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妃-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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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入宫问题，自南宋末年起，就成了中国历史、文学，乃至社会上的大问题，卫道之士，竭尽心智要缝补一个古人的处女膜。以现代观念看，这是很无聊之事，但在过去六百年间，此事关乎社会风教，大得很。
南宋以后，中国女人裹小脚，等于半废了二分之一的人口，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自行在思想上裹小脚，使中国长期不能进步，这是因！而此因又可以说出在杨贵妃的身上。
除了政治包袱之外，杨贵妃又背上了一个社会道德的包袱。
在此，先交代了属于正派的有关杨贵妃的大事，这属于严肃和沉重的一面。下面，我再作一篇引言，讲讲马嵬坡事变的来龙去脉。读者们将来看故事，可以有一个概念。同时，也轻松一些，把杨贵妃可能没有死而逃到海外说一说，考一考，事属渺茫无稽，但很有趣，至少比使杨贵妃背着上面所说的包袱更为优雅和风趣一些。
马嵬事变和杨贵妃生死之谜
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传播最广和久远不衰的叙事长诗《长恨歌》，作者白居易以杨贵妃的故事串联成此巨制，他写杨贵妃在马嵬坡事变时：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这是文学作品上记杨贵妃的死，是记实，只小有考证上的错误：杨贵妃死于马嵬驿时间为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公元七五六年）六月丁酉（十五日），其时，天子只四军，据《旧唐书·玄宗皇帝记》：
“六月壬寅（二十日）次散关，分部下为六军。”
“六军”是在杨贵妃死后五日才建制的。马嵬坡兵变，只可称“四军不发”。不过，文学作品上这样的小误，实无损记实，因为有不少专家编着的史书，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也一样记错了时间。甚至，连《旧唐书》本身，也前后错记，六军建制，《玄宗纪》记时和《肃宗纪》记时亦各记一日。
我先引白居易的《长恨歌》，那是为了简单明白，只用十四个字注出了杨贵妃之死。
《旧唐书·本纪》第九，记马嵬兵变：“……丙辰（注：‘辰’应为‘申’字之误）次马嵬驿。诸卫顿军不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奏曰：‘逆胡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今国步艰阻，乘舆震荡，陛下宜徇群情为社稷大计，国忠之徒，可置之于法。’会吐蕃使二十一人遮国忠告诉于驿门，众呼白：‘杨国忠连蕃人谋逆。’兵士围驿四合，乃诛杨国忠，众方退。一族兵犹未解；上令高力士诘之，回奏曰：‘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
《新唐书·本纪》第五，记马嵬兵变云：
“……丙申，行在望贤宫，丁酉次马嵬；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杀杨国忠及御史大夫魏方进、太常卿杨暄；赐贵妃杨氏死”（注：杨暄为杨国忠之子；二书所记载，以《新唐书》确。）
又：《旧唐书·玄宗杨贵妃》云：
“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既而四军不散，玄宗遣力士宣问，对曰：‘贼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力士复奏，帝不获已，与妃诏遂，缢死于佛堂，时年三十八。瘗于驿西道侧……”
《新唐书·杨贵妃传》所载略同，文字稍有出入，有如下数语：“帝不得已，与妃诀，引而去，缢路祠下。”
司马光《资治通鉴》引实录记马嵬事变较详，录如下：
