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圣经-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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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我不是责怪你。可这枪呢？　
　　转给了银行里的一个同事呀。你妈说要那东西做甚麽？防身壮胆子呀，那年代社会动乱，可你妈说我枪都不知道往哪打，要走火了呢？”　
　　他爸笑了。　
　　这不可以笑，他说得很严正：　
　　“可档案里记的是私藏枪支。”　


　　林告诉他的正是这话，他不可能听错了。　
　　他父亲愣了一下，几乎叫起来：　
　　“这不可能，都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父子相望，他相信他爸，胜过於档案，但他还是说：　
　　“爸，他们也不可能不调查。　
　　“就是说……”他父亲颓然。　
　　就是说，买枪的人如今谁还敢承认，他也绝望了。　
　　他爸双手覆面，也终於明白这意味甚麽，哭了。一桌还没怎么动筷子的菜都凉了。　
　　他说他不怪他爸，即使再出甚麽事，也还是他的儿子，不会不认他爸。　
　　“大跃进”过後那大灾荒的年代，他妈也是因为天真，响应党的号召去农场劳动改造，劳累过度淹死在河里，他们父子便相依为命。他知道他爸疼爱他，见他从学校回来浮肿，当时把两个月的肉票买了猪油让他带走，说北方天寒地冻甚麽营养都弄不到，这里还可以从农村高价买到些胡萝卜。他爸把滚烫的猪油倒进个塑料罐里，罐子即刻萎缩熔化了，油从桌上又流到地下，他们蹲下用小勺子一点点从地板上刮起那层凝固了的猪油时，都默默无言口，这他、水远忘不了。他还说：　
　　“爸，我回来就是要把这枪的事弄清楚，为的是爸，也为我自己。”　
　　他父亲这才说：　
　　“转买手枪的是我三十多年前在银行的一位老同事，解放後来过一封信就再没有联系，人要在的话，想必也还在银行工作。你叫他方伯伯，你还记不记得？他非常宣口欢你，不会出卖你的。他没有孩子，还说过要收你做他的乾儿子，你妈当时没答应。”　
　　家中有张旧照片，要还没烧掉的话，这他记得，这位方伯伯秃顶，胖胖的圆脸，活像一尊弥陀怫，可穿西装，打的领带。骑坐在这穿西装的活佛腿上的那小孩子，一身毛线衣，手捏著一支派克金笔，不撒手，後来这笔就给他了，是他小时候一件货真价实的宝贝。　
　　他在家只过了一天，便继续南下，又是一天”夜的火车。等他找到当地的人民银行询问，接待他的是个青年，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又问到管人事的干部，才知道方某人二十年前就调到市郊的一个储蓄所去了，大概也属於以前的留用人员不受信任的缘故。　
　　他租了一辆白口行车，找到了这储蓄所。他们说这人已经退休了，告诉了他家的地址。在一楝二层的简易楼房里，过道尽头，他问到系个围裙在公用水池洗菜的一个老大婆，老太婆先愣了一下，然後反问：　
　　“找他做甚麽？”　
　　“出差路过，就便来看望这老人家，”他说。　
　　老大婆支支吾吾，在系的围裙上直擦手，说他不在。　
　　老人低头不知找寻甚麽，然後手端起茶杯，颤颤的。他说不需要老人证明，只是请他说一说情况：我父亲是不是托你转手卖过一支手枪？　
　　他强调的是卖，没说是老人买的。老人放下茶杯，手也不再抖了，於是说：　
　　“有这事，好几十年前啦，还是抗战时期逃难嘛，那年头，兵荒马乱，防土匪呀，我们在银行里做事多年，有点积蓄，钞票贬值呀，都换成了金银细软，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有根枪以防万一。”　
　　他说，这他父亲都说过，也不认为这有甚麽，问题是那枪的下落至今一直成了悬案，他父亲私藏枪支的嫌疑也转到他的档案里了，他说得尽量平实。　
　　“都是想不到的事呀！”老人叹了口气，　
　　“你爸爸的单位也来人调查过，想不到给你也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还不至於，但是一个潜在的麻烦，为了应付有一天发作，好事先、心里有数。”　
　　他再一次说明不是来调查，摆出一副微笑，让老人放心。　
　　“这伧是我买的，”老人终於说了。　
　　他还是说：　
