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柄-第5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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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做到吗？”秦霆审视着秦雷，淡淡道：“据我所知，权力会让人上瘾，终生不可自拔的。”
“你不就没有上瘾吗？”秦雷轻笑道。
“这不一样，”秦霆摇头道：“我一直知道大秦的强权在哪里，所以能保持清醒。”说着一指秦雷，毫不讳言道：“可你呢？你这个大秦唯一的强权，怎么让我相信你能永远清醒下去？”
因为我来自遥远的未来？因为在另一个时空中，华夏将被反复入侵？到有一个千年还没有拾回往日地荣光？因为我是一个炎黄子孙，想为自己的母亲做点事？
秦雷有充分的理由，却一条也说不出口，最后只好闷声道：“我们可以将今天所说的一切，白纸黑字写下来，让天下人监督我们！”
“好吧。”沉思片刻，天佑帝终于点头道：“我签字用玺！”
第七卷 【红色浪漫】 第六四零章 武成王新政
天佑二年四月二十日，天佑皇帝明喻天下，颁布了震惊诸国、影响深远的《天佑二年国事政务革新除弊诏》，又称《天佑新法》，但在历史上更加响亮的名字，叫做武成王新政，因为秦雨田才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他规划了变法的蓝图，完善了变法的细节，并用自己的权威和铁腕，为它保驾护航，使其由设想变为现实。
其实正经说起来，变法的开始并不应该从其标志性文件《天佑新法》颁布之日算起。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应该从秦雷在清河园讲话开始算。
因为从纵向看，之前对朝臣的大清洗也好，中间的见习官员大上岗也罢，以及后来的考成法颁布实施。这一系列的举措显然是连贯且经过精心设计的。
从平定李浑到今日，秦雷和秦霆的每一次行动，除了要收拢权柄之外，还隐藏着更深层的目的，那就是清吏治
道理其实很简单，事情都是人做的，如果做事的人有问题，那再好的曲子也会被唱歪了。只有先把唱曲子的角儿们整治出来，才能把调唱好。
所以秦雷认为，虽然当时国内的自身造血功能严重不足，财政连年入不敷出，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但那是隐藏在更深层的吏治腐败造成的。正因为官员们拉帮结派，竞相以权谋私，损万民以养数人，把自己变成不纳税，吃国库的特权阶层，才让国家该收的税收不上来，该花钱的地方没钱花，以至于常年陷入困顿境地。
更为可恶的是，这些士族官僚为了能长久的胡作非为不受惩罚，视欺上瞒下为常理；置国君百姓于不顾。以至于上泽虽布而不得下疏，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
因此如不先解决吏治上的沉疴，定然会在推行新法过程中用人不当，使新法成为地方官扰民、困民的工具，对百姓和国家有益无害。以至遭到百姓的反对。
且变法对士族地主的利益触犯颇多，如果不先把这些人打掉，定然会遭到激烈地反对。
到时候可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了人。可见，在吏治没有澄清、旧有的势力没有打破之前，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
正是看到了这些潜在地问题。《天佑新政》上才会开篇名义道：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明确地指出。如果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
所以虽然面临严重地财政危机。秦雷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至于如何革新吏治。通过这些年来地观察思考。他也有着极为清晰地认识。
秦雷认为当时朝野病症可以总结为八个大字泄沓成风。政以贿成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以至权责不明。相互间推诿扯皮。即使好不容易想做件事。也是拍拍脑袋想到啥做啥。事前没有计划、事中没有追踪、事后没有总结。
