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大奇案-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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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又说，葛品连十月初十暴死之后，有余杭县差役到葛家借口吊唁，实为私议。本官业已查明，余杭县的差役并没有任何人在十月初十去过葛家。你又何解？
“你说你被葛毕氏诬陷，是原来她住在你家时，因小事成仇。但实际上你们关系不仅很好，你还教她读书认字，可有此事？
“你说葛毕氏与邻居王心培不清不白，也是一点凭据都没有。你又是据何污人家清白？”
胡瑞澜一连数问，句句都问在点子上，将杨乃武问的是手足发麻，面红耳赤，张口结舌。
原来，杨乃武为了将自己择的干净一些并引起官府重视，许多话说的过头了，又将一些道听途说的事情、自己也弄不清楚的事实也一古脑都写在状子上。
比如说，首次报告之人，状子上说的是姚士法，其实却是王廷南，这是杨詹氏怕拖累姚士法临时改变的主意，却没有通知杨乃武。
状子上还说，他撞见刘子和与葛毕氏在家中调笑。其实是在盂兰会上刘子和调戏小白菜。杨乃武因恨小白菜诬攀自己，所以捏告了二人调笑的事。
还有，杨乃武状子上称葛品连暴死之后，有本县差役到葛家借口吊唁，实为私议。其实是陈竹山和刘子和两个人。杨乃武没有搞清楚就写到了状子上。
这些画蛇添足的不实之处，反而将事情变的更加复杂，让胡瑞澜抓住了把柄。
胡瑞澜一共指出了状子中的十二处不实，这个状子也就被定性为诬状。其他辩护内容即使是真的也就不能采信了。胡瑞澜趁热打铁要杨乃武招供。杨乃武虽然不知所措，再不敢喊冤，但哪里甘心就此招认。
胡瑞澜知道杨乃武有一点儿背景，所以也不对他用刑。命人将他带下，第二日开始分成两班，对杨乃武与小白菜分别审问。
边葆城负责审问小白菜。他对小白菜可就不像对杨乃武那么客气了。各种非刑遍加于身。几天下来，小白菜的十根指头都被拶子拶的透出白骨，又用铜丝穿入乳头，其状惨不忍睹。严刑拷打之下，小白菜只好又承认了谋夫之举，并仍旧供认杨乃武是幕后指使的奸夫。
胡瑞澜亲自带着罗子森、顾德恒和龚世潼轮番熬审杨乃武。虽是不用重刑，但掌嘴、打屁股的刑罚也是免不了的，更厉害的是用熬审的办法，就是不让杨乃武睡觉，几个人轮着班的审问他。但有昏睡之意，就掌嘴打醒或用冷水激醒。几天下来，就是铁石人也吃受不住。最后在半昏半醒之间，也被在供状上按上了手印。
胡瑞澜到任之后，很利索的就把这个案子审结了，仍然维持原判。这样一来，原来参与此案审理的浙江大小官员的名声和职位都因此而得以保全。这些人如释重负，弹冠相庆，纷纷设席宴客，恨不得放鞭炮来庆祝。都认为从此铁案如山，不会再有反复了。
这时，京中都察院的广寿、杨增生等人也已经听说了此事。因为这个案子是钦案，如不及时设法，将成终审，到时候就没有回转的余地了。于是两个人急忙找来都察院的户科给事中边宝泉商量，一番计议之后，由边宝泉出面给皇帝上了个奏折。奏折中称：
浙江余杭县民妇葛毕氏毒毙本夫葛品连诬攀举人杨乃武因奸同谋一案。案详刑部后，案中主犯及要证纷纷翻供，其中必有屈抑。近来外间传言，奉旨严鞠此案之浙江提学胡瑞澜，与巡抚杨昌睿关系甚密，复查本案，外示严厉，中存偏袒。对案中关键人物钱宝生证言是否属实，不加详究，放令还家。此案是否屈抑，虽不敢贸然判断，但向来各省已定之案，虽经上京控告，发回重审而能平反者百不得一，相沿成习。其中原因，盖缘有案皆由督抚审定，复查官吏皆其下属，此辈之升降迁谪，无不操之上司，因此办事无不仰承上司鼻息。无人肯为办理一案而得罪上司，自贻伊戚。故名虽复查，实为形式，纵有冤滥，在势亦难纠正。此案如仅由刑部复核原卷，必然难以驳回。因上报案卷多半经过整理，所有漏洞都已粉饰，无从指摘。
该重案未惬众议，请提交刑部审办而成信谳。如此于吏治民生具有裨益。非徒为杨乃武一人昭雪也。