“……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此时名李静忠以告太子），太子未决。令吐蕃使者二十余人遮国忠马，诉以无食，国忠未及对，军士呼曰：‘国忠与胡虏谋反。’或射之中鞍，国忠走至西门内（注：马嵬驿之西门），军士追杀之，屠割支体。以枪揭其首于驿外门。并杀其子户部侍郎暄。及韩国、秦国夫人……军士围驿，上闻喧哗，问外何事？左右以国忠反对。上杖履出驿门，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上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爱恩正法。’上曰：‘朕当自处之。’入门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谔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谋反？’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寘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玄礼等乃免冑释甲，顿首请罪。上慰劳之……”（注：秦国夫人已早死，《资治通鉴》误。）
根据以上的记载，杨贵妃被缢杀于马嵬驿的佛堂（依《唐实录》），应该无疑的了，杨贵妃死于马嵬，葬于马嵬，在官文书中，应已确定无疑。同时，我们只从上举简单的官式记录，即可明白：马嵬兵变，实在是李亨（唐肃宗）所发动的。唐代皇位的继承权，自来就不稳定，李亨虽为太子，但能继承与否，不到最后，实无由知。因此，李亨集团乘乱发动兵变，其真正目的，并不是杀杨贵妃，乃在于杨国忠，因为杨国忠是一个有权力的宰相，而且也是有能力的宰相，如果不能去国忠，即无法弒帝或迫李隆基（唐玄宗）逊位。是以马嵬兵变发生，杨氏兄妹俱死，李亨在后队得讯，即不再随驾赴蜀，而自率所部趋渭滨，走奉天而赴朔方，至平凉，再转灵武，使自为皇帝。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纪》三十四，据《唐实录》述马嵬事件发生之后，李隆基等待太子不来，有如下一段记载：
“……上总辔待太子，久不至，使人侦之，还白状。上曰：‘天也！’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且谕将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庙，汝曹善佐之。’又谕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又使送东宫内人于太子。”
这是经过修饰了的篡位之情况，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这里看得出李隆基无可奈何的心情。
由于目的只在除去杨国忠，国忠死后，新的事太多，迫杨贵妃死，旨在损李隆基的尊严。因此，验尸云云，陈玄礼绝不会认真。再者，陈玄礼为了将来自存，以一个军人，叛迫皇帝之后，如再认真验看贵妃遗体，亵渎之罪大矣。这方面，史书所载，亦已很明白：四军将士闻杨贵妃死讯，即欢呼，陈玄礼免甲胄而拜，那是说明了他们并未去验看杨贵妃的遗体。于是乎，杨贵妃生死之谜，就由此而起——其后，又有一连串故事发生。
李隆基自蜀中返长安，为太上皇，权力已失，他欲改葬杨贵妃而不能公开进行，乃使内侍秘密进行，《旧唐书·杨贵妃传》云：
“……上皇密令中使改葬于他所，初瘗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内官以献，上皇视之凄惋，乃令图其形于别殿，朝夕视之……”
《新唐书·杨贵妃传》略同，但无“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之句，只言：“启瘗，故香囊犹在。”
以上两种唐书，皆根据《唐实录》，文句太简略了，且不提改葬事，但强调香囊仍在，这记载便引人玄想，其一：由文句引致之错觉，原葬处掘开来，只剩香囊；其二：李隆基返长安之后，本身处境极劣，改葬杨贵妃为秘密进行，不见尸体，自将引出大事来，甚至会影响到李隆基的生命，于是乃为之讳。至“尸体已坏”说，乃是饰词吧？
