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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传统下的独白-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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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希圣是“现任”幕后主使人,看着吧!不久他还要被他们解职洗冤,另外替我换一个老板!
  我有这么多的老板,我真“抖”了!
  这就是我所亲自领教的上一代的君子们对我的可耻手段。这种手段,不管是“传统派”
  的、“超越派”的,乃至“托洛斯基派”的,都是异曲同工的大合唱!
  真是合唱!想当年胡秋原和徐复观互骂,现在他们又眉来眼去了!郑学稼和任卓宣斗嘴,现在他们又眉目传情了!他们这些同床异梦的人儿如今按捺住性子举行“联合战线”,目的说破了,不过在打击李敖和他们选定的背后靠山而已!我看他们带了一批唆暖一窝蜂地写文章、一窝蜂地下馆子、一窝蜂地涌进司法大厦,我真忍不住窃笑!恍然大悟我活了二十六年,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做“疑神疑鬼”!他们这样子乱棒围剿、恶言栽诬,我只觉得他们可怜。我在答吴心柳先生的信里,曾这样的批评他们说:就是这些人,他们居然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扮演了一副角色,直到六十年代的今日,还在跑他们的龙套。这是何等可怜!又何等可悲!
  他们代表上一辈中最好勇斗狠言伪而辩的一群,也是既不择手段又神经过敏的一群。以他们那种悲惨的身世与遭遇,他们已经无法了解什么是独立的人格,更无法想像真正的男子汉是一副什么模样?他们总以为一个六十年代的年轻人一写文章,就一定有后台老板的撑腰,他们自己靠大树靠惯了,看到别人独来独往,他们就觉得别扭了!
  从某些角度看,这些爱舞文弄墨的上一世代的人儿还算是高明的,因为他们比起另外一批老顽固来还算不顽固。另外一批老顽固是义和团式的国粹派,这批人的迂腐与酸气,简直使人吃不消;与这些老顽固相映成趣的是一批新顽固,在新顽固的编织下,台湾变成了十足的“文化沙漠”,报纸上的陈腐舆论、文坛上的八股文艺、杂志中的烂套掌故、学校里的肤浅师表……到处被他们搅得乌烟瘴气!
  在这种世风、学风与文风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是可怜的!他们缺乏营养、缺乏气魄。可是这不能怪他们,该怪的是环境与教育。充满了失败经验的上一代人们没有理由责备这一代,像郑学稼先生所高调的:
  今日台湾的同年龄的青年,不能想像〔有“浪子”气质的〕那世代人所干的事。一个国家的青年,骑单车,以太保太妹的姿态驰骋于西门町和衡阳街,总不是这国家的需要!
  (《文星》三十八号,《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
  不错,就算这一世代中的“太保大妹”“不能想像那世代人所干的事”,但是我们却知道“国家的需要”似乎也不是“那世代人”的盲动与乱来,那一世代的英雄们曾为国家乱播了一阵种子,如今他们虽然表面上以“浪子”回头的姿态出现,并警告这一世代说:“老子过去的事不准研究!研究就是帮助敌人,破坏团结!老子就要告你诽谤!”但是这一世代的青年人并不在乎。这些,他们知道,他们是清白的,他们没为国家做过孽!他们今日的缺乏营养与气魄,是战乱流离的必然结果,这个责任,要由上一代来负!
  什么样的环境与教育便会造出什么样的人才:在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像十年代蔡元培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个蔡元培,我们便找不到第二个人能代替他;在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像二十年代傅斯年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个傅斯年,我们便找不到第二个人能代替他;在六十年代的环境与教育中,我们不能苛求为什么这一代青年竟表现得如此缺乏营养与气魄,“太保太妹”这么多!我们要追问:“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
  在上一代人的午夜梦回们心自问的时候,他们不能想像他们一手造成的“文化沙漠”
  里,竟会长出仙人掌。但是令他们吃惊的是,即使在这种风气底下,一些仙人掌居然能挣扎出来,朝他们讥讽、向他们抗议。他们的感情上处心积虑的想把这些奇花异草压抑、铲除,甚至“捉将官里去”!但是在理智上,他们不得不纳闷,纳闷地寻思:“这真是奇迹!”
  同样感到是奇迹的,是这一代青年人自己。他们没想到在浑噩的环境中他们竟聪明;在催眠的教育中他们竟苏醒,他们从浓妆艳抹的上一代的手中拿到了脂粉,但他们却不跟着老妖怪们学习美容,他们知道如何打扮自己、如何淡扫蛾眉!