　　“可我父亲说是托你转手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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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卖给谁了？”老人问。　
　　“我父亲没说，”他说。　
　　“不，这恰是我买的，”老人说。　
　　“他知道吗？”　
　　“他当然知道。我後来把它扔到河里去了。”　
　　“他知道吗？”　
　　“这他哪里知道？”　
　　他也就没有甚么可说的了。　
　　“可你爸为甚么要说呢？也是他多事！”老人责怪道。　
　　“他要是知道这枪扔到河里去了……”他替他父亲解释道。　
　　“问题是他这人也大老实了！”　
　　“他也可能怕这枪还在，怕万一查出来，追问来源——”　
　　他想为他父亲开脱，可他父亲毕竟交代了，也连累到这老人，要责难的还是他父亲。　
　　“想不到，想不到呀……”老人一再感叹二谁又想得到这三十多年前的事，你还没生下来呢，从你父亲的档案又到了你的档案里—．一　
　　在河床底连渣子都铺完了的这支不存在的枪，没准也还留在这退休的老人的档案里呢，他想，没说出来，转开话题：　
　　“方伯伯，你没有孩子一．　
　　“没有。”老人又叹了口气，没接下去说。　
　　老人已经忘了当年想要收他当乾儿子的事，幸好，否则老人的心惰也得同他父亲那样更为沉重。　
　　“要是再来调查的话——”老人说。　
　　“不，不用了，”他打断老人的话。他已经改变了来访的初衷，没有理由再责怪他们，这老人或是他父亲。　
　　“我已经活到头了，你听我把话说完，”老人坚持道。　
　　“这东西不是已经不存在了吗？不是锈都锈完了吗？”他凝望老人。　
　　老人张嘴哈哈大笑起来，露出稀疏的牙，一滴泪水从那下垂的眼皮下流了出来。　
　　老人同他老伴张罗，一定要留他吃饭，他坚持谢绝了，说还得回城里退掉租的山口行车，赶晚上的火车。　
　　这位方伯伯送他出了楼，到了大路口，一再挥手，叫他问他爸好，连连说：　
　　“保重！保重呀！”他骑上车，等回头看不见老人的时候，突然明口过来：这番查证多此一举，有个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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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算能对他作这番回顾，这个注定败落的家族的不肖子弟，不算赤贫也并非富有，界乎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生在旧世界而长在新社会，对革命因而还有点迷信，从半信半疑到造反。而造反之无出路又令他厌倦，发现不过是政治炒作的玩物，便不肯再当走卒或是祭品。可又逃脱不了，只好带上个面具，混同其中，苟且偷生。　
　　他就这样弄成了一个两面派，不得不套上个面具，出门便带上，像雨天打伞一样。回到屋里，关上房门，无人看见，方才摘下，好透透气。要不这面具戴久了，一在脸上，同原先的皮肉和颜面神经长在一起，那时再摘，可就揭不下来了。顺便说一下，这种病例还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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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真实面貌只是在他日後终於能摘除面具之时，但要摘下这面具也是很不容易的，那久久贴住面具的脸皮和颜面神经已变得僵硬，得费很大气力才能嘻笑或做个鬼脸。　
　　他生来大概就是个造反派，只是没有明确的目的，没有宗旨，没有主义，不过出於自卫的本能，後来才明白那造反也落在人的指挥棒下，已经晚了。　
　　他从此没了理想，也不指望人家费脑筋替他去想，既酬谢不了，又怕再上当。他也不再空想，也就不用花言巧语骗人骗己。现今，对人对事都已不再存任何幻想。　
　　他不要同志，无需和谁同谋，去达到一个既定的目标，也就不必谋取权力，那都过於辛苦，那种无止尽的争斗大劳神又大资、心，要能躲开这样的大家庭和组合的集团，真是万幸。　
　　他不砸烂旧世界，可也不是个反动派，哪个要革命的尽管革去，只是别革得他无法活命。总之，他当不了斗士，宁可在革命与反动之外谋个立锥之地，远远旁观。　
