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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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林彪给中央写信，他只说了一句：事先我不知道，更不是我鼓动他写的。便不再过多解释了。
长征路上，大敌当前，团结对敌压倒一切，维护中央权威十分重要。虽然毛泽东的一些批评与实际情况不符，但被批评者都没有过多申辩。
周恩来、朱德发言，也称赞毛泽东的指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开了两三天。最后由会议主持者张闻天代表中央作结论，批评反对机动作战、怀疑军事领导的思想，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指挥，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克服右倾思想。
会议决定红军立即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
对会理会议怎么看，争论并不多。在统一红军作战思想、克服存在的消极情绪、确定新的前进方向这些积极意义说完之后，人们都小心翼翼回避党内高级领导人因会理会议产生的裂痕。
但裂痕是无法回避的。
彭德怀说，此事24年内毛泽东提了4次。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第四次提此事时，林彪站出来申明，信是他自己决定写的，与彭无关，一桩公案才终于了清。这件事成为彭德怀在自己被彻底打倒的庐山会议上，唯一可聊以自慰的事。
彭德怀后来总结道：“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
对张闻天的误解，毛泽东到延安整风才完全挑明。1941年六七月小型谈话会上说一次，1943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又说一次。张闻天只有认真对待了。他利用许多同志在延安的机会搞了一些调查，最后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作澄清说：“现在大致可以判明，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话，是×××同志的造谣！（林、彭同志关于此事有正式声明）”
这份《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是张闻天的检讨。在长达五万多字的自我剖析中，辩诬文字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处。会理会议便是其中之一。可见其裂痕影响至深。
简单看中共党史，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在四渡赤水毛泽东这神来之笔后，他最信任的林彪会跳出来写这样一封信。为什么要开这么一个会理会议。
关键是不了解、不领悟红军当时的严重困境。这段时期内，从来不发火的朱德也两次发火；从来不叫困难的周恩来也说“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从来不骂人的林彪也破口骂人；这种情况下，上上下下从指挥员到战斗员中有想法，有情绪，丝毫没有什么奇怪。不反映出来，反倒是不正常的了。
林彪继续用写信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对战略方向的认识上他同毛泽东发生了分歧。1935年12月中旬，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前，征求各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林彪借机又写了一信。信中称开辟陕南比巩固和扩大陕北更重要，更有意义。他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将红一方面军的主要干部尽数调出，由他率领南下。
这封信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1928年春天，南昌起义部队刚刚到井冈山，一次毛泽东路过，正逢一个年轻指挥员给部队讲话：“不管这个军阀还是那个土匪，只要有枪，就有地盘，就有一块天下。我们红军也有枪，也能坐天下！”毛泽东一下怔住了，问朱德这个娃娃是谁？朱德告之：二十八团一营营长林彪。毛泽东自此记住了这个浓眉大眼的指挥员。林彪那种一针见血的语言，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后就是那些信。林彪写信以大胆著称。很多时候因火药味太浓、政治委员不敢签名而且劝林彪不要这样写，他照样不管不顾，大笔一挥签上自己的名字，以个人名义送上去。这种时候人们会发现，“行事桩桩少对人言”对林彪来说，连个影子都看不到。
看不到不等于不存在，而是被艰苦激烈的斗争抑制了。在毛泽东最困难的时候，他写过支持毛泽东领导的信。在毛泽东渡过难关顺利掌权的时候，他又写过反对毛泽东领导的信。各种各样的信加在一起，总体看带来的好处不多，惹出的麻烦却不少。
在井冈山第一次见林彪时，毛泽东问朱德：这个娃娃是谁？在会理会议斥责林彪时，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林彪已经不是娃娃了。
张闻天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对会理会议评价说：
会理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同当时干部中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作斗争是必要的。但我以为斗争方式还是过火的。因为这些同志的错误，实质上不过是个别的错误，只要加以适当的批评与解释，错误就会改正的，不必用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去压他们。
这个会议的裂痕延续久远。
我们总结自己的历史，辉煌是财富，教训也是财富。甚至是更值得珍惜的财富。
我们怕教训影响辉煌，我们便失掉了很多珍贵的财富。
三、永恒的青铜像
红军长征期间，蒋介石兴奋过三次。
第一次是从红军突围西征、他腾出手来精心布置的“湘江追堵”。当此战役最紧张的时刻，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搓手摩拳，捏着一封封电报，对照钉在四壁的地图，核实各路大军到达位置，一分分削减红军实力。最后认为红军牺牲很大，但地方实力派追堵不完全尽力，意犹未尽。
第二次是在红军鲁班场战斗失利，三渡赤水到四渡赤水之间。他判断红军此时举棋不定，是因大政方针未定，已无处立足。于是调集川、滇、黔、湘军及中央军，在川南黔北一带大修碉堡，以为用江西的老办法，在川黔边一举围歼红军。
第三次便是红军抢渡金沙江、大渡河期间。
当时红一军团前锋直指昆明。当时滇军主力全部调入川黔，昆明城只有一些团防及警卫部队，龙云十分恐慌。蒋通过空军侦察发现红军在昆明附近又调头北上，与幕僚研究后，判定红军是声东击西，真正企图是强渡金沙江无疑。便令增援昆明的薛岳调头向北，在电令中有“同仇敌忾，灭此朝食”之语。
