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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租界-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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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每天上午,木门打开,走廊里的微风把牢房整宿的臭味吹散的时候(她从不知道女人的身体也可以散发出那样浓烈的臭味),就会有拉铁门的声音,哐啷哐啷哐啷,即便有阳光和青草的气息,这声音还是让人心惊胆战。活着,或者死去,如果是提审,那么你还活着,如果不是提审,那就是提到监牢围墙后的空地上枪毙。那些日子,几乎天天有人被枪毙。而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看守对你很客气,“你们不是坏人,你们——都是为国家——”她们对那些刑事犯就不这样客气,如果不听话就拖出去打一顿,女人打女人,下手居然会那样狠毒。但她们什么都不会跟你说。男监在另外一排牢仓里,我怎么会知道?

戈亚民突然愤怒起来,她感觉得到怒火在他的身体里涌动,他站在她的面前,用牙齿啃着自己的拳头,好像这是表达爱情的另外一种形式,好像如果不能爱她,就要伤害他自己,如果不能伤害他自己,就要伤害她——

他挥出拳头,短促(像是在尝试),快速缩回,好像手臂上装着一个弹簧,又重重打出一拳。第一拳打在她的额头,第二拳打在她的颧骨上。林培文冲上来,从背后架住他的手臂,而他暴起眼睛,头和上身努力向前挣脱,向她扑过来,好像是在表演一具扑向火堆的雕塑。

她只感到屈辱。不是因为他打她,而是因为老顾的沉默。其实那时她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代表组织来向你打听一些事。他代表组织。而组织在她被打、被伤害、被逮捕的时候都在保持沉默。这让她感到屈辱,让她感到自己并不重要,组织不会来营救你的。你要自己救自己。济难会那个学法律的大学生模棱两可地说,不,我不是组织派来的,我是代表一个慈善机构,我是济难会的。我可以向你提供法律援助。但你也可以把我的话当成组织(你的组织)告诉你的。如果他向你提出要求,你可以答应他,可以虚与委蛇(他把虚与委yí说成虚与委shé)。

于是,她答应他,虚与委蛇,觉得自己的确像一条蛇,一条苟且偷生的自卑的美女蛇。曹振武让看守把她带出去,他给她带来点吃的。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提出那个要求的,他装得像个君子人。而且他跟她是老相识,老家在同一个省城,他们在同一个师范学校的同一个班里念书,是同学。他们几乎同时离开那个令人窒息的内地城市,年轻人像扑火一样扑向革命,只是一个去南方,一个来上海。去南方的加入国民革命军,他,曹振武,现在是进占上海的一支军队的军法处主任。而她是他的阶下囚。

只是到后来,他才向她暗示。这里隶属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不属于我的管辖范围。虽然我跟他们很熟,但杨虎和陈群是两个疯子,全中国都知道这是两个疯子。我去跟他们商量,一个误入歧途的女人,政府难道不应该给一个机会?他们却反问我,她是你的什么人?

你明白不明白?她是你的什么人?

他给她泡的咖啡还冒着热气,他是很细心的人。只放一块糖,又在碟子里另外放上两块。天知道这警备司令部的监牢里哪找出的这堆家什。这是军法处看守所的所长办公室。是这幢房子里最好的一间,窗外阳光明媚,虽然是夏天,但上午这里很凉快。他穿着夏布军装,短裤刚到膝盖,马鞭放在桌上,几乎有些俊俏。他比她大两三岁(她想,我去年才刚过三十岁么,他还说,出钱让我去巴黎念两年书,就当是送我的生日礼物)。

我当然能明白他的意思。我没有接口。直到济难会再一次来人接济。我咨询他们的意见。我想——他们一定是组织上派来的。

老顾忽然从沉思中醒来,对她说:“济难会不能代表组织,他们只是慈善机构,是在组织的引导下为狱中难友提供必要的帮助。他们只是组织的外围机构。”

原来是这样。可后来,我就答应他。答应他的求婚。他再一次向我提出——这次不再是暗示。他告诉我,南京又有新的政策,要加大对反动分子的打击力度,可能最近又要枪毙一批狱中的犯人。你不能再犹豫,答应我,嫁给我。如果我能跟他们说,你是我的家属——难道进行国民革命,连亲情都不要么?

