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师:刘伯温-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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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刘福通的自我宣传来看,他和刘伯温还是亲戚。刘福通自称是刘伯温的七世祖、南宋大将刘光世的后裔,他的那位战友韩山童则宣称自己是赵佶(宋徽宗)的后人。两个人在黄河岸边造反不久,赵佶这个懦弱无能的人不能保护自己的后人,所以韩山童战死,刘福通一人顶着无边的压力和元政府对抗。
他虽然在中原地区攻陷了许多城镇,但因为中原是元王朝重兵所在,所以他的革命生涯可谓上气不接下气。1354年阴历十月,元朝四十万大军在高邮城下不战自溃后,元王朝再也不能集结这样大的兵力,所以各地的革命家们缓了一口气。刘福通也不例外,他度过寒冬,大踏步进入春天,这位高风亮节的英雄把韩山童的小儿子韩林儿立为皇帝,国号“宋”,史称“韩宋帝国”。然后,转守为攻。
当刘伯温在青田专心致志地用灯笼计时,刘福通制定了让元王朝魂不附体的斩首行动。执行斩首行动的部队分为三路:西路军由大将李武率领,攻今陕西地区;东路军由大将毛贵率领,攻今山东地区;北路军由“关先生”关铎率领,攻上都。
李武率领的西路军最先出发,进入陕西后未遇到任何有效抵抗,就推进到陕西行省行政首府奉元(今陕西西安)城下。不过在围攻长安一日后,元政府援军赶到,双方就在平原展开激战,李武战败,西路军宣告失败。
毛贵率领的东路军目标是占领山东后北上,然后和北路军夹击大都。按照作战计划,毛贵在海州击溃元王朝的海军,然后乘海路攻下胶州,在扫荡了山东的蒙古人势力后,毛贵并没有等北路军,而是豪气干云地兵锋直指大都,挺进距大都只五十公里的柳林村。
大都城如被浇上了热水的蚂蚁窝,元顺帝魂不附体,准备向北逃亡。新任宰相拓跋太平是个头脑冷静的人,认为毛贵孤军深入,不能持久,只要拖住他一段时间,他就会不战自退。元顺帝战栗不已,把这艰巨的任务交给拓跋太平。拓跋太平集结了当时大都城内所能集结的一切兵力,主动出击柳林村。双方就在柳林村发生激战,毛贵错误地估计了蒙古军队的战斗力,和蒙古军队展开野战。结果,毛贵惊讶地发现,蒙古军队当年横扫地球的气势犹存,但发现时已经晚了,他的军队经不住蒙古骑兵的冲杀,溃败而退回山东。
毛贵退回山东后,重新调整兵力,准备再来一次斩首行动,但很快就出现内讧,毛贵死于内讧中,这支曾和大都擦肩而过的东路军灰飞烟灭。
运气最好的是关先生的北路军,但最莫名其妙的也是这支北路军。按刘福通之前的作战计划,北路军的任务是越过太行山,绕过所有城镇直奔大都,在大都外围和东路军汇合,联合夹击大都。可计划不如变化快,关先生到太行山时,元军已把各个关口堵得水泄不通,关先生进行了几次试探性攻击后,发现不可能完成任务。但他也没有通知刘福通,而是擅自做主,强攻冀宁(今山西太原),冀宁城高墙厚,关先生损失惨重,但他运气好,终于攻陷冀宁。在休息了一个月后,又强攻大同(今山西大同),大同顷刻而下,关先生志得意满,一股气荡平了从大同到上都的元军防御据点,推进到上都开平城下,一阵猛烈的攻击后,开平城陷。表面上看,关先生完成了军事任务,但由于他在路上耗费了太多不必要的时间,所以当毛贵在距大都五十公里的柳林村放眼四望时,根本没有看到战友关先生。关先生在上都踌躇满志,因为南下二百八十公里就是元大都。但莫名其妙的是,关先生没有南下,却向东推进,攻陷了辽阳(今辽宁辽阳),进入高丽王国。
高丽王国当时是元王朝的卫星国,主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敌人。但他们没有和关先生刀枪相见,而是乞灵于阴谋诡计。他们派出大批美女和关先生的军队缠绵,又搬空了国库,把所有珍宝献给关先生。当关先生和他的部队沉浸在这种奢华纵欲的生活中无法自拔时,高丽王国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早已准备好的特种部队对他们进行了偷袭,接着就是疯狂的屠杀。关先生死在美人窝里,只有一万余人逃出高丽回到中国,但被正在等待他们的蒙古军队一网打尽。