原先那种但也不能光怨官员。毕竟在原来那种没有监督、没有问责。干孬干好都一样地情况下。很难有人会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事。大多数地动议、规划、行为。都像热锅子炒屁一般。臭过一阵便啥都没有了！
正是在这种混乱不堪地状态中。朝廷效率极端低下。国家资源严重浪费。百姓负担却无比沉重。这才导致了今日地一系列弊病。
摸清状况后。秦雷便决定对症下药。他一不申斥、二不宣导。只用一招招雷厉风行地手段。向天下表明他地决心！
既然原先官僚已经盘根错节，无药可救，那好，就请全部回家，没了你们这群王屠户，老子照样吃带毛地猪！
人都光了，朝廷的架构自然随他揉捏。秦雷大刀阔斧的砍除了超过总数一半地冗官编制。再把清河大学堂里的士子们一股脑塞进去。
在见识了王爷的雷霆手段之后，这些被他一手拔上高位的菜鸟官员自然是惟命是从。不敢稍有差池。
在赏罚分明，执法公正的前提下，秦雷推行了蓄谋已久的考成法。实施近一年来，以至于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效率大大提高！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战战兢兢的菜鸟们，整日被接踵而至的任务缠身，只想着把考核通过，可别被撸了官职，那可就丢死人喽。以至于无暇去进行原本官场上最重要、最费心力、也是最残酷地勾心斗角，一时间朝堂上的空气前所未有的清新起来，行政效率很快便超过了前任。
当朝廷变得海晏河清、齐心协力时，秦雷便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利器。他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济民生等诸方面的改革，一时间无往不利、事半功倍。
《天佑新政》的举措可以概括为二十四个字丈田亩、改税赋、修水利、平物价。重科举、兴工商、畅交通，强军备。实实在在的八条内容。
这八条又分两部分，前四条可以看成是安民之举，后四条则是强国之策，且听我们一样样分说。
先说丈田亩，就是之前便提过的清查土地。变法诏书上说：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地根源。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诏书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以增加朝廷的赋税。减轻百姓的负担。
第二条改赋税，主要是针对现行田赋有夏粮、秋粮之分，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非常繁烦，贪污克扣等现象非常严重。现将所有赋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
除国家必需的米麦丝绢仍交实物，以及徭役折算的丁银仍归人丁承担外。其余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全部折算为税银，总为一项收入，统一征收。如此可以避免田多者偷税漏税、田少者多缴税，平衡了税赋负担。
且国家容易掌握该收多少，百姓明白易知该交多少，还可防止官吏欺上瞒下、从中渔利。
值得注意地是，诏书中明确规定，将百姓应服地徭役。也按照朝廷制定地标准折算，按照每一户的丁口数加总，一并加入了税银中。
同时明喻天下。官府用役一律官为佥募，按当地劳力标准雇人从役。将无偿转为有偿，这钱就从收上来地丁税中出。
这样做的好处很大。比如在新法没颁布之前，官府征夫地随意性很大，除了催税、解送田粮之差、修路、筑堤这些官差之外，还会无偿使用百姓给自家搬运、做饭、抬轿、驾车之类，完全是以官役之名，命百姓行奴仆之事。
新法实施之后，雇佣民夫的权力将统一收归州府一级。由各县按实际情况上报所需劳力，再由州府审核后统一拨付经费，事毕还要检查完工情况，以免假公济私。
显然新法改变了原先混乱不堪的徭役制度，大大减少了官府无度滥征民夫的现象，将百姓从繁重的劳役中解脱出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生产，为国家创造财富。
同时税赋劳役折银，用夫付费这两桩新鲜事。也必然会把银钱提升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关键地位，有利于商业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
其三是修水利，总结疏浚大运河，重开京水河、开凿引水渠这三大水利工程地经验教训，将大河流域和大江流域重新治理。用分流主干的方式，减少水灾、增加灌溉面积。
