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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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回忆说：
张闻天同志那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他在当时中央的这个职务，是长征路上最先起来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三个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中最高的。所以认真想起来，遵义会议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来，会议就不可能开。事实上，如果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呀。过去苏区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就挨整呀。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我们红军就不可能胜利到达陕北，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
当时中央常委或称书记处书记只有4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项英留在了中央苏区，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只有前三人。前三人中，张闻天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批评错误的军事领导，分量自然最重。
其次因为他发言的系统性。
杨尚昆回忆说：“我清楚记得，遵义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是闻天同志作的，他作报告时手中有一个提纲，基本是照着提纲讲的。”
张闻天文思敏捷，文笔流畅，他在遵义会议上带提纲发言，与博古的主报告正好针锋相对。从双方阵容上看，博、张二人正好是新老三人团主将。博古讲话是会上的主报告，洛甫的发言提纲就成了针锋相对的“反报告”。
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在张闻天发言完后先后发言。毛泽东讲了一个多小时，分析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会议决定委托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他那份反报告的内容基本包含在《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了。
历史惊人相似。
1935年的遵义会议原定议程是研究军事问题。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定议程是研究经济问题。
两个会议都脱离了预定轨道。
遵义会议最终成为从军事上清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一场战斗。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完成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向“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发起了一场总攻。
在遵义会议上首先发言批判博古、李德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和在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首先发言否定“文化大革命”，皆需要一种面对历史的勇气。
张闻天是上海南汇县人。家乡张家宅，坐落在长江口和杭州湾中间一块冲积平原上，村子紧贴着一道海堤，名叫“钦公塘”，由一个叫钦琏的南汇知县1733年修筑。“钦公塘”由北而南绵延近百里，世世代代护卫着堤西大片良田。1905年遇大潮，大堤东面的良田顿成汪洋。巨潮排山倒海，潮头高达5米多，大有将堤坝摧垮之势。但“钦公塘”岿然不动。堤西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损失。大潮退后，人们纷纷到“钦公庙”焚香祝祷，怀念这位造福人民的好官。这道坚固的塘岸护卫着南汇、川沙两县人民生命财产170余年。老百姓称“钦公塘”为“命塘”。
这事在幼年张闻天心灵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张闻天后来留学日本、美国、苏联，他的第一课永远是“钦公塘”。那道塘岸使张闻天萌发了一个终生不改的志愿：做老百姓的“命塘”。
历史给张闻天提供了两次做“钦公塘”的机会。
遵义会议上他做了一次“命塘”。他成功了。他以自己党内第｛文。｝二号的地位和影响，以思维缜密和语｛人。｝言尖锐的反报告，为党作出了｛书。｝重大贡献。毛泽东从此成为｛屋。｝工农红军的领导核心，继而成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
24年后，他决心再做一次“命塘”。
那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
那一次，他失败了。
三、中国出了毛泽东
陈云那份珍贵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说：“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这位“A同志”，便是李德。
一个“完全坚决地不同意”，把完全处于被批判地位、一个劲在会场门口抽烟的李德描绘得淋漓尽致。
不管成功与失败，他在中国的使命基本结束了。
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就是正式撤销李德的指挥权。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不管李德是否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他已经被作为了一个国际的信物。遵义会议在事先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情况下，改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
共产国际并非对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影响一无所知。1933年3月，国际执委会关于军事问题致中共中央电，特别指出：“对毛泽东应取尽可能忍耐的态度和对他施行同志式的影响，让他有100％的可能性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领导下担任极为重要的工作。”
当时毛泽东已经离开了苏区中央局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共产国际的态度是明显的：既要让毛泽东“担任极为重要的工作”以发挥作用，又不能让他出任主要领导。
国际的指示，从来都是上方宝剑。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基本上都根据国际的指示及其驻中国代表的意见，处理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连领导人都必须经过共产国际的圈定，或者干脆由国际包办。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选陈独秀为书记，事前得到过国际代表马林的同意。
陈独秀1927年不行了，鲍罗廷便出来包办接班。
蔡和森1927年9月22日在中共顺直省委作的报告《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说：“不知道是七月初几，老鲍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
