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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逗你玩-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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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觉得我说相声是为了能胡说八道,满足一下口舌之欲,那你就错了,在我小的时候学相声,那是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要受到非常死板而一丝不苟的训练。
  首先,每天早晨都要练嘴,练绕口令。老师说过去的老先生都是拿着一张窗户纸练,什么时候练的一张窗户纸上斑斑点点全是湿的。才算一天的功夫练完,每天如此。长此以往,什么时候练到无论怎么说窗户纸上一个吐沫星子都见不着了,才算是功夫到家了。
  但我很是觉得这是老师为了让我们苦练而编出来骗我们的,也许是他的师长们编出来骗他们的,反正那时候我是真找了一张宣纸,对着练了半个小时,只练得口干舌燥,差点把舌头说肿了,那张宣纸上也没见多少斑斑点点。而且最让我郁闷的是,练到后来,前边的唾沫点都已经干了。这就说明,我永远也不可以像前辈们描述的那样,把整张纸说得湿湿的。或者说,我不可能像前辈们一样下那么大的功夫。苦练过一阵,忽然有一天觉得这是在骗人,再练就没那么上心了,但是基本功总算是练出来了。这就是学什么东西都要从娃娃抓起的原因。娃娃没有任何选择权,对于老师的要求只有服从,而且必须———或者乐于———毫无疑问地去执行。不像大一点的孩子,对什么要求都先问个为什么,说不服他就不干,就算干了也是打着折扣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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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狗·德云社·自由主义及其他(3)
我不知道中国的这种传统教育方式是否正确。打实基本功,这点当然没错,但是在兴趣和吃苦之间,我们似乎与外国的教育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西洋式的教育讲究一定要让学生先有兴趣,有了兴趣之后,才说的上进一步下苦工夫练习。但中国人从来不讲究有没有兴趣,无论学什么,一定要先练苦功,否则就是不对,或者是没出息,或者是没缘法,或者是“祖师爷不赏这碗饭”。就像我在北大练拳时的经历一样。当时我在北大参加了一个练杨家老架势太极拳的协会,先练筋骨,马步,往往整套动作及马步的训练就有四十多分钟,这套功夫练完之后,往往已经几身大汗,腰酸腿疼,几乎没有力再去摆架子练拳。而其他大多数协会都是以兴趣为主,大家一起海阔天空一阵,办点讲座,交点朋友,趣味十足,所以都很是兴盛。而杨家老架势这个协会的人丁一向不旺。我在那里下了一年的苦功,结果在一百零八式中只学会了十八式,连去向别人显示一下的机会都没有。最后学业紧张,时间有限,就很遗憾地放弃了。可能我对太极就是属于没缘法的人。但是我还是相信,这样练出来的,比慢慢培养兴趣练出来的,要强一些。
  虽然我们似乎与外国的教育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外国也有达·芬奇画蛋的传说。画蛋这件事,无疑就像对着窗户纸练绕口令一样无聊,而又必须认真对待。可见,如同我是一个和相声有缘法的人一样,达·芬奇老先生也是一个和绘画有缘法的人。
  多说一句,经历过小时候这种神经病式的苦练之后,我对练基本功就慢慢有兴趣多了。上小学、初中的时候,一放寒暑,准是早晨五点就去天坛。天坛五点半一开门,我就跟着一大群老头老太太往里走,感到一种到了七八十岁又重要恢复青春的感觉,但当时我才十岁左右,青春还没来过,这就说明我当时已经开始有病了。尤其是在冬天,走在黑暗的大路上,两边是冲天的树影,前后左右都是嘈嘈杂杂的声音,不一会儿各自分散,走进各自的黑影之中。喊嗓子之声在黑暗中此起彼伏起来。那些老年人都内功充沛,凭着丹田喊出声来,高上九霄。我于是也在黑暗中与他们相呼应,长啸声声,直传数里。