我只提出一项要求。在放我出来的同时,汪洋也要出狱。但他说,这办不到,如果你是我的妻子,他又是谁呢?那我不能答应。他迟疑很久,才告诉我,汪洋早一个月就已被枪毙。就在监狱的大院内。我一直在哭,很久很久。

她想,她到底哭过没有?她以为她后来一定是哭过的。因为软弱,因为从内心里涌出的对自己的鄙视。她并不爱汪洋,如果说从前爱过他,那也是因为那时候,她太年轻。

有一次,汪洋对她说,一个职业的革命家,是不需要爱情的。他不可以有爱情,生理上的性是必需的,那是卫生的需要。如果一个职业的革命家感到需要,他应该用最简单的办法去解决它,而不应该像小布尔乔亚那样,扭扭捏捏地调情,从而把大量的时间虚耗在毫无意义的琐细事情上。

她怀疑过么?如果不是戈亚民这样追问,她想过这个有关时间的问题么?究竟是汪洋被杀害在先?还是曹振武向她先求婚在先?这其实不重要,老顾说,曹振武是屠杀革命者的反动军官。但她不久就完全明白,这是至关重要的。至少对于她个人(也许对戈亚民也是至关重要的)。

似乎戈亚民认为,这件事不仅关系到曹振武的品格。也许更与她冷小曼个人的忠诚有关。

现在是老顾在说话:“你再回忆一次,他第一次向你提出这个暗示的时候,你有没有给他过一个很明确的回答。你上午说你没有接口,这意思是你没有说话?时间很紧张,我们要送你回福开森路。好吧,那就是说你没有说话。这是个很明确的信号么?表示你不答应他?”他说话的口气,好像这不过是例行公事,只是要一个回答,以便使审问笔录完美无缺。

窗外的贝勒路上传来木板哐当摇晃的声音,寂寞的马蹄声音……

⑴Route Fergusson,今武康路。

⑵Route Gustare de Boissenzon,今复兴西路。

十一

民国二十年六月八日凌晨五时十八分

她听到窗外有人长叹一声。她透过窗帘缝隙望出去,凌晨时天空比夜里更黑。街道好像被露水洗过一遍,车轮像是在湿透的吸墨纸上滚。骡马拉着沉重的粪车,是车夫在打哈欠……

第二天,上午,继续提问。还是在这里,在隔壁。在这间厢房后半部分。与此刻她置身其中的这个过街楼只隔开一道板壁。只是那个房间更隐蔽一些,有隔音的护壁板。窗口朝着天井。不像过街楼上的这一间,一面窗口对着弄堂,另一面窗口一打开就是贝勒路。

戈亚民把她接来(她没让副官跟着她一起出来买东西)。她坐在前一辆黄包车上,戈亚民坐后一辆。进门之后,老顾对她说,如果有人闯进来,那么我就是张东生。从前,我是你父亲绸缎庄的掌柜。我们在路上巧遇。我把你领到这里来,只是找个安静的地方叙叙旧。是很奇怪,但也不奇怪,因为我几乎是看着你长大的,小时候,我还是你家柜台上的伙计时,就带着你出门买炒花生。我把你扛在肩上。这里不是我住的地方,你不知道我住在哪里。我把你领到这里,是因为这里住着的是我的朋友,那人好像也不在家,只有一个年轻人(他指指戈亚民),听他们说起来,好像他是那个生意人新找的小跟班。

在俄文补习班的最后一个月,冷小曼听过那个波兰人课程。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他说他去过孟买。他给大家讲“秘密工作的技术要点”。课程几乎是扣人心弦的,因为全都是他自己的故事。她听得很仔细,她懂老顾的意思,他是在为万一出现的危险状况预先串好口供。老顾是老练的,他一定在组织里身负要职。

他们在前一天对她提出的问题,她仍然无法回答。很难说她的沉默算不算一个明确的谢绝。她猜不出别人会怎样想。那你有没有说过,让我回去想想之类的话?