5月中旬红军攻打会理城期间，蒋介石飞到昆明，在五华山龙云布置的房子里一住就是二十多天，布置大渡河会战。此时薛岳一部已渡过金沙江，蒋又电令刘湘以川军二十军全部及二十一军一部归杨森指挥，火速进至大渡河北岸防堵；令刘文辉部6个旅堵截红军，掩护薛岳部北进；令刘文辉二十四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北岸严密封锁，并让杨森、刘文辉到汉源指挥。
蒋在电令中特别强调：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人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达开覆辙，希各军师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红军再一次陷入危险局面。
红军过金沙江后曾将追敌甩掉一周之遥，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但从来没有不包含时间因素的胜利。在时间的消耗中，胜利也会变为不利。
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曾把蒋介石几十万追兵甩在身后。但在滇东，敌人又围了上来。
5月9日渡过金沙江又远远甩下了敌人，但在会理地区耽搁太久。从9日到14日夜，以整整6天时间强攻会理城。待15日决定放弃对会理的围攻挥师北进时，时间优势基本耗光。再不抓紧时间抢渡大渡河，就真的要成为石达开第二了。
说不清是第几次，红军又陷入了危机。
一次次脱离险区，又一次次面临险境。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上源名大金川，出青海南部，流入西康省（今四川省西部）后同小金川汇合，经过泸定桥至安顺场，折而向东流至乐山入岷江。河面宽200米，流速每秒4米，河水沿着十分险要的石壁向下奔泻，数十里路也不易找到一个渡口，大部队通过极为困难。蒋介石就想凭借大渡河天险，布置重兵南攻北堵，一举消灭红军，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红军把希望放在了安顺场。
21日，红军到达冕宁县泸沽地域后，即兵分两路。主力部队向安顺场进发，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向大树堡方向进击，以钳制和吸引富林（今汉源）一带敌人。
先遣司令刘伯承率红一师走在最前面。
在向安顺场进发的路上，刘伯承骑着马，喃喃自语了一路：“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
警卫员说昨夜梦里他翻来覆去也是这句话。
在金沙江就是凭手中掌握的6只船，硬是化险为夷，把中央红军全部渡了过去。
如果安顺场没有船怎么办？
不光刘伯承，很多人想都不敢想。
5月24日夜，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占领安顺场渡口。还好，搞到一条船。
根据渡金沙江的经验，刘伯承寄希望于对岸。
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组织的强渡开始了。以二连长熊尚林为首的17名勇士登上了第一船。船在猛烈火力掩护下向对岸进发时，刘伯承、聂荣臻禁不住都走出了工事，紧紧盯住那条关系千军万马命运的小船。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萧华亲自吹起了冲锋号。
强渡成功了，但对岸再没有发现船。
渡金沙江总共搞到6条船：皎平渡先控制了两条，首批部队过江后又找到4条。刘伯承曾兴奋地向军委报告“每日夜能渡一万人”。
大渡河却仅有一条船。一船最多坐40人。往返一次一个多小时。每日夜顶多也只能渡过五六百人。
靠这条船，一船一船摆渡。全军渡河要一个多月。
杨得志的红一团26日上午10点渡河完毕时，追敌薛岳纵队已经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二十军先头部队已达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了。
焦虑万分的刘伯承发出了两个“千方百计”命令：工兵连要千方百计地架桥；各部队要千方百计地找船。
两个“千方百计”一个也没有实现。
工兵连用8根二号铁丝缉缆，只系上3个竹排，放入水中即被激流冲断。
沿河两岸也再没有发现一条船。
消息报来，刘伯承只对自己说了一句：“看来架桥不可能了……”便再也无语。
这位首先突破乌江、首先突破金沙江的军中之神，在大渡河陷入了深深的困境。
夺取安顺场前，聂荣臻曾问主攻营营长：“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吗？”
孙继先回答：“管他十达开九达开，我们一定能过河！”
刘伯承接着说：“我们会不会成为石达开，这就看你们的了。”
孙继先营以坚决的行动完成了任务。
但成为石达开的可能性依然还在。
渡金沙江时，红军本是分三路过江。刘伯承在船到手之后，方知道全军都要集中到皎平渡过江。这回却大不一样。行动之初，全军就预定要从安顺场渡过。先遣司令刘伯承深知责任重大。渡河成败关系全军的命运。红军会不会成为石达开第二，现在军委就盯着他刘伯承了。
军情十万火急。蒋军的飞机在空中撒传单：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朱毛红军插翅难逃。
5月26日中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来到安顺场。
刘伯承急着向军委领导汇报，毛泽东却一边喝着缴获来的米酒，一边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
他问刘伯承：“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刘伯承心里正为大渡河着急，回答说，主要是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刘伯承答，确是如此，彝人最重义气，看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
毛泽东不容刘伯承插进别的话，再问：“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这下刘伯承被问住了。
越是危险境地越要扯轻松事，是毛泽东一贯的风格。
1929年4月，脱离了井冈山的红四军在赣南立足未稳，前途未卜，毛泽东一次在河边突然问陈毅、谭震林、江华：鱼在水中睡不睡觉啊？一下把众人问住了。
解放战争在陈南庄遭空袭，敌机都到头顶上了，江青钻了防空洞，其他领导同志也进去了，警卫员把他从床上拉起来，他先想到的不是进洞，是抽一支烟。
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即使面临生死存亡，也颇有一股拿得起来、抛得开去的气概。一股偏不信邪、偏不从命的气概。共产党人赞此为领袖气概，国民党人骂此为帝王气概。赞也好，骂也好，毛泽东就是如此。不如此，便也不是毛泽东了。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不是不知道泰山会崩于前。与刘伯承说笑归说笑，最坏的准备却在谈笑风生中做好了。
全军集中安顺场渡江已不可能，决定将一军团分为两半：一师和干部团在安顺场渡河，编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左岸前进；二师和五军团编为左纵队，由林彪指挥，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