　　他其实没有敌人，是党硬要把他弄成个敌人，他也没辄。党不允许他选择，偏要把他纳入规范，不就范可不就成了党的敌人，而党又领导人民，需要拿他这样的作为靶子来发扬志气，振奋精神，鼓动民众，以示奋慨，他便弄成了人民公敌。可他并不同人民有甚麽过不去，要的只是过自己的小日子，不靠对别人打靶谋生。　
　　他就是这样一个单干户，而且一直就想这麽干，如今他总算没有同事，没有上级，也没有下属，没有领导，没有老板，他领导并雇用他自己，做甚麽便也都、心甘情愿。　
　　他也就不那麽愤世嫉俗，照样食人间烟火，还特爱好祖国的烹调，这也是从小养成的胃口，他母亲就做的一手好菜。他当然也吃西餐—法国大菜自然不用说，义大利的通心粉据说是马可波罗从大唐帝国带去的，可撤的调料却是中国没有的乾奶酪。日本生鱼火锅一上冲鼻子的芥末，还有俄国的鱼子酱，特别是黑色的，也都蛮好吃。再如朝鲜的烤肉和酸辣泡菜，如果又能就上印度薄饼的话，想必会是”绝，他只是吃不了淡而无味的肯特鸡，胃口有点挑剔，也因为他童年毕竟沾过点好日子的边。　
　　他还好色，少年时就偷看过他母亲还年轻美好的裸体，在他母亲洗澡的时候。从此，由衷喜爱漂亮女人，而他没女人的时候，便自己下笔，写得还相当Se情。这方面，他毫不正人君子，甚至羡慕唐璜和喀萨诺瓦，可没那艳福，只好把性幻想写入书中。　
　　这就是你给他写的鉴定，以代替在中国没准还保存而他、永远也看不到的那份人事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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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著裂开的纸糊的顶棚，夜里耗子在上面跑来跑去，彻夜打架，弄得裂缝越来越大，棉被都落上一条条黑绒绒的灰尘。他从来还没这样无聊过，无所事事，不必早起按时去上班！也不再忙於造反。不读书也不留文字，可读的书也统统装进了木箱和纸盒子里。他必须保持清醒，免得再回到白日梦里。可隔壁那退休工人屋里早起收音机就开得山响，唱的是革命样板戏一红灯记一，令他烦躁不安。即使手Yin，还要蒙上被子，闭上眼睛努力回味林赤裸炽热的身体，也还是抵制不了义正辞严声调高昂的唱词，只弄得非常沮丧。　
　　他想借把梯子把顶棚的裂缝糊起来，可这蓬松下陷的纸壳弄不好全塌下来，多少年的积尘还不把满屋子搞得乌烟瘴气，就更没法收拾，糊顶棚也是门手艺。他把老谭床上堆的杂物挪到墙角，把褥子铺到那床上去，自己的那床乾脆拆掉，老谭肯定是回不来了。　
　　想逍遥也无处可去，唯一可做的事是上街买群众组织出的小报，还有各种各样的揭发材料，回到屋里做完饭，再边吃边看。他从首长们接见各群众组织的讲话中琢磨出不同的口径和弦外之音，一个个慷慨陈词，却又像走马灯样不停更换，昨天还在解说毛的最新指示，没准明天或是後天，那暗藏的杀机便落到自己头上，成为反党的罪犯。他当初造反的热情也冷却了，心中的疑问不断上升，可又不敢确认。　
　　他还得时不时去机关大楼里照一下面，在他们造反派的总部坐一会，这时候好些组织分裂後又联合组成了总部。人来人往的，他抽几根烟，聊一会天，无非露个面，听听消息，乘人不察觉便溜了。这大楼里没完没了的斗争与重新组合与新的斗争，他也没兴趣了。　
　　最热闹消息最多的地方总在长安街上，每次上机关大楼都绕道一趟。中南海赭红的高墙外，搭满了帐篷和席棚，巨大的红布横幅　
　　“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火线联络站”，加上各大学造反派的红旗招展，数百个大喇叭夜以继日通宵达旦高唱战歌，以最高领袖红太阳的名义声讨国家主席，连这场面也不再令他激动。　
　　“刘少奇的女儿揭发她老子的最新材料！看哪，看哪！用革命经费打成金鞋拔子，吞为己有，刘少奇前妻的揭发！”　
　　围住叫卖小报的一圈人中，他认出了中学时的同学大头，从背後拍了下肩膀，大头一惊，回头见他才释然笑了。大头拎个人造革的黑提包，也买了一包小报和材料。　
　　“走，上我那里去！”他萌生出一种旧情，大头成了他已丧失的生活最後的一线联系。　
　　“我买瓶酒去！”大头也兴奋起来。　
　　两人骑上车，到东单菜场争著买了些熟食和酒，回到他那屋里。下午的阳光照在窗帘上，室内暖洋洋的，几杯酒後更是面红耳热。大头说运动一开始就给揪出来了，人揭发他诋毁毛的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