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自传-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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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懂得一点地方上的小政治。卡提亚华是由许多小邦组成的，自然是充满着勾心斗角之争了。各邦之间的猜忌和官吏的争权夺利，已成为家常便饭。就是那些王公们也总听别人的摆布，让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出主意。连那位老爷的听差都得好生待他，而那位老爷的文书比他的主子还要厉害，因为他是他的耳目和译员。这位文书的意见就是法律，他的外块总是比他的主子的收入多好几倍。这也许是夸大了，不过他的确不是靠薪水生活的。
我觉得这种气氛是有毒的，怎样可以不受它的沾染倒成了我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了。
我的确感到非常苦恼，这一点我哥哥显然是明白的。我们两人都觉得，如果我能在别的地方找到一点事，我就应当离开这种勾心斗角的气氛。但是如果不耍一点手段，要想弄个部长或法官的职位，根本就不可能。而且我和那位老爷发生了龃龉，要继续执业就有困难了。
当时波尔班达已受英国人的管辖，我在那里有一点工作，就是替波尔班达的王公多争一些权力。为了佃农所负担的地租过重，我还不得不去见一个行政官。这位官员虽然是个印度人，我发现他的气焰让那位老爷还要嚣张。他是一个能干的人，可是我看农民并没有因此而得益。我总算给兰纳多争了一些权力，但并没有为佃农减轻多少负担。他们的苦难竞没有人加以注意，这实在使我吃惊。
所以我虽然担负着这个使命，仍然是相当失望。我觉得我的当事人所受的并不公道，可是我又没有办法主持公道。我至多只能上诉于政治监督官或省督，他们就会把我的上诉撇开说：“我们不便干涉。”如果有什么规章可以抑制这些决定，还可以有点办法，但是在这里那位老爷的话就是法律，又有什么话好说呢。
我实在愤慨极了。
正在这个时候，波尔班达有一家弥曼①商行写信给我哥哥，提出下列建议：“我们在南非洲做生意，有一家大商行，我们在那里的法院里有一件重大的案子，牵涉到40，000英镑的得失。这件案子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我们聘请了最好的辩护士和律师。如果你能叫你弟弟到那里去，这对我们和他自己都有好处。他会比我们更恰当地使用我们的顾问。他自己也可以借这个机会见见新世面，交些新朋友。”
①弥曼（Moman）是伊斯兰教中的一派。
我哥哥找我商量这件事。我不清楚我到那里只是为了给他的顾问出出主意，还是要亲自出庭，但我有意接受这个建议。
我哥哥介绍给我去见最近才去世的赛。阿布杜尔。卡利姆。嘉维立，他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股东；这家公司就是上面所说的商行。他告诉我说：“这不是一件困难事。我们有好多欧洲朋友，你到了那里就会认识他们。你到我们的铺子里对我们很有用处。我们的信件多数是用英文，你还可以在这上面帮我们的忙。你到那里当然是我们的客人，所以不会有什么费用。”
“你要我替你们做多久事情？”我问道。“报酬是多少？”
“不会超过一年。我们负担你的来回旅费，坐头等舱房的轮船，另外付给你105英镑，一切在内。”
这不象是给律师的一种待遇，倒象是给商店店员的报酬。然而我很想离开印度。去见识见识一个新的国度，体验一些新的经历；这也是一个不应错过的好机会。而且我还可以把那105英镑寄给我的哥哥帮助家用。我于是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准备动身到南非去。
第六章 到达纳塔耳
我动身去南非的时候，并没有感到当年到英国去时所经历的那种别离的痛苦。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多少已经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并且已经有了旅行国外的知识，至于从拉奇科特到孟买，更是家常便饭了。