  当然他们很警觉,他们知遣现在是一个帽子乱飞的时代!他们知道三十年代的文人陷害异己是不择手段的——这种人最喜欢把自己戴过的帽子朝对方头上戴。这一代的青年们对跟那些时代的泡沫们穷缠并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志不在此!他们有他们真正的远景和抱负,有他们现代化中国的蓝图。他们只愿意跳过这些时代的泡沫,希望这些大老爷们别来绊脚,如果大老爷们硬不识相,有时也必须在他们脑袋顶上拍一拍,好教他们清醒点,把路让开!
  在宽广浩瀚的前程中,老不成器和老着脸皮的上一代们,都不是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敌人”,因为他们早该是旧时代枝头的落花飞絮,早该凋谢、早该销声敛迹、早该躺在床上,背一句臭诗一一“看射猛虎终残年!”
  迷失一代的青年人必将回归到愤怒的一代,他们之中,浑噩的终将聪明;沉睡的终将苏醒;缺乏营养与气魄的终将茁壮。这些转变的酵素不待外来,他们必须靠自己!
  做为一个现时代知识分子的小角色,我自知我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热心的小人物,一颗满天星斗的小星。能力与际遇的安排也许只能使我做一个吵吵闹闹打打前锋的小战士,在愤怒的青年人中,我深信会有大批的主将到来。如果我有点自知之明,我会知道我不是一个“勇士”。有多少次,在深更半夜,我笑着对自己说:“我不是‘勇士’!从某些观点来看,也许我是‘懦夫’。如果我不是‘懦夫’,我不该向那些时代渣滓们消耗我的精力!在‘水深波浪阔’的时代里,我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力!又多么短暂!我只能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赤手空拳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让他们皱一下白眉、高一高血压,大概这是我最大的能耐了!我还能怎样呢?”
  这低调,实在是我的基本态度。这种基本态度的形成对我来说是很当然的事。我在忧患里长大,精神上,我经历过“太保太妹”们不太能经历的苦痛。个人的理智训练与宗教狂热在我所经历的环境底下,已被我浓缩或转换成大多的消极与愤激,多少还夹杂着一点玩世和不恭。另一方面,生活的压迫使我接二连三历经着苦恼的副业——从写蜡板到送报、从进当铺到案牍劳形……这些生活未节在无形中增力,我精神上与精力上的负担,虽然起码的坚韧使我不会倒下去,但是我也不太容易站起来,这大概也是我低调的一个来源。大概以我的能力与际遇,我一辈子也不会喊“后来居上”、“超越前进”的高调,这是非常不可救药的!
  但我的低调也有好处,这就是可以满足一个小人物的自我清高。一个低调的人经常的表现是消极的不合作主义、杯葛主义、麝一般的自毁主义、宁为玉碎主义、不妥协主义、陶渊明主义。在乱世里,这种低调而坚强的态度也未尝不是既苟存性命又勉强做人的一法,有时候在我看来,这甚至是唯一的方法!可叹的是,今日洁身自爱的知识分子中,连陶渊明那种可以,‘养廉“的”将芜“之”田园“,都不可得了!
  虽然是穷光蛋,可是也要穷得硬朗,老一世代的人们也该想到新一世代的青年人中,也会有“贫贱不移”、“风骨嶙峋”的硬汉,不要光是拿细人之心度人!只要老一世代的人不老眼昏花而死,他们总会看到这一代卓越知识分子的人格与风范。这些并不是他们身教的结果,这是他们的造化!
  十三年来,我从儿童变成少年,从少年变成青年,困扰与苦难并没有使我忽视这十三年来的众生相,也没有使我这低调人生观高调一点点。我的消极是:自己不做乡愿,中国少一乡愿;我的“积极”是:打倒几个“伪君子”,宣布几个“伪君子”是乡愿。如此而已。我深信的人生哲学很简单:能少做一分懦夫,就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与覆巢同下,希望自己不是一个太狼狈的“坏蛋”;如果置身釜底,希望自己不做俎肉,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游魂!
  由十三年来的沉思默察转到十三月来的文坛争战,我已经饱受攻击和低毁,不管流弹和棒子怎么多,我还是要走上前去。两句改译的印度古伽拉德青年诗人的话经常在我的耳边响起,那是你已经吞了不少苦药。
  请再勇敢的喝了这杯毒酒吧!像一个卖药游方的孤客,我走到这社会里来,十字街头是那样晦暗,我打开背囊,当众吞下了不少苦药。观众们说:“恐怕药太苦了!”我说:“怕什么呢?我吃给你看。我还有一杯毒酒!”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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