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花凋落-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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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即将正式成立的组织起了个名称叫“莽昆仑”，商定暂不公布，眼前阶段只为获取笔墨纸张打“内战”。但是，问题马上来了：校长、校长室都不复存在了，学校的公章也不知在哪里，谁给开证明去公安局备案？
傅索安想了想，抓来一张白纸，用钢笔在上面“唰唰”写了几行字，递给陈冬芳：“你和费磊一起去公安局走一趟，设法往上面盖个章，算是备过案就是了。”
陈冬芳的父亲，在公安局当民警，虽然不是掌权的，也总是“自己人”，估计可以和盖公章的商量通融一下。至于费磊，则和公安机关丝毫不搭界，傅索安派他去，纯是给陈冬芳个伴儿。
陈冬芳、费磊两个匆匆而去，又急急而回，一看脸色就知道不行。
过了几天，傅索安决定走另一条路。这条路比较简便，但可行性却是个未知数。傅索安单枪匹马去了一家刻字店，向店员打听：“同志，我们组织的公章弄丢了，能不能给刻一个？”
店员看她的黄军装、红袖章，回答得很和气：“所有公章都必须凭公安局的证明才能刻。”
傅索安一听，像泄了气的皮球，悻悻而去。
隔了几天，“山下派”几个人碰头，傅索安一说这事，个个摇头。
王慧珍叹了口气道：“唉——，要是我会刻图章就好了，我们自己给刻一个。”
傅索安被提醒了，说：“哎！我们何不自己设法刻一个章子？”
“可是我们不会刻呀！”
傅索安说：“找个人刻！”
“找谁呢？”
傅索安紧皱眉头想了一会，忽然一拍桌子：“对了！叫这个老家伙给刻！”
李白波问：“谁？”
傅索安眉飞色舞道：“张厚石！”
张厚石就是康生所说的“弓长张”。张厚石是天津人，字初朴，1900年出生于一个清朝官僚家庭。他自幼攻读《四书》、《五经》，颇有古汉语底子，又写得一手好字，巳能画画善篆刻，青年时也算得上津门名士。30年代初，张厚石参加了国民党，经一个亲戚介绍，去北平（今北京）国民党市党部供职，后来奉调去了国民党“北平反省院”，专门掌管档案。“卢沟桥事变”前夕，张厚石结束了国民党方面的工作，返回天津老家，开了家小古玩铺，一直到天津解放。
天津解放后，张厚石根据人民政府发布的通告精神，前往公安机关坦白交代了自己在“北平反省院”的那段历史。人民政府经调查，认定张厚石那时未参与拷打、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只是管理档案，且又是最早向公安机关坦白罪行的，所以予以从宽处理，不予追究罪责。张厚石接到通知后，对人民政府感激涕零，为表示感恩，他对几个以前和他一起在北平国民党市党部于过事的朋友现身说法，劝他们也走坦白之路，获得了效果。为此，当时的天津市公安局军管会还把张厚石的情况作为典型例子写进《工作简报》，送往北京。其时，康生在负责中共中央社会部，他看到这份由公安部转过去的《工作简报》后，想起年轻时曾经听说过张厚石这个“津门才子”。康生有收藏古玩的嗜好，寻思张厚石家里必有珍品，于是悄悄派人去天津找张厚石“借”字画欣赏。张厚石自然知道康生是什么人，马上选了一幅米芾的字和一方田黄石交给来人。康生用日黄石为自己刻了一枚藏书章。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后，这枚印章和米芾的那幅字都被从康生家里抄出来，和其他一些被康生巧取豪夺来的文物一起送往国家文物管理所。
张厚石在50年代前期仍经营着他的那个小古玩铺，后来公私合营了被安排进文物商店做店员，不久又调往学校教书。1959年，张厚石因历史问题被清除出教师队伍，调往街道工厂当工人。
他的家从原先的祖传宅邸搬了出来，迁在傅索安家附近。因此，傅索安知道有这么一位“高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像张厚石这样的角色自然成了“牛鬼蛇神”，家里珍藏的文物被抄了个一干二净，每天早晚得挂着牌子扫街。这时张厚石已是个年近七十的占稀老翁，但即便在这种环境中，他对书画金石艺术的嗜好仍是不变。他时常用拣来的秃笔在街头被风吹落后的大字报、大标语的背面练书法，绘图画；用普通小刀在萝卜和土豆、甘薯上面刻字。这一幕经常被傅索安从张厚石门口经过时看到，所以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便把私刻公章的主意打到了这个牛鬼蛇神头上。
