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呻吟-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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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送元被抬到一块草地上，腿上的枪眼3日3日地喷着血。队里没有外科医生，只有一个稍通包扎的战士；那个战士便死命地给他缠绷带，把血给止住了。队长感到很遗憾，又浪费了一颗子弹；但看到翁送元年轻秀美的一张脸，心里也感到很不受用，便命令战士们抬着他行军。
本以为他的那条腿保不住了，伤口却奇迹般地复元了。子弹包在了肉里，那个地方长得硬梆梆的，不能走长路，一变天就又疼又胀，生有一种活不如死的感觉。但他不敢叫，因为是队长打的，一叫会被认为是对队长的不满或抗议，脸子便扭曲得如蚕如蛹。
队长心里明白，“娘的，也真难为你了。”
于是，队长对他生出异常的好感，给他记了一功。三等功。
就这么一个三等功，使他留在了工厂里。队里其他战士，有的死了，有的在胜利后又都回到了原籍，仍落草为民，光荣很快被忘却了。
翁送元虽然有了一个好结局，但心里却窝着不解的块垒：仗还没有真正打一场，鬼子还没有亲手杀一个，自己却残了，他那冲杀的激｜情便永远地憋在了心里。这东西憋得久了，使他的性情发生了变化，原来很仁义很通情达理的人却变得很不可理喻。遇到不遂心的事，不管对象是谁，他都会兀自发泄，惹得别人不敢靠近他。便成了孤独的人，以至最后不仅好发脾气，还很好斗；一遇到有争斗的场面，不会少了他。人家是劝架，他是添柴助阵。一方软下来，他会说：“你小子真（尸从）。”一方的拳头犹豫不决，他会大吼一声：“还愣着干啥，接他狗日的！”有他在的场面，一般都不好收拾。有时，他添火添得有些过火，争执的双方都愣了，之后竟一起把拳头砸到他身上。“要是老子有枪的那会儿，全都娘的把你们突突了！”他急了，提起两只老拳挥过去，他不再是助战，而是直接参战了。
领导上对他很头疼，但他是功臣，又拿他没办法，最后把他安排到锅炉房去烧锅炉。锅炉房是一个少人的僻处，不会发生争执的场面，领导上就对他少操点儿心。他就拿锅炉撒气，要不就烧不到温度，把居民和工人冻得瑟缩如鼠；要么就烧得过了铆，屋里热得衣服都穿不住，出了门就感冒。人们怨声载道，他却快意于自己的恶作剧，兴奋不已。
厂领导就只有去找他的老领导，那个已居显位的他的游击队长。
队长一来到他们厂，翁送元心里就明白了。
老领导问：“送元，过得咋样？”
“不咋样。这儿不是人呆的地方。”
“有什么打算？”
“你送我走，回老家。”翁送元说。
“老家可苦。”
“苦是苦点儿，但比这儿痛快。”
于是，在他的老领导协调下，他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老家。
陪同翁送元回来的是公社的领导，那个当年给翁上元、刘淑芳扯结婚证的潘同志。自然还有翁送元的老婆，一个又矮又瘦、面色阴冷的女人。
潘同志说：“根据公社的决定，后岭与前台、后台合并，建立后岭大队。”人们很平静。因为前台与后台是后岭村村口之外的两个小村，两个自然村，座落在两个小垭之上，每村不到二十户人家，一直自生自灭，像两个被母亲遗弃的孩子。没并村前，就受后岭的接济，一切农事和举动都跟着后岭的步子走，合并与不合并都差不多。宣布合并，只不过有了名份，对后岭影响不大。
潘同志接着宣布：
“经公社决定，由翁送元同志任后岭大队党支部书记，翁上元同志任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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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里一阵吵嚷。人们是在议论，翁送元放着城里好好的工人不当，回村当什么支部书记，中邪病了咋地？他回来，要卖点什么药呢？
潘同志以为下面有意见，严肃地说：“翁送元同志是革命的功臣，支部书记当之无愧！”
下边嘻嘻笑起来。
三
