是太高兴了。一年没接到你的回信，我疑心你彻底与我绝交了，我又思念，又伤心，但是仍然负气等待，不愿先认错。但是反思这些年，事务太繁、困难太多，所以接人待物，常常出错。心中冒出一个念头，常常不假思索就形之于文字，刚发出去就后悔了，但是不久又犯同样的错误。我心中总以为，作为知友，大家都知道我的性格，不会怪罪我。这就叫做责人严而责己疏，无疑是我自我修养不够的表现。
这可能是左宗棠一生最诚恳的一次自我批评了。原来内心深处，左氏也有对友谊的极端珍视，对自己的深刻怀疑。左宗棠在家中排行最小，哥哥姐姐都比他大很多，加之又聪明伶俐，所以他自小受尽宠爱，凡事都是别人包容他，让着他。在与朋友相处时，他也不自觉地居于此种心态。他与曾国藩的关系，就如同一个任性不懂事的小弟弟和一个宽厚忍让的大哥哥一般，在大哥哥面前小弟弟一直不知分寸，任意嚣张。所以他骂过曾国藩之后，自己并不当回事。因为曾国藩是他朋友中脾气最好、心胸最阔的一个。没想到这一骂，彻底伤了曾国藩的心。一年时间，不见曾国藩回信，他确实后悔了。只有失去了这份友谊，他才发现到曾国藩的诚挚、宽厚是多么可贵。因此，曾国藩意外地主动伸出复和之手，他当然十分感动，以致写出这样少见激动热情的文字。
两人中断了一年多的书信来往又从而恢复。
虽然曾经讥讽曾氏再出，“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其实左宗棠是非常清楚曾国藩这样“勇于任事”之人对于中兴大业的重要性。在胡林翼的协调下，四月二十五日，左宗棠替骆秉章起草奏折，与胡林翼一起，请朝廷起用曾国藩。由于战局重又紧张，皇帝不得不勉从其请，命曾国藩重新出山。曾国藩闻名即起。
经过一年多的反思，曾国藩面目大变。在人际交往上，他更加圆通和气，他到了长沙，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拜访左宗棠当然也是他的重要日程。他在长沙与左宗棠一周之内数次深谈，十六日又“至季高家赴宴”，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一联，请精于篆书的左宗棠书写，表示谦抑之意。遂“交欢如初，不念旧恶”。
第三节 亦敌亦友
一
曾国藩以谦卑圆融之态营造了比以前更舒适的生存空间。而左宗棠的傲慢却终于受到了报复。咸丰九年底，左宗棠遇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跌蹉。
咸丰四年入幕后不久，骆秉章开始对左宗棠是言听计从；按左宗棠自己的话说：“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
由于骆秉章的放手，左宗棠也就毫不客气，把自己当成了真巡抚，将全省官员当成自己的下属，“一意孤行”，对那些品级很高的大员也不假颜色。虽然在左的治理下，湖南“自刑名、钱谷、征兵、练勇与夫厘金、捐输，无不布置井井，洞中机要”，但他的作风却得罪了许多官员。在湖北居官之李香雪就写信告诉胡林翼：“湘中人来，颇怨左公。”左氏自己也感到“所处之地介于不绅不幕之间，踪迹太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