这一次我只觉得离开妻子很难过。我从英国回来以后，又养了一个孩子。我们的爱还说不上已经摆脱了肉欲，但是越来越纯洁了。我从欧洲回国以后，很少和她住在一起；而且现在我已成了她的教师，正在帮助她进行某些改革，不管对她关心到什么程度，我们都感觉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如果这些改革还要继续进行的话。然而南非的吸引力却使这种别离成为是可以忍受的。“不到一年我们又会在一起了，”我以安慰的口吻对她说，于是离开了拉奇科特到孟买去。
我到孟买以后，通过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代理人购买船票，可是舱位已经卖光了，而且如果这一趟不走，我就要在孟买搁浅了。公司代理人对我说：“我们已尽力设法，想给你弄一张头等船票，可是怎么也弄不到。除非你打算坐统舱，这一趟怕走不成了。不过你要是坐统舱，还是可以安排到餐厅里去吃饭。”那时是我乘坐头等车船出门的日子，而且身为律师，怎么可以作为统舱乘客？所以我拒绝了他的建议，我怀疑他是在故弄玄虚，因为我不相信连一张头等船票也弄不到。经过代理人同意以后，我亲自说法去买船票。我登上了轮船，见到了船上的大副。他很坦白地告诉我：“通常我们并没有这么挤，这一趟因为莫桑比克的总督要坐这条船，所有的舱位都给订光了。”
“你能不能给我挤一个地方？”我问道。
他从头到脚对我打量了一下，笑着对我说：“只有一个办法：我的房间还有一个床位，通常是不卖给客人的，不过我打算把它让给你。”我连忙向他道谢，通知代理人去买那一张船票。1893年4月间我满怀热望地动身到南非去碰碰我的运气。
大约航行十三天以后，我们第一次停泊在拉谟港口。这时船长和我已经成为好朋友了。他喜欢下棋，可是因为他完全是一个新手，他要一个比他更不懂的人作他的对手，所以他就邀请我。怎样下棋，我倒是听说过不少，可是从来没有动手尝试过。下棋的人常说，棋盘有着辽阔的天地可以施展一个人的才智。船长主动说要教我，他发觉我是一个好徒弟，因为我有无限的耐性。每一次我都下输了，这使他更加热心想要教我。我倒是喜欢下棋，但是从未把我的嗜好带出棋盘以外，也不曾把我的知识扩大到移动棋子的限度以外。
船在拉谟停泊了三、四个钟头，我上岸看一看这个港口。船长也上岸了，但是他警告我说，这个海港风浪很大，要我早点回来。
这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我到邮局里去，很高兴在那里看见了几个印度职员，并且和他们攀谈了一下。我还见到了几个非洲人，我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很感兴趣，很想多了解一些情况。
这就耽搁了一些时候。
我在船上还认识了几个统舱的乘客，他们也上岸了，想在岸上亲自做饭，好好地吃它一顿。这时我发现他们正打算回到船上去，于是就和他们一起搭上一只舢板。港内的潮水正在上涨，而我们的舢板又超过了正常的重量。浪潮是这么猛烈，连这只舢板都搭不住轮船的吊梯。它刚接触到吊梯，立刻又被浪潮冲开了。开船的头一遍哨子已经吹过了，我很着急。船长在船桥上看见这情形，下令延缓开船五分钟。当时船边还有另一只舢板，是一个朋友花了十个卢比为我雇来的。这只舢板把我从那只超重的舢板上接过去。这时吊梯已经拉上去了，因此我只好拉住一条索子上去，轮船马上就启碇了。其他的乘客都还没上去。这时我才体会到船长的警告是有道理的。
过了拉谟，第二个港口是蒙巴萨，然后是赞稷巴。在这里停泊的时间可长了，共达八、九天之久，于是我们另换了一条船。
船长很喜欢我，可是这种喜欢发展到一种令人不敢恭维的偏向。他邀请了一个英国朋友和我陪着他上岸逛一逛，我们坐了他的小艇上岸。逛一逛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一点概念也没有。而船长也不知道我在这样的行径中，还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有一个招徕顾客的人把我们带到某些黑人妇女住的地方，每个人都被带进一个房间。我只是站在房里，羞得发呆了。只有天知道那个不幸的女人把我当什么人看待。船长招呼我的时候，我出来了，就象我进去的情形一样。他看出我是一个清白的人。起初我觉得非常害羞，但是因为除了害怕以外，我再也想不到别的事情，羞耻的感觉终于消退了，谢谢上帝：那个女人的样子一点也没有打动我。我厌恶自己的懦弱，并为自己连拒绝走进房间的勇气都没有而感到可悲。