刘福通的斩首行动把自己的力量全部耗尽。刘福通本人在韩宋帝国的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郁郁寡欢,元军趁机围攻汴梁,刘福通带着皇帝韩林儿逃跑。至于他以后的结局,将是朱元璋的故事,在这里不再论述。
韩宋帝国的斩首行动虽然把自己的力量耗尽,但元王朝的根基已被掏空,现在,只需要轻轻一推,元王朝就会轰然倒塌。也正是在这个危机时刻,刘伯温向他的好朋友石抹宜孙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要求。
齐桓公,我呼唤你
刘伯温用灯笼计剿灭吴成七后,江浙行省对他进行了嘉奖,他被升为从五品的江浙行枢密院出纳文书(行枢密院经历),这是刘伯温在元朝时做的最高的官职。他并没有感到丝毫的高兴,因为对从前的回忆使他感到压抑。况且,当时北方的局势急剧恶化,刘福通的斩首行动带给刘伯温的冲击不亚于小行星撞地球。
他当时有点万念俱灰的意思,如果非要说有使他心动的事,那也只能是石抹宜孙。
1356年阴历三月,也就是刘伯温刚重出江湖时,方国珍第三次洗心革面,归顺元王朝。刘伯温对方国珍的痛恨深入骨髓,其实他不是痛恨方国珍这个人,他的痛恨是和方国珍类似的人。消灭吴成七后,刘伯温就试探着石抹宜孙,要他对方国珍用兵。刘伯温一针见血地指出,方国珍现在表面上是为政府出力,但贼心不死,肯定还会反叛,不如现在就将他的势力连根拔起,让他将来没有见风使舵的机会。这个提议相当冒险,甚至有被治罪的可能。人人都知道方国珍当时已经是元政府任命的江浙行省副宰相(参知政事)兼行省后勤部部长(海道运粮万户),是政府公职人员,如果真对政府公职人员动武,那罪名可不轻。况且,方国珍当时控制的地盘占了浙东沿海一大部分,海军军舰有千艘,实力已今非昔比。石抹宜孙即使想打方国珍的主意,也得掂量掂量。
听到刘伯温的提议,石抹宜孙大吃一惊,连连摇头:“这怎么可以,自家人不打自家人,万一出了事,你我人头不保。”刘伯温说:“都包在我身上。”石抹宜孙觉得这事太不靠谱。刘伯温又提了个建议,险些把石抹宜孙的胆子吓破了。刘伯温这个建议是用诗歌的形式提出来的,诗中有这样一句:“周纲虽云弛,一匡赖齐桓。”
这是一句运用典故的诗,“周纲”是东周的纲常,春秋时期,各路诸侯雄起,东周天子成了受气鬼,龟缩在洛阳城里看着各路诸侯打架。不过,东周天子仍然挂着“天下宗主”的牌子,各路诸侯虽然吹口气就能把它灭了,但谁都不想动手,惹天下人咒骂。“齐桓”是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他和他的国家称霸时,南方的楚国一直想向中原挺进,但被齐桓公的阵势给吓到了。所以,孔子说:“咱们没有被楚国灭掉,成为披头散发的野人,全是因为齐桓公啊!”
刘伯温的意思是这样的:现在的元王朝就是当年的那个受气鬼、窝囊废,而石抹宜孙就是齐桓公。齐桓公可以自作主张,明火执仗地摆平各路反政府武装,用武器来维护元王朝这块招牌。也就是说,石抹宜孙你有枪杆子,完全可以自主创业,把元王朝放在一个人人能看得见却不需要它的地方,比如灵堂。
刘伯温的这种想法是惊世骇俗的。官方的说法叫谋反,政治学家的说法叫分裂主义,曹操的说法是“用天子之名以成己事”。有人会从刘伯温的这句诗中得出牵强的结论,认为刘伯温对元王朝根本就不忠,所以后来才跑去给朱元璋当参谋。这显然是对刘伯温的污蔑,刘伯温没有说让石抹宜孙放弃元朝的皇帝,而是希望石抹宜孙用手中的资源来扶持元王朝。换个说法就是,他希望石抹宜出去开分店。石抹宜孙头脑虽然清晰,却远没有刘伯温那样灵活,所以,他拒绝。其实,石抹宜孙理解错了刘伯温的建议,他以为刘伯温要他单干。他可能也想过,但权衡后发现,单干的利润和他现在给元政府打工的利润几乎相当,给政府打工,那是旱涝保收啊,但单干,可就没谱了。所以,石抹宜孙偷偷把这首诗毁了,但刘伯温却把诗歌留了下来。