陈独秀之后的政治局常委，就这样被鲍罗廷一一指定。
李立三在1930年2月1日作的《党史报告》中回忆鲍罗廷：“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用手段，找我们五人去，说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人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参崴办党报（校），另组织五人的中央，五次大会的中央是这样不光荣的结束。”
鲍罗廷指定了5个常委，却不说以谁为首。他开完会便带瞿秋白乘船去了庐山。9天以后从庐山返回，当天就宣布：增加瞿秋白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虽然仍未指出谁排第一，但新常委瞿秋白成为了实际上的领袖。
老鲍一句话，接替陈独秀的人便产生了。
后来瞿秋白又不行了，斯大林、布哈林便看中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1928年6月，共产国际冒极大风险、花大量金钱，将一百余名中共代表接到莫斯科召开六大，彻底改组中共中央。斯大林看中的人，由米夫出来做工作。向忠发被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大会闭幕前一天，米夫又以国际代表身份提出中委候选人名单，排向忠发为第一名。
这种连续举动使大家都明白了共产国际的意图。六届一中全会上，中委们不再需要国际代表提示，都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向忠发顺利地当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兼中央常委会主席，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
向忠发又不行之时，1930年底到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共产国际包办中国革命的现象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是国际代表米夫起草的，出席会议的代表是米夫圈定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是米夫与国际远东局共同拟定的。会前为避免党内出现分裂，周恩来和瞿秋白提出退出政治局，提名何孟雄进入，米夫不屑一顾，完全拒绝。他采取“留周拒瞿”的方针，瞿秋白在中共中央的地位瞬间便失去了。
米夫起草的四中全会决议案中，称中国共产党最迫切的任务是执行国际一切指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地忠实”。加上王明写的小册子，中国共产党被强加了两个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国际路线。
两个百分之百，给惨淡经营的苏区和红军几乎皆带来百分之百的损失。
不知道这些，很难说知道了遵义会议的伟大，知道了毛泽东的伟大。
中国革命是一幅立体巨画，凝视哪一个局部去赞美整体都是冒昧的。
应该后退一步，从宏观上去把握它的整体。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发现，高光点为什么辉煌。
中国共产党经过14年艰苦努力、曲折斗争，付出了无数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终于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自己安排自己的领导人。
这一改组刚刚开始。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还只是政治局五常委之一，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的顺序排名第三。1月18日政治局会议常委分工时，才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至此毛泽东刚回到军队领导岗位。最高军事首长仍然是朱周，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不论是对党还是对军队，毛泽东都还不能一夜之间成为它们的第一号领导人。
还会有曲折，有考验，但一切只是时间问题。只要不是别人安排，毛泽东的方向就不可逆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他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35年在遵义他虽然沉默，但历史在说：中国共产党站起来了！
也不要忘了另一个人：博古。
他是错误路线的主要代表，在一般人眼中他是遵义会议的主要打击对象。
博古此人好就好在只要认识到了，就不避讳自己的错误。他都是“阳谋”，不搞阴谋。2月5日，在云南威信地区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责。凯丰在背后劝他不要交权，他不听，把几副装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痛快地交给了张闻天。
博古比毛泽东小14岁，除了在莫斯科多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对中国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以及工农武装割据特点的认识，与毛泽东比，皆相去甚远。
小14岁、经验相去甚远，博古也毕竟做过一个党的领袖。不管是用什么方式产生的，他也毕竟代表了一个党。博古的不成熟，印证的只能是一个党的不成熟。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里程碑。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唯有毛泽东是真正成熟的领袖。而唯有长征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才能使从1921年建党之日就开始的对领袖的漫长选择得到终结。
选择毛泽东作为领袖，本身不是同样在印证中国共产党已日益成熟了吗？
四、薛岳苦了王家烈
毛泽东对长征有段名言。
1935年12月，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结束，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蒋介石对“长追”也有段名言。
1935年7月，蒋介石在成都对薛岳说：“国军长途追剿，从中枢到边陲，军行所至，中央德威远播，诚为我国历史空前壮举。”
举世公认，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壮举。
但蒋介石讲起他的长追来，也言之凿凿，认为有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的意味。
帮助蒋介石完成从东南到西南、从西南到西北，迢迢万里追击、截击、堵击的，就是在红军中从总司令到伙夫无人不知的薛岳。长征伊始，薛岳就成为一个穷凶极恶的代表，紧紧跟压在红军队伍侧面或紧跟在后面。
薛岳此人在蒋军中颇有些狂气，绰号“老虎仔”。第五次“围剿”中，陈诚在薛岳就任北路军第六路军总指挥的军官大会上说“剿共有了薛伯陵，等于增加十万兵”。话虽然说得太大，徒增薛岳之轻狂，但也可见此人确非等闲之辈。
薛岳从第五次“围剿”起，便和红军结下难解之仇。1933年10月他到达南昌，先任北路军第三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七纵队司令，后任第一路军代总指挥兼第七纵队司令。1934年1月，出任北路军第六路军总指挥。他指挥第六路军先后夺占赣南重镇兴国及古龙岗，进迫宁都，企图围困瑞金。10月中下旬，红军主力通过赣南信丰、安远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