类似的事情在我这一生中，已经算是第三次了。有很多本来是无辜的青年，恐怕就是因为羞耻的虚伪感觉而陷入罪恶的深渊。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受损害的人而感到光彩。如果我不进入那个房间，我就可以算是有光彩了。我应完全感谢那大慈大悲的上帝，亏得他拯救了我。这件事增强了我对上帝的信仰，并在一定程度上教导我抛弃了虚伪的羞耻。
因为我们要在这个港口停留一个星期，我就住到城里，成天在住处附近蹓跶，增加了许多见识。赞稷巴绿树成荫，只有印度的马拉巴才能和它比美，我为那些庞大的树木和颀硕的果子而感到惊奇。
过了赞稷巴，便到了莫桑比克。我们于五月底从那里到达了纳塔耳。
第七章 若干经历
纳塔耳的港口是杜尔班，也叫做纳塔耳港。阿布杜拉赛①到码头上来接我。船靠码头的时候，我看着那些上船来接朋友的人，我发觉印度人并不怎么受人尊敬。我不能不留心观察那些认识阿布杜拉赛的人对他都有一种藐视的神情，这使我们很难受，阿布杜拉赛却已经习惯了。那些望着我的人似乎都带着一种好奇心。我的服装和别的印度人不同。我穿着长过两膝的大礼服，头上却戴着头巾，就跟孟加拉的人戴的“普格里”②相仿。
①赛（Sheth）为阿拉伯语，原意宝剑，转为穆斯林的一种尊称。
②普格里（Pugree），大头巾。
我被送到那家商行的住所，他们给了我一个单间，和阿布杜拉赛隔壁。他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他。他读着他弟弟交我带来的信件，更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以为他弟弟给他送来了一只白象。我的服装和生活看起来就和欧洲人一样费钱，这使他颇为震惊。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工作可以叫我做。他们的案子是在德兰士瓦耳进行的，把我立即送到那里去是没有什么意思的。那么他怎样才能相信我的能力和为人呢。他又不会到比勒陀利亚去看我办事。被告都在比勒陀利亚，他还以为他们对我会有不好的影响。而且如果有关这案子的工作不能交给我去做，那么又有什么工作可以交给我呢，因为所有别的工作他的职员都能干得更好？职员如果做错了事，还可以加以责备。如果我也做错了，那该怎么办呢？这么说来，要是和这件案子有关的工作不能交给我，那么，把我留下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阿布杜拉赛实际上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可是他有丰富的经验。他有一种巨大的智力，他自己也感觉有这一点特长。因为经常使用，他学会了一点点英文，仅够日常会话之用，但是这已够他处理一切事务，无论是和银行经理或欧洲商人来往，还是向他的法律顾问陈述案情。印度人对他极为尊敬。他的商行是当时印度商行中最大的，至少也是最大的一个。在这许多长处之中，他有一个短处——天性多疑。
他很看重伊斯兰教，而且喜欢谈论伊斯兰的哲学。他虽然不懂阿拉伯文，但他对可兰经和一般的伊斯兰教文学，却懂得不少。他善于旁征博引，随时应用。我和他来往，获得了不少伊斯兰教的实际知识。当我们的关系密切起来以后，我们常常长时间地讨论宗教问题。
我到了两三天，他便带我去看杜尔班的法院。他在那里介绍我认识了几个人，让我坐在他的注律代理人的身边。庭长不断地望着我，后来还叫我摘下头巾。这一点我拒绝了，于是离开了法庭。
因此我就意识到，未来的斗争又在这里等候着我了。
阿布杜拉赛向我解释为什么叫一些印度人摘头巾。他说那些穿伊斯兰教服装的人可以戴着头巾，但是其他的印度人一到法庭，照例要摘下头巾。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点多余的区别，我必须详细说个清楚。在这两三天当中，我已看出来，印度人是被分成好几派的。一派是穆斯林商人，自称为“阿拉伯人”。另一派是印度教徒，还有一派是波希人，都是当职员的。印度教徒职员既不属于这一派，也不属于那一派，［·］除非他们投身于“阿拉伯人”的队伍。波希人则自称为波斯人。这三种人彼此都有些社会关系。但是为数最多的还是泰米尔、德鲁古以及北印度订有契约的和自由的工人这三种人所构成的一个阶层。那些有契约的工人是根据协议到纳塔耳来做五年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