多年以后,刘伯温站在青田山上回想往事,仍能想起他给石抹宜孙写的那首诗。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或者是将来,刘伯温都不会后悔自己的鲁莽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必须要有齐桓公那样的人。但是,现实又一次让他失望,确切地说,是石抹宜孙击碎了他的梦想。
刘伯温和石抹宜孙在处州的合作开头美好,结局却不尽如人意。刘伯温在剿杀吴成七之前回老家招募了一支自己的部队,这支部队的人数并不多,但很能打。当时在处州各处的反政府武装,几乎都是被这支部队消灭的。
最好的军事训练基地是在战场,刘伯温手中有这样一支部队,并且取得了还算辉煌的诸多胜利,可当中央官员来评定功劳时,刘伯温的名字居然没出现在功劳簿上。事情是这样的,南京军区司令员(经略使)李国凤巡视江南,得知刘伯温此次处州剿贼的胜利之后,对刘伯温的才能十分欣赏和推崇,便把刘伯温的功绩上报了朝廷。刘伯温也很希望能够通过李国凤的举荐而得到朝廷的重用,为朝廷平定红巾军起义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那些当初庇护方国珍的大臣们,在李国凤上承的军功簿上一见到刘伯温的名字就觉得厌烦,哪里还会去嘉奖他的军功,至于授予重要官职那更是不可能的了。诏命下来,最后刘伯温反而被降职录用,让他做文职,不得参与军事。
石抹宜孙认为这是小事,而且对刘伯温受到不公平待遇进行了细致但不合理的分析。首先,刘伯温没有上功劳榜,是因为方国珍在搞小动作。方国珍和刘伯温上辈子有杀父之仇,刘伯温总想搞掉他,方国珍心知肚明,所以就利用金钱和后勤部长的权力明示中央政府,刘伯温是高危分子,将来会破坏团结,能打压就尽量打压。
关于这一点,刘伯温深信不疑。石抹宜孙就接着分析说:“你现在手里有支很能打的军队,如果再给你戴红花,上光荣榜,你的威信在军队中膨胀,国家最忌讳的就是这个了。”
关于这一点,刘伯温想对石抹宜孙说两个字——放屁。元王朝虽然靠砍刀斧子起家,但它慢慢地惧怕起这些东西来。忽必烈还在位的时候,元朝的军力全球无二,可还是禁止民间拥有兵器,禁得最厉害时,十几家人使用一把菜刀。在长江以南,一个村里只有一把菜刀,搞得很多家庭妇女做饭时,只能靠牙齿来“切肉”或者是“切菜”。元顺帝即位后,各地烽火连天,对已经革命的地方他们管不了,所以就对还没有革命的地方进行百倍的严格管制。菜刀不许有,地方政府专门设立部门来为百姓切菜。刘伯温的意思是说,政府都能禁止菜刀,为什么就不能把我的部队收回?可他们对我的部队连正眼都不瞧一眼。
刘伯温无话可说,叹息一声,说:“老天喊我回家写书去,我是不敢负国,无奈英雄无用武之地啊!”刘伯温似乎在向朝廷表白,也似乎是在告诉世人:他的离开,并非意味着是对元王朝的背叛,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这时候的刘伯温,大概觉得自己的心志和遭遇实在是像极了战国时期的屈原,而元顺帝就是楚怀王。
屈原无比热爱着楚国,无比忠诚于他的国君,可惜楚怀王却听信奸佞的谗言,把屈原流放在汨罗江边上,让屈原受尽精神的折磨,最后带着满腔的幽怨,自沉汨罗而亡。临死前,写了首《离骚》来表明自己的心志。
当然,刘伯温这时候是不会像屈原那样往绝路上走的,但他心中又确实沟壑难平,总想对世人说些什么,就像屈原一样。挠了半天头皮后,他还是决定用文字把心情记下来,于是他仿照《离骚》的格式写了篇长诗,抒发内心的痛苦之情。
《剑桥中国明代史》说:“(元朝末年)精英分子并没有去搞颠覆活动,发表不同政见,或者急于公然参加反对这个受苦难的政体的叛乱。他们接受元朝的合法性,一直期望它有所改进,就是当遇到政府有不可避免的失误时,他们也还是迫切地希望保持自己家乡的有秩序的现状。如果说元王朝从他们这些社会的天然领袖身上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那么,许多反对元王朝的叛乱分子……也没有得到他们大规模的自发的合作。”刘伯温正是这一类精英分子中的一个典型。
在处州三年后的1358年,刘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