这天下午，傅索安带着李白波几个来到张厚石家里，大呼小叫点着张厚石的名字，让跟他们走一趟。张厚实一看这几位全是黄军装、红袖章，只道是让他赶场子唱批斗会主角，马上拿起那块牌子往脖颈上挂。被傅索安大声喝止，只让他跟着走。
张厚石不知这几位意欲何为，满腹狐疑地跟着傅索安几个来到附近的一所小学校。当时停课闹革命，小学生都作鸟兽散，学校成了空庙堂。几个人把张厚石带到一间教室里，喝令坐下。
金国安问道：“张厚石，我们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小将！小将！”
“知道就好。唔，听说你很会刻字？”
张厚石连忙站起来，低头道：“那是旧社会的一套，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住嘴！毛主席说：看事物要一分为二。刻字，既可以成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可以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
张厚石点头哈腰：“是！是！”
傅索安开腔了：“张厚石，你听着，现在我们因革命事业的需要，让你刻几个字！”
张厚石似乎预感到有些不对头，连忙说：“报告小将，我的工具早在运动初期‘破四旧’时就已经交出去了。”
傅索安使个眼色，王慧珍便从军用挎包里取出一把刻刀、两块长方形木头和一个圆规，放在桌上。傅索安说：“工具都给你备下了。你这就给我们刻一个公章，名称我写给你。”
张厚石吓了个哆嗦，双手乱摆：“小将明鉴：我只会篆刻，不会刻公章！”
“胡说！都是刻字，分什么篆刻、公章的！”
“篆刻是一门艺术，并不包括刻公章，字体、形式都不一样！就像书法家不会写美术字一样，属于不同的范围。”
”废话少说！你到底刻还是不刻？”
“小将的命令，我不敢抗拒。但是，我真的不会刻公章。”
傅索安没想到这个牛鬼蛇神竟会抗拒，气得脸面涨得绯红，冷冷一笑道；“你这个老家伙，胆子真是大得可以！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还不知道造反派的厉害！”
接下去就动手了。据当时在场的陈冬芳、王慧珍所写的书面材料说，她们看见是傅索安动的手，打了张厚石一个耳光。而后来傅索安逃往苏联当了格勃特工后，对比她晚些时候逃过去的中国知识青年黄一煌说起此事时，则说她没动手，而是李白波打的。
总之，不管是准动的手，反正张厚石挨了一个耳光后，突然栽倒在地，昏了过去！
“啊！”王慧珍大吃了一惊，吓得尖起来。
傅索安起初以为张厚石装模作样，俯身一看，见他脸色有点异样，这才估计是真的。她转了转眼珠子，一挥手道：“不管他！走！”
一千人迅速离开了现场
3
“张厚石事件”使傅索安成了“文化大革命”中全中国的第一个插队落户知识青年。
张厚石这年已经六十七岁，又患有心脏并高血压症。他碰了一下，摔倒之后，当即中风昏迷。傅索安几人离开现场后，看守小学校的那个老校工经过那间教室，发现地下躺着个老头，上去唤不醒，于是马上去隔壁工厂叫来几个人，把这个不明身份的老人送往附近的医院。
医院当时治病人规矩很多，先要问成分。那老校工是一问三不知，医院便有些不肯抢救的意思。老校工恼火了，拍着胸脯声称自己是五代无产阶级，如果医院不肯救死扶伤，他就要和不是无产阶级的医务人员拼个高低，分个上下。这一唬，才算把医院方面唬住，组织力量抢救张厚石。
张厚石是个胖子，脸面尤显肥胖，那个耳光在上面留下了五道明显的痕迹。医生一看，便知是殴打所致，按照有关规定马上报公安局，一边着手抢救。医生用了一些不算高级的药物，暂时控制了张厚石的病情，但还是昏迷不醒。
这时候，地区派出所接到分局的通知来医院查问情况了。在五六十年代，像张厚石这样的人，是专政机关的内控对象，派出所榜上有名的角色。两个民警一看那张脸，马上认出是张厚石。再向那老校工一了解，知道是红卫兵所为，根据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观念，叫做“好人打坏人，活该”，所以也没当回事，通知一下张厚石所在的单位就算解决了。那倒霉的张厚石，就这样半死不活地躺在医院里。