边宝泉提请朝廷将此案交由刑部亲审，其实是很中恳的，也揭露了当时官场一些积弊。但慈禧却认为边宝泉是在暗示她派胡瑞澜去浙江钦审此案是不明之举，所以这件案子才没审明白，才需要由刑部再审。慈禧一向是个好胜之人，哪里能够承认。当下便把这个奏折驳了，下诏曰：“此案仍着刑部详细研求，迅速核议具奏，俾成信谳。边宝泉奏请提交刑部审理，着毋庸议。”就是说，该案仍是只需将案卷交由刑部审核即可。基本上算是将此案终审了。
第二十一章
光绪元年（1875年）七月，《申报》发了一篇文章，该文章继续对奉旨审案钦差、浙江学政胡瑞澜复审杨乃武案进行了关注，其中提到“虽行辕内（胡瑞澜的行辕）关防严密异常，但六月二十五日晨浙江巡抚杨昌睿、杭州知府陈鲁已悉底细。”两个与案情有着利害关系、本应回避的人却能轻易而迅速的得到消息，可知此案的审理已经出现偏袒的行为。
从七月开始，《申报》不断对杨乃武的案子进行报道。因为此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子已经轰动江南和上海、天津、北京等地。胡瑞澜这一次的钦命审案更是引起社会各届人士的极大兴趣。到八月十一日，《申报》又报出一个重大消息：杨乃武自觉再无雪冤之理，离黄泉路也不远了，在狱中作联自挽云：“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充刑台，乃武归天”。因胡瑞澜是个学台，根本不懂刑名诉讼，所以说他是学台充刑台，让杨乃武归天是必然的事。
《申报》连续不断有力度的报道，使社会舆论都倒向了杨乃武这一边。另外在浙江方面，杨乃武的堂兄杨增生、杨恭治等五人联名向余杭县知县刘锡彤和浙江学政胡瑞澜递交公禀，证明小白菜供称杨乃武指使下毒和买砒霜之事纯属枉供。在北京城，与杨乃武同籍的十八名京官也为他“联名呈控逐款鸣冤”。
接着，杨乃武的把兄弟，就是前文提到被人冒充身份毒死钱宝生的监生吴玉琨联合在京的浙籍举人、生员和杨乃武的好友等三十余人又开始向都察院、刑部、大理寺提出控告，施加压力，揭露杨乃武被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事实。要求提京彻底审讯，昭示天下，以释群疑。
这其中力量最大或最值得一提的有三股势力。
一个是汪树屏，此人就是浙江有名的白尼山汪家子弟，他的祖父在京里做过大学士，哥哥汪树棠也在京里做着二品官，在朝中说话还是有一些份量的。他联合在京的进士、翰林等人联名向各部院上禀贴，上称：此案不仅是有关杨乃武、葛毕氏两条人命的问题，更是有关整个浙江读书人的面子问题。如果真有冤抑而不予平反，恐怕今后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上进矣。这些进士、翰林都是准备放出去做官的后备干部，特别是翰林，将来都是手掌大权的实授官，这些人联名上书要比前文提到的三十多名举人、生员联名更具影响力。
第二个人是吴以同。他与杨乃武是极要好的朋友，常在一起作诗论文章。吴以同只是个秀才，但他是红顶商人胡雪岩最得意的西席幕友。此时的胡雪岩，无论是官场还是商场都处于鼎盛时期，他与陕甘总督代理新疆军务的左宗棠是生死之交，其他官场上的至交朋友也多的不可胜数。杨乃武案发生时，他正在浙江筹办胡庆余堂药店，对案情比较了解。吴以同将杨乃武的冤情向胡雪岩讲了，又提到杨家为了这场官司已经卖尽田地，家徒四壁，如今杨詹氏要入京上告，苦无盘缠。胡雪岩听了当即答应解囊相助。不仅慷慨资助他们全家进京的路费，而且说要把杨詹氏到京后所有用度也都包下来。杨詹氏在吴以同陪同下去元宝街胡宅拜见了胡雪岩，详述了杨乃武身受重刑的情形以及冤案难雪的内情。胡雪岩听了，不禁脸色惨然，拍案道：“此冤若不得雪，大清之法度何在？”当即命人拿出200两银子的现银，又备一书信致北京阜康分号档手，命其在京中随时给予杨家方便。
第三个人是夏缙川。这个人是个武举人，为人豪爽耿直，好打抱不平。自《申报》在同治十三年开始登载杨乃武的案子时，就一直关注此案。直到胡瑞澜终审将杨乃武和小白菜订成死罪时，便动了要救杨乃武的心思。他虽然只是个武举人，但他的堂兄是刑部侍郎夏同善，相当于公安部副部长的职位。不仅如此，夏同善与内阁学士翁同龢一起任值毓庆宫授读，与手握重权的翁同龢相处甚善。翁同龢先后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历官刑、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单从当时的地位、官品和权力来说，是百官之首。