潘同志宣布完决定的当天晚上，翁送元就召开支委会，除了通知翁上元之外，也通知了翁息元。翁送元说，一个支部至少应该有三个以上的支委，公社领导考虑到翁息元也当过队长，就决定吸收他作为支委，刚才在众人面前没有宣布，怕引起议论，毕竟三个支委是一个家族的人。但组织上是从实际影响和能力上考虑人选的，“举贤不避亲”，一切从好开展工作出发。
支委会上确定了分工。翁送元自然是管全面，翁上元主管生产，翁息元协助翁上元抓生产并兼任大队的会计。
翁送元严肃地说：“咱虽然是爷儿仨，但办的是公事；公是公，私是私，别（尸求）的瞎掺和，谁办事走了板儿，小心咱揍他。”
“自然，自然。”翁息元头点得如鸡啄米。
翁上元却没有吭声。
“上元，你咋不说话？”翁送元盯着翁上元问。
“三叔不是说了么，他代表我。”翁上元说。
“这可不成，在组织里，他是他，你是你，不分尊长，马虎不得，记得不？”
翁上元忙说：“记得。”
翁送元说要讨论讨论村里今后要干的大事，他先问翁息元：“息元，你说干点啥？”
翁息元说：“这得问上元，他是现管。”
便问翁上元。
翁上元说：“对村里的事，咱有个打算；如今二叔回来了，说出来，由二叔定。”
翁送元点点头。
翁上元说：“这一，扯上电，这上下连三村都扯上电了，就咱村黑（尸求）着，咱爷儿们管事了，不扯上，现眼。这二，打几眼井，安几台泵，咱村一早就绝收，咱是饿怕了。”
翁送元眯缝着眼，眼皮也不抬一下，问翁息元：“息元，你说呢？”
翁息元说：“上元咂摸得对头，这都是眼下应该办的，咱山里讲求的就是个过日子，过就过好日子；这两件事办了，日子会红火起来，乡亲们也会念咱们好。”
翁送元听完翁息元的活，眯着的双眼睁开了，而且睁得贼大，迸出咄咄逼人的光芒，叫翁上元、翁息元不敢正眼瞧他。
“你们俩是串通好了咋地？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出的还挺匀势。”他说。
翁上元、翁息元听罢面面相觑，谁也不吱声。
翁送元“啪”地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该办，该办，你们说的都该办，但都得后稍着；你们知道最该办的是什么？翁上元，你知道不？不知吧。翁息元，你知道不？也（尸求）的不知道吧。你们俩是两只土里鳖，光在窝里瞎拱，外边的事一点儿都不知道。你们知道外边怎么了？运动了！抓阶级斗争，抓路线斗争。你们没听说嘛，路线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
“路上有桩，桩是木桩？”翁息无疑惑不解。
“不要打岔，那意思就是说，不管是眼前的事还是今后的事，不管是多难的事多不好揍的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翁送元兴致勃勃，那两个人却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所云。
“咱村里要红火，先得搞运动。公社领导还叮嘱咱，在搞好生产的同时，也要搞一搞运动；平原都有搞运动的典型了，咱山区也得有一个。这山区这一个应该是谁，就应该是咱后岭！”翁送元的拳头又砸到了桌上。两个人激灵一下站起来。
“你们说咱后岭该不该当这个典型，你们说咱后岭该不该搞这个运动？”他瞪了二人一眼。
“你是支书，你说该搞就该搞。”两人嗫嚅着。
“这叫咋说的？咱们是支部，大家的意见得一致，得明确表态。”
“搞就搞呗。”翁息元说。
“搞就搞呗。”翁上元也如是说。
“决定了！”翁送元又砸了一下桌子。
“怎么搞法？”翁息元问。
“先把斗争对象排排队，地、富、反、坏、右都有几个？”翁送元问。
“这您都知道。”翁上元说。
“这地主有一，富农有二，坏分子还得挖，这右嘛？回头再说。”翁送元说。
“地主倒是有一个，闹日本的时候，不就死了嘛，只剩下个地主婆谢亭云。”翁上元说。
一听到谢亭云，翁送元的眼唰地就亮了，“这谢亭云过得还挺自在是不？这谢亭云就得斗！”
“多少年了，虽说是地主婆，但是毕竟是个妇道人家，人家安安分分过日子，随大伙儿一块儿享福，随大伙儿一块受苦，没啥碍眼的举动。”翁上元说。
“上元，你这就不对了，虽没得眼的举动，但她的心就跟咱一条心了？你见过她哭老地主的样子了没有？” “听二叔讲过。”
“你要是忘了，咱再给你讲一遍。”
“没忘。”
“没忘也得给你讲。”