就在这天晚上，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命令通过专线电话传到天津市公安局，让火速查寻一个抗日战争前曾在国民党“北平反省院”干过文职差使的张姓男子。市公安局自是不敢怠慢，连夜直接把情况——向全市各派出所通报，要求立刻着手查找，一有线索，即报市局。
张厚石居住地的派出所所长接到市局通知，马上想起自己管辖区里的这个内控对象，当时他也不知道张厚石已经住院，便把情况报了上去。天明时分，市局综合各派出所报来的情况，一分析，断定张厚石即是公安部要查找的人，于是通知把张厚石送市局。
派出所长便派人去叫张厚石，这才有民警告知昨天那件事。派出所长为稳妥起见，亲自骑了自行车去医院，得知单位及家属已确认此人是张厚石，这才向市公安局报告。
市公安局值班室随即电告公安部。
一个多小时后，谢富治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一看案头的电话记录，因为不知道江青为什么要找张厚石，起初也没当回事，嘱秘书往江青那里打个电话把情况说一下就是了，同时间还要不要把人弄北京来。秘书把电话打到江青办公室，是那边的秘书接的电话，答应待江青醒来后马上报告。
上午10点多钟，江青看到了那份电话记录。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头脑里阶级斗争的弦一向绷得很紧，又习惯于用文艺创作的思维去观察、考虑问题，一看之下，马上一个激灵：我刚要从这个张厚石嘴里掏材料，他就被人打得神志不清，昏迷不醒了。哪有这么巧的事？莫非是有人知道了此事，抢先下手，阻止调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
江青这一想，顿时觉得非同小可，便往钓鱼台打电话，向康生说了此事，问康生身边的人是否可靠，会不会把秘密泄漏出去了。
康生听了觉得好笑，但他还是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他身边的人都是绝对遵守纪律的，决不会泄漏机密；如果真是发生了如江青所想象的问题，也是其他环节的毛玻江青想想自己身边决无问题，估计毛病在公安部，于是亲自给谢富治打电话，简略地谈了情况，要谢部长严查张厚石被殴致伤一事；同时要求公安部出面让天津方面把张厚石抢救过来，然后，转往北京公安部医院。
谢富治这才知道张厚石身上竟牵着这么重要的线索，根据他的经验，此事必须认真处理，否则会被卷进去都说不定。他反复考虑后决定派一个信得过的干部立刻赶往天津，主持此事的调查。
派往天津的那个干部，名叫薛贻钧，四十来岁。他抵达天津后，首先让天津市公安局给张厚石换了家大医院，关照说要用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物对张厚石进行抢救，一定要抢救过来，使他能思维，会说话。然后，薛贻钧就和天津市公安局的有关人员商议如何开展对此事的调查。天津方面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从行凶者查起，只要查清行凶者，就可以弄清行凶动机，就可以分析并理出制造此案的原因了。薛贻钧听了，认为不无道理，于是说就这么查。
市公安局便往案发地也就是张厚石居住地的公安分局下达命令，让火速查清把张厚石揪往小学校殴打的那伙红卫兵。那时已是深夜，分局值班室便叫来两个值班民警，让他们去张厚石居住地派出所，会同该所力量进行调查。派出所警力配备有限，夜间只有三人值班，正在处理一起突发事件，听说是为张厚石的事，那为首的副所长更认为又不是人命案件，不值得如此兴师动众，说不如到天明再查吧，先解决眼前这事儿。分局去的两个民警见状也没法子，只好点头，但一时既没地方去，又不能回分局；留在派出所吧，必定要接电话搞记录什么的，等于义务打工，于是核计不如往家里溜，先合合眼，等到天亮再来派出所。这样，两人就回家了。
这两个民警中，一个就是“山下派”成员陈冬芳的父亲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