因为，杨贵妃不曾死的传说，在当时即已有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当是据传说而将杨贵妃故事神化，不会是完全受汉武帝李夫人故事所影响，李夫人故事被白居易作《长恨歌》时引用衍化，自有其可能，但必然先有传说而才会联想及之。再者，《长恨歌》中记临邛道士入海上仙山访杨贵妃，是基于：一、“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处死”，这里应已点出了杨贵妃葬处无尸体在，倘若未有民间传说，白氏应不会如此写；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又进一步说出了杨贵妃的未死；三、“忽闻海上有仙山”以下云云，在白居易时代，中、日交往已久，且极为频繁，“海上仙山”，无疑是指日本，实是人境，并非仙山；白居易这样的写法，是文学的而非历史的，在文学作品上，倘若指明人境，那就索然无味了。然而，白氏《长恨歌》用“海上仙山”，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当能明其所指。再者，陈鸿所作《长恨歌传》，对于《长恨歌》中的传说“仙话”，作了很有力的结语：“世所不闻者，余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
在此，陈鸿把历史及民间传闻分划了开来。可是，民间传说，有时却比历史更吸引人和令人愿意相信。
于是，杨贵妃未死于马嵬之说，便流传开来。不但在中国如此，在日本国，杨贵妃逃出中国，卒于日本之说亦甚盛。而且，在近年间，杨贵妃故事又泛起来。
先说日本的近事：一九六三年，一位日本少女出现于电视，自称为中国杨贵妃的后裔，而且还展示古代文件作左证。此一事件曾引起小小的轰动，竹内好主编的日文杂志《中国》并详记其事。我在那时也曾为此而赴日搜找一些材料。
在日本，有关杨贵妃死于日本的材料，的确有一些，伪真自然无法鉴定（说老实话，伪的多），但存在久远则是事实。其所谓遗迹而使人感到兴趣的是：杨贵妃在日本有两个坟墓，一在荻町的长寿寺内，又一在久津。两墓皆为石塔，但形状不同，我没有亲至墓地察看，所见到的只是杨贵妃二墓的照片。
此外，又有杨贵妃的像（不知是玉或铜），亦传有二，一在山口的荻町长寿寺，据说是杨贵妃死后，日本人所琢；一在京都，为唐使送往，而两像至今尚存。我到京都几处，俱未曾见到“真迹”，人们指一尊佛像谓为即杨贵妃像，其地似在三十三间堂附近，我不能相信它是真的，或为导游者任意指点而敷衍。
虽然如此，杨贵妃二墓及二像，又都有典籍记载。我看到过好几种有关杨贵妃的文字记载，是古之好事者虚构，或者是传奇小说类，亦无由辨别，也不欲认真去辨别。各种文件记载不同，一说杨贵妃东渡，侍女从口，大多死去，杨本人抵日后不久亦死；另一说，杨贵妃受到日本礼遇，还有一些繁茂的故事留下。亦有说杨贵妃到了日本之后，仍有信息托遣唐使带入中原予李隆基……
凡此，如认真去作史料看，那应是无稽的，但是，作为传奇故事看，却有其意趣。
再者，由于上述种种，我们应该从“故事”的角度去推测：杨贵妃是否未死于马嵬坡？是否能东渡日本？
从史书的缝隙中找线索，这两者都有可能——故事性的可能，不是历史的考据。
首先，杨贵妃未死于马嵬的可能性很大。
综合旧、新两唐书及实录与通鉴等记载，马嵬之变的经过如下：
第一阶段：唐天宝十五载六月辛卯（初九），安禄山部众攻陷潼关。（注：天宝十五载七月，李亨夺权，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因此，天宝十五载又称至德元载。）
潼关失守，河东、华阴、上洛等城防御使、兵吏皆逃散，是夜，长安城即因“平安火”不至而知事态严重——“平安火”是唐代一种通讯方法，每三十里设戍所，每日暮，放烟一炬，报告平安，下戍所见前戍举烟，便随之而举，如此，在很短促的时间内，讯息可传数百里。
六月初十日，皇帝知大事不妙，上朝之前，密召宰相杨国忠议事，决定出奔。继而上朝，百官惶惶，对时事皆无所指陈，在紧张中的朝会，毫无结果而散。
此日，宫中已秘密从事出奔的准备。
六月十一日，宫中在准备出奔中观望，而朝中则已大乱，杨贵妃的姊妹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入宫，与皇帝相见，商量出奔巴蜀之事。由于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因而杨国忠力主赴蜀。是日下午，市中已乱，有人逃难。
次日（六月十二），皇帝上朝，而百官赴朝堂者，人数只及平时百分之二十以下，朝会几无法进行，李隆基见大势不妙，不敢在朝堂宣布出奔之事，反而扬言御驾亲征，自然，官员对此是不会相信的，因为哥舒翰在潼关的大军二十万人已崩溃，长安及近郊已无可战之兵，皇帝不可能亲征也。
其次，皇帝发表了人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