但是,说过又怎样?难道说,因为曹振武想让我答应嫁给他,就指使宪兵杀害汪洋?他并没有指使龙华警备司令部的权力。可你并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权力。而你们,在怀疑我对组织的忠诚,怀疑我对汪洋的忠诚。但你对汪洋是忠诚的么?在答应他的求婚之后,甚至之前,你究竟有没有想到过汪洋?那时你万分恐惧,每一分钟死亡的阴影都笼罩在你心里,紧紧攫住你的心脏。所有的事情都在折磨你,让你分心,让你根本想不起汪洋来。天气炎热,吃得很坏,每天发一次洗澡水,只够用凉水擦身的,你甚至连一条干净的内衣都没有。没有太阳,用剩下的水稍微漂洗一下,就挂在铁栏杆上阴干。你只想走出去,走出监狱的大门,大门外充满阳光,盛夏的烈日比任何时候都更可亲。

即使是和曹振武结婚以后,你也从来没有想起过这些事情。或者是,你不敢回想。你不愿回想起来。走出监狱,你就像换一个人似的。要不是有人问你,你究竟记得不记得在那里发生的事?你犹豫过么?你拒绝过么?难道事情不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曹振武要救你,就要找一个理由,而最好的理由不就是你是他的老婆?你到底在什么时候向他打听汪洋的?有没有那杯咖啡?那杯在你的记忆里冒着腾腾热气的咖啡?

到最后,组织上突然说(没有任何征兆)——其实是老顾打破沉寂,他说,组织上相信你。这让你如释重负。不,不光是如释重负,你简直是感激涕零。你终于得到结论,你最终被证明是忠诚的。

可是从这一刻起,出狱以后所有的那些安逸生活再一次离你而去。桂林南郊那幢带花园的公馆,花园里那几棵红豆树,佣人老黄和他的一家人,无疾而终的怀孕计划,还有巴黎——

突然之间,她好像一下子回到从前的日子,紧张,疯狂得近乎快乐。不是她再次找到革命,是革命再次找上她。

第十三条:假如他对这世界抱有同情,他必不是革命者。他应毫不犹豫地毁灭这个世界。他应仇视所有,且一视同仁。

按照老顾的指示,她像群力社其它同志一样,把这份纲领牢牢记在脑子里。他们不断背诵,逐条讨论。刚开始,她觉得这事多少有些可笑。可渐渐她就觉得不但不滑稽,而且确实有效果。语言是有力量的,它的确可以净化你,提升你,让你越来越坚强。当她软弱的时候——她不是一回到曹振武的身边就开始犹豫么?在南京,在桂林,她不断与自己辩论。在香港的码头上,她甚至起过阻止他上船的念头(可她不知如何开口,更不知如何解释这复杂的局面)。甚至在吴淞口邮轮停泊,等待快艇前来接他们的那一两个小时里,她还在怀疑这一切到底对不对,怀疑这一切是不是幻觉。她在船舷边还哭过,因为她憎恨自己的犹豫不决。阳光照耀她时,她口中喃喃有词,背诵纲领上的这句话(她记得那个洋场小开好奇地盯着她看)。

天已大亮。

她很少出门,她觉得自己像是个被遗弃的人。别人要求她藏身在贝勒路这间房子里,尽量少出门,尤其是白天。她想做点什么,但没人派事情给她,也很少有人来找她。邻居们觉得她大概是个弃妇,单身女人,白天窝在家里不少见,但夜里也不出门,整天都不出门,别人就会好奇。

他们告诉她,她在曹振武遇刺的同时失踪,报纸上连篇累牍报道她,到处是她的照片。毫无疑问,她会被当成重要的嫌疑对象。也许此刻她就在警备司令部的通缉名单上,也许连租界巡捕房的黑板上也钉着她的照片。只要稍微调阅一下档案,人家就会吃定她——龙华监狱一定有她的完整档案。

承租贝勒路房子的是林培文。冷小曼刚住进来时,他们告诉她这里是联络点,老顾也常来,就在过街楼的窗户前拉开桌子,骨牌倒在桌上,噼里啪啦,邻居一听到打麻将的声音,对楼梯上的陌生面孔就不太当回事。

林培文一副公子哥的派头,动辄夹着几本书,好像大学生。他这样的人,在外面租个房子,房子里放个漂亮女人,别人也不会奇怪。好吧,就算这女人看起来比他大几岁,也是个合乎情理的故事。顶多朝他诡秘地笑笑——年轻人,要当心这种女人。

后来就很少有人来找她。日子安静得几乎有些古怪,夜里她不大容易入睡,白天醒得晚。起来以后也不出门,多半时间坐在窗口发愣,恍恍惚惚就是一天。昨天夜里,他们又开始使用这个联络点。不管怎样,组织上并没有忘记她,组织上记得她在这幢房子里。老顾告诉她,前段时间暂停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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