其四平物价，乃是由朝廷出巨资，在中都、洛阳、襄阳三地设立市易司，任务是在丰收时以合理的价格向百姓收购谷物稻米。以此抑制不法商贩趁机压价。避免谷贱伤农、米贱伤农；再在春荒或某地遭灾等粮食紧俏之时，以合理地价格向百姓出售。同样为了抑制不法豪强囤积居奇，讹诈百姓。
双管齐下，可以让百姓的生产生活更保险，不至于轻易破产，沦为佃农。正像诏书中所说，权贵贱，通有无，以平物价、济黎民，所以抑兼并也。
从以上四条可以看出，秦雷的变法旨在安民，尽可能的为老百姓解除负担。他的设想是，十年之内使绝大多数可以养活一家老小，不至于逃离乡里，成为危害社会的流民。二十年内，能让半数人家，家有余财……至少逢年过节能想买点啥就买点啥吧。
但我们同样可以看出，秦雷这法子对百姓、对朝廷都有好处，可就是有一批人想必不会太高兴。那就是原先不交税不服役、还可以随意驱使民夫做这做那、时不时还能靠着囤积居奇，发笔大横财的既得利益者们。
这些人包括被秦氏兄弟暂时撵出朝堂的士族老爷们，甚至未来也会包括刚刚跻身朝堂的新贵们。秦雷虽然对那些官僚不报好感，却也知道自己终究还是要靠这些士大夫治理天下，而不是那些感自己恩地老百姓……
前唐太宗说：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能覆舟。百姓的拥戴确实是很伟大的力量，但大多数时候却不顶什么事。就好比他李世民，是靠着那帮子老西儿门阀夺下来的天下，而不是什么老百姓的支持。
所以他这句话的重点，是在最后一句亦能覆舟上。李世民清醒的认识到，老百姓那温顺的表象下，隐藏着无比狂暴的力量。这力量足以毁天灭地。改换新天。
因为畏惧，所以爱民。古来贤君皆是如此，秦雷也不例外。但真正能帮得上这些至尊地，却还是那些不怎么可爱地官僚，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各种势力。
两边都不宜太过得罪，这便是一个矛盾。秦雷的解决方法是大家谁也别革谁的命。都得点好处、都退一步，你好我好大家好吧……很没有技术含量，却相当的管用。
这其实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他要变革，要让老百姓能活下去，就必须让大户们停止对百姓地盘剥压榨。但要是单纯让大户们吃亏，他们就会不乐意，就算不跟秦雷对着干，也绝不会与他合作的。
如果把这些人都逼急了。一样会出大乱子。所以秦雷地后四条，就尽量向士大夫们倾斜……
比如说第五条重科举。《新政》上明确指出，科举将是国家取士地唯一正途。本着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进行官员选拔，除此之外所有地方式全部予以废除。
这条发令是秦国选官制度的进步，是对被搞得乌烟瘴气的科举的拨乱反正。是对察举制、征辟制和荫庇制，最直接有力地替代和否定，给庶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地平台、机会和条件。
新法中重申科举制度应分为文举和武举两部分。强调武举是专门选拔武官而设置的科目。文武两科，殊途并进，不分轩轾、无论尊卑。
但话虽如此。可国家终是需要文臣来治理的，且武将更重视的是战功，谁能打仗谁才是英雄，而不是你出身哪年武举，你是第几名；我出身哪年武举，我是第几名。
所以武举的地位不如文举，这是不容置疑的，也不是一道圣旨可以改变的。
而从历年的统计资料看，参加武举的人中。普通家庭出身地占大多数，参加文举的人中，却是庶族地主家庭出身的要多些。这很容易理解，毕竟在世人眼中，当兵扛枪是粗人干得活，虽然立功容易，可也太过危险。除了那些好奇叛逆的公子哥之外，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仗着手脚粗壮。又练了些刀枪棍棒。便想着通过这个途径参军，搏个军功出来……至少不用从头做起了不是吗？
而文举则完全是另一番模样。首先在这个年代，读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束贵、书本贵、笔墨贵、白纸更贵。保守估计，一个学子从入蒙的《三字经》，千字文开始，直到把四书五经读下来，共需要十年时间，这十年里一个壮劳力完全搭进去不说，仅各项花费便达到二百两银子，这是普通人家也不敢想象的，更别提连饭都吃不上的贫苦人家。
所以那些连饭都吃不上，还能考中状元郎地事迹多半属于励志故事，做不得真的。就算偶尔有之，也是破落料到的官宦子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