  每次我都是一直走到长廊后边的某处就开始压腿,然后是踢腿,正腿、侧腿、旁腿、片腿、盖腿。全练过后,开始喊嗓子,唱岔曲,之后是练贯口。有一次天降大雨,我在雨地里指天大叫“尔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真乃匹夫是也”,然后自己哈哈大笑。现在想想除了神经了之外,没有什么更好的理由解释。
  一定要说一句的就是,现在我的基本功早就不行了,所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嘴这个东西也是一样,几天不练功夫就回去了。人慢慢地从孩子长大,长到知道偷懒的时候,功夫也就慢慢地搁下了。就像当年杨家老架势太极拳带功的师哥,有一次给我指导马步,先讲解了半天要领,给我做了半天示范,然后说了一句:其实我们这样的,马步早就已经不行了。然后笑了一笑。我费了这么半天话,可能就是为了显示一下我小的时候曾经下过这么大的功夫,如此而已。但是现在确实已经不行了。正像我听过很多老艺术家演出之后说:不行了,不行了,功夫全搁下了。这在他们可能有一部分是谦虚之辞,另有一分苦笑、一分无奈、一分失落,剩下的全是对当年的回忆和对曾经的资历的炫耀。
  其实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为了避免有人来找我比试,因为现在随便找个用功点的小孩就能把我比下去。
  其实仔细想一下,现在要找一个知道用功的小孩,也真是挺难的。
  六
  其实说了半天,我一直在说一个矛盾,那就是,我们的目的是快乐的,但是我们达到快乐的途径往往是不快乐的,而且很有可能是很不快乐的。而且一旦你得到快乐之后,你就已经离失去它不远了。
  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说,把爱好当成职业最好。我不知道这种完全不谙世事、不动脑子的说法是怎么流传的如此之广的。爱好一旦成了职业,那就成了谋生的工具,要谋生,就有利益。有利益,就有了纷争取舍。爱好就不成其为爱好。比如我知道一个相声演员,就爱说传统节目,打死也不爱说新写的节目。而他的剧团领导,偏偏要求他必须说新节目,不许说老节目。而且这些新节目,都是他最看不上的那种应时当令的、歌功颂德的狗屎。但是他必须说,因为不说这个就没有演出机会,没有演出机会就没有钱挣,而且会得罪领导。得罪领导,在中国是一件很SB的事情。类似的情况还有,他很喜欢台上台下的交流互动,这也是相声的生存之源,没了这些,相声说不乐人。而且相声必须有很多即兴表演的成分。但是他在团里演出,必须是准词,一句都不许错。那些词在他眼里,又是那么的不像人话。以一种最为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演绎一段不是人话的狗屎。如果你还认为这是他的爱好。那我就无言以对了。
  
红狗·德云社·自由主义及其他(4)
爱好是花钱的,而职业是挣钱的,心态当然不一样。爱好者是想:我怎么才能花一万块钱就能请上一千个观众来捧我彩唱一出戏。职业演员的心里却是想着:我怎么才能让观众掏出钱来看我的戏让我挣上一千块钱。爱好者想的是,我怎么唱才能让自己痛快。演员想的却是,我怎么唱才能让观众痛快。自己痛快和听众痛快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尤其在我这种破锣嗓子的人身上体现的更加明显。
  这道理就像写东西一样。信手写来,###言志的东西,也许别人不爱看,那就叫做活该,你爱看不爱,总有欣赏我的人。就算没有也不妨事,否则就不会有孤芳自赏这个常用词了。但职业写手就不一样。每写一行字之前,先要想,读者爱看什么样的。虽然我不想那么写,但是书商要求一定要那么写,我就不得不那么写,那就叫做受罪。
  当然如果有人说:我这就是为了娱乐大众,为了解决世界上五分之一的受苦人的精神食粮问题,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以我一人苦,换来万家欢。那这个人可能叫做佛,也可能叫做圣人,最有可能的,是叫做装逼。
  说到佛,又有一点可说之处,就是我在中学时痴迷过一段佛学,曾经向一个佛学老师请教。既然佛学的要义在于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么无所谓快乐,也就无所谓不快乐。为什么佛经上都告诉人家,佛有妙相宝光,礼佛可以身心皆乐,天上有美如飞天的美女,又有八宝之类的钱财宝物。还能随心所欲,永登极乐世界。既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那这个和苦相对的极乐世界又是从哪来的?