那年，游击队被日本人穷追不舍，打掩护的几个队员最后跑到地主的四合院里，其中就有翁送元。他们把地主一家集中起来做人质，坚持着。鬼子在对面的坡上支了一挺机枪，把院子封锁了，他们只有等天黑。翁送元把一顶帽子伸出房檐试探一下，嗒嗒一梭子子弹就飞过来，把帽子打飞了。翁送元哎呀一声地不敢动弹了。地主看出了苗头，乘机挣脱了队员的看守，跑到屋檐下，大喊太君先别打，咱是自己人。果然就没有再听到枪声。他以为太君听明白了，飞身翻上墙去一边摆手一边喊咱是自己人。待他挺直了身子要垮出墙外的一瞬间，枪又响了。只见地主挺直了的身子往下缩了一下，便又努力地朝上挺去，挺了几挺，便姿式优美地栽了下来。栽到地上，又挺了两挺，断了气。日本人的子弹是炸子儿，从前胸进去的时候，食指大的一个洞，从后背出去的时候，却碗口大的一个豁口，血咕嘟咕嘟地流。谢亭云从柜里拖出一包袱皮儿的棉花，往地主的腔子里塞，一边塞一边哭，哭得凄惨动人，竟把几个队员都哭出泪来。翁送元边揉着酸酸的鼻子边说：“哭什么哭，他大你二十岁，对你一个大闺女又打又骑的这么多年，死就死了，还哭娘的啥！”不说则已，一说，那谢亭云哭得更凄厉了：翁送元悻悻地说：“对狗日的还真有感情。
翁送元说：“就凭她对老地主的那份感情，咱心里就隔应，多少年了也得斗，不斗不成。”
“坏分子也要挖。”翁送元接着说。
“什么样的算坏分子呢？”翁息元问。
“毁青苗，偷东西，摸女人奶的。”
翁息元脸一红，不吱声了。
翁上元干笑了两声，“毁青苗，偷东西的没有逮住过，这摸女人奶的倒可以抓出个典型，是不，三叔？”
被翁上元退到这份儿，翁息元的红脸反而变白了，“抓就抓，咱村里摸奶子的人多哩，一抓就抓出一大串来；山里祖祖辈辈就这点儿臭事，上得了台面么？”
对翁息元的事，翁送元有所耳闻，听到他这无可奈何的辩白，他嘿嘿地乐起来，“得，得，这上不了台面的臭事，不抓就不抓，抓了也没啥用，一抓两泡臊。”
翁上元、翁息元也都笑了起来。
“但谢亭云的事得抓，运动就从她这儿开始。”翁送元说。
四
支部书记翁送元开始搞运动了。
但并不是按照支委会上讨论的那样，先“抓”谢亭云，而是大搞准备工作。他先让翁息元到公社订了几份报刊，“两报一刊”。他说搞运动好搞，斗人也好斗，但怎么斗得有章法，怎么通过斗，提高社员的思想觉悟，他也搞不准，一切以报上说的为准。第二，就是盖一个会场子。所谓会场子，就是城里人所说的大会堂、大会厅，总之，是能开大会的地方。后岭甭说会场子，一直连个队部都没有。几个当头儿的，几乎连个正经会都没开过；在田头地垅，或是在谁家的热炕上闲聊，有时说上几句队里的事，也就算做了一些决定，队里有人出外办事，需要队里开封介绍信，就到队长家里来。队长屁股底下有一张小柜，农村叫“坐柜”，既有柜子的功能，又有板凳的功能。来人说：“队长给开封介绍信。”队长说：“你自己写。”自己写完了，队长也不看一看，掀开坐柜的盖子，从小布包裹拿出村里的大印，搁在嘴边用热气哈一哈，“当”地就给盖上了。这就是那时村级领导的办公方式，也有着古朴亲切的田园风味。
翁送元觉得这太不成样子，应该有个“官府”，应该有个议事、审案、集合的厅堂，即会场子。这个会场子不能小，既然是搞运动，人人都要触及灵魂，就要有声势，全村人都参加。全村人都参加的会场子能小么？不能小。这个场子培要高，顶子要大，要能拢音，要有气派。我说一句，“大伙儿注意，开会了。”那声音要迅速传到会场的每一个角落，即便是传到最后，也不能减音。翁送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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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盖大屋顶的会场，就得好木头。一般的成年材树都达不到那个规格，需要百年以上的老树。这百年以上的老树，是村里祖辈传下来的祖业产，是世代人保护眼珠子一般留下来的。祖上说，这树，非等到天灾人祸到没有生计的地步，才可以商量着砍几棵，卖几个钱，救救人命。这几乎是等于说，这树不能砍。年代久了，这树都成了神，因而古郁，因而神秘。谁家有什么不顺，或占卜一些什么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