夏同善与翁同龢花了一个星期查阅了刑部档案，签出杨案的几处疑点，一面指示正在刑部浙江司任郎中的侄子翁曾桂认真审理。（此人后因审理杨案有功升迁为刑部侍郎），一面又拉上浙江籍翰林院编修张家骧一共三个人专门觐见了慈禧，当面为杨乃武申冤，将案情详述了一番，并将其中疑点一一指摘。这三个人，一个是专管审案的专家，一个是手握重权的帝师重臣，还有一个是名满京城的状元，说话份量也是相当重的。
如此声势浩大的伸冤运动，使朝野上下沸腾起来，一时间街谈巷议尽是杨案，邸报奏章多提乃武。慈禧也觉着若想将此案含混了结既无法平息举国上下风起的舆论也无法安抚朝中江浙派官员摇动的人心。慈禧太后终于下了决心，于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日下诏：“浙江余杭葛毕氏一案，前着提督学政胡瑞澜严讯，以案无出入，仍照原拟定谳。现经刑部核查，案中疑窦甚多，已咨令逐条查复。兹着浙江巡抚杨昌睿提集全案人证起解至京，交刑部彻底根究。”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杨乃武案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而衍生成为政治派系的斗争。
在这个案子中，还有三个非江浙派人物，不能不在此用墨一提。
一个人叫做袁保恒，是袁世凯的堂叔。光绪三年，袁世凯乡试不第，结婚后就投奔到这个堂叔门下做了一名机密幕僚。他从袁保恒这里第一次接触了官场，并悟到了不少官场之道。袁保恒这个人其实是很正直的，光绪二年的时候还上书皇帝（其实是慈禧太后），要求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常川驻守，经理全台，以抑制日本对台湾的侵略野心。杨乃武案的时候，他虽然是河南人，不在江浙籍京官之列，但身为刑部侍郎，对这个案子也非常关心。他看出其中可能有冤情后，也参加了为杨乃武翻案的活动。
另一个是五品六科给事中王昕。这个人早在同治十三年就开始对杨乃武案进行调查，并且亲下江南微服暗访。王昕之所以对这个案子下这么大的功夫，是因为他是奉了慈禧的密旨。由于到同治十三年的时候，杨乃武案已经历时近两年了，轰动大江南北，报道连篇累椟。这个案子便引起了慈禧的兴趣，她想知道这个案子的幕后倒底是什么样子，如果只是中下级官吏的贪脏枉法，她倒是很愿意借此整顿一下吏治，提高一下自己的威信。也省的外国人借此又攻击大清的法律不公正，又来要求法外治权。王昕在浙江暗访之后，回来覆旨说此案中确有冤情，其中情弊大多与翁同龢、夏同善等人所言相同。
第三个人是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在复审结果出来后，醇亲王就认为杨昌睿此人过于狂妄蔑视朝廷，不惩不足以儆效尤。王昕暗访回来，他又向王昕打听。王昕称杨乃武案中各级官吏常有意瞻询，抱定官官相护之旨，内中弊窦甚多。醇亲王因此决心要动一动浙江的官场，摘掉几个官员的顶子，来整肃一下那里的官风。
以上这些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保杨势力，最终使慈禧将谕旨改为刑部会同京师五城都察院共审。也为后来翻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十二章
光绪二年二月中旬，由王昕传旨，即令杨昌睿将全案人犯派员押解赴京。杨昌睿奉到上谕，见刑部要来提解人犯，大为不满，但不敢公然违旨。只好派候补知县袁来保做押解委员。将杨案中的人犯及干证人等解送北京审理。杨乃武案的审理也真正进入了最后的司法程序。
这批人犯中少了爱仁堂的掌柜钱宝生，但却多了两个人。一个是爱仁堂药铺学徒杨小桥，一个是该案的始作俑者之一、当初唆使葛喻氏告状的陈竹山。
余杭县知县刘锡彤也被带往京城。因为怕他畏罪逃了，圣旨中只说是派刘锡彤赴京督验尸骨。但刘锡彤去王昕的行辕递手本时，却说王昕这几日只住在船上。刘锡彤只好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