  还好我的佛学老师没有给我打机锋,直接给我解释道:老百姓们不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道理,就用他们知道的好东西引导他一下,等他修炼到一定程度,自然就懂了。然后他给我打了一个比方:比如有一群人走在沙漠里,一马平川,离他们很远的地方有一个藏宝之处。但这些宝物是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无论你怎么向他们形容,他们都不能想象。而且在沙漠上,完全没有坐标,就算他们相信了,也不知道怎么走去。这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在藏宝之地高高的立上一个建筑,告诉他们,走到那个建筑里,就能得到钱。这样,第一他们能理解“钱”的意义,第二又有了坐标。于是就有动力前进。当他们真的走到建筑之下的时候,看见了真正想让他们看见的东西,他们就会明白,建筑啊,金钱啊,无非是让他们到这里来的途径而已。
  之所以提及这个,是因为正好这个矛盾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矛盾异曲同工,那个矛盾是:我们的目的是快乐的,但是我们达到快乐的途径往往是不快乐的。
  懂了吧。
  如果你非说不懂,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告诉你,其实我也没想明白。
  七
  我在茶馆演出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票友。在我看来,票友是一个很神圣的词。我认识的票友里,有大学教授,有著名学者,有社会名流,有帝子王孙———在清代,亲王郡王开票房者大有人在。不过人家都是唱昆曲,唱八角鼓,相声票友似乎是没有。相声在过去实在是太卑微,太粗俗的一种“玩意儿”。我幼年与师兄玥波闲聊,言道:你们是说相声的,我是八角鼓票友。言下之意我比你们高出太多。招得一群师兄弟白眼相加。
  在我数年寒窗苦读,不问世事的时候,玥波兄在茶馆给德纲捧了两年的哏,也说了两年的单口。等我考上大学,再去找他们玩的时候,他已经隐然是同侪之长,无论从“身份儿”还是“玩意儿”,都力压群雄。当然,说力压群雄是为了好听,当时的群雄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不过这应该是几乎所有北京相声的后备力量了。他那时候的水平突飞猛进,我已经难望其项背。台上效果一差,自然感觉不爽。演出完他请我吃炒肝,顺便聊天。北京的夜晚另有一种景象,不像广州那种霓虹闪烁,也不像小城市那种默然萧索,尤其在秋风一起的时候,总是有一种繁华落尽的平和。就如同名优老去,平淡怡然。而举手投足之间,无不隐隐然带出当年舞榭歌台的风流华贵之态。就在这么一种时光里,我和玥波兄在某个路口的一张小油桌旁边,坐在北京的夜色里,对吃炒肝。当年我们同为十八岁,但是行业的积习已经影响的他和我———主要是他,其次是我———成了艺人。旧日的艺人夜里从园子里回来,都是在这种小摊上吃点夜宵。他吃完面前那一小碗,擦擦嘴,带得一丝得意说:我们是说相声的,您是八角鼓票友,只不过在这个舞台经验上呢,咱们现在比您强点儿……
  后来我在德云社演出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艺人。在我看来,艺人是一种很奇怪的人。他们一方面看透世情,演绎着人间的无数悲欢离合,一方面又是社会底层,为着自己的衣食奔忙劳碌。我们在大栅栏里演出时,人少得可怜。这个剧场是清代延用到民国又翻修的剧场,当年的观众早都已经随着旧戏院的拆除而烟消云散。有一天晚上,天降大雪,灯昏路暗,整条街上的买卖铺户都关了张,街上几乎没什么人。我跟德纲带着几个孩子,加上我六十多岁的师父,打着板在街上招徕生意。剧场的门脸儿隐在一大堆金字招牌后边,几乎看不见。就是那些风云一时的金字招牌也都早已经黯然失色,何况这个小小的剧场。雪打在脸上,我们一边打着板,一边相互取笑,寻着开心,忽地觉得这已经不是二十一世纪的北京,而是民国时期的北平,我们就是无米无钱的艺人,在纷飞的雪里,讨生活。这和我心里艺人的生活是一样的。


  
红狗·德云社·自由主义及其他(5)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变成艺人的,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转变,很难说明确切时间,就像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从文人变成商人的一样。
  曾经与一个北大的死党吃饭,说到了毕业这些年的变化。我说:真想元旦的凌晨回学校,站在枫岛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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