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公子-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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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目光如炬，烛照无隐。事实上梁启超还改了第一句。而且以我的看法，梁启超还曲解了“千里草”。为了要曲解，又不能不说此诗作于八月初三。
先谈究为狱中所吟，还是八月初三所作？这一点，当然是陈衍的话可信，因为他其时身在京师，与林旭过从极密，于其身前死后诸事，无不关心，确知为狱中所作，方在《近代诗钞》中录为林诗之殿。至于黄彰健所说，似无在狱中作此诗示谭嗣同的理由，言之成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兹述其情况如下：一、狱中作诗，不必题壁。“四京卿”系狱，其实是住在所谓“火房”，饮食起居，并不受虐待。传诗相和，事所恒有。如杨深秀自八月十一至十三日皆有诗，十一日所作为七律：久拼生命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自晓龙逄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圣人岂有胸中怒，下土空思身后名。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
语气激烈，已抱必死之心。林旭亦复如此，就刑时“含笑口微哄”（见《唐恒虞渊集》），如此从容，则根本未存脱罪之想，亦无所谓“将使同党无辞脱罪”。因为此案只论利害，不论是非，脱罪不脱罪，根本不在承认不承认。
二、其时刑部司官，或与“四京卿”有旧，或则敬服其人，所以狱中甚受优遇。即使此诗笺落入狱卒之手，亦绝不致“呈堂”。按：是时刑部提守厅主事为乔茂萱，对系狱的“四京卿”颇为照顾。唐恒诗中“幸赖乔公贤，为收无家骨”的“乔公”，即指乔茂萱。
如上所述，此诗确为《狱中示复生》，而非八月初三以诗代简，劝阻以东汉何进、董卓之史事为鉴。而梁启超所以要作此解释，原因很简单，是替他的老师康有为掩饰一大错。这一错就是：早有人说过袁世凯不可靠，主张用董福祥，而康有为不听，出之以鲁莽，派谭嗣同说袁，以致一败涂地。岂非康有为要负最大责任？
第二章必死之心（3 ）
至于陈石遗说此诗的技巧，自是专家的见解。但是此诗故典今用的特殊涵义，则以未暇深考，故亦不能搔着痒处。
林旭此诗之妙，在活用“健者”一典。而“青蒲”意何所指，尤须确切掌握，始能明其主旨。主旨既明，始知此诗章法，如水就下，流畅无比，固无所谓“倒戟而出”。
“青蒲”典出《后汉书史丹传》：史丹，字君仲，鲁国人，元帝即位，为侍中。时定陶共王有才艺，子母俱爱幸，而太子颇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无宠。上寝疾，皇后太子皆忧，丹以亲密臣，得侍疾，候上闲独寝时，直入卧内，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适长，立十余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臣子见定陶王爱幸，道路流言，以为太子有动摇之议。若审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见丹涕泣言又切至，大感曰：“皇后谨慎，先帝又爱太子，吾岂可达旨？”太子由是为嗣，成帝立，累迁左将军。
此传下注“青蒲”：孟康曰，以青蒲为席，用蔽地也。应劭曰：以青规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
如上可知，青蒲本指御寝四周，则惟皇后可到，但引申为天子燕息之处，则亦为近臣可履之地。由于此处警戒特严，所以造膝独对，不足为外人道的一切机密隐私，不虞外泄。切谏者乃得尽其依慕的私情，呜咽难言，出于饮泣，不须顾虑顾瞻，与庙堂之上，君臣析疑辨难，必应顾及体制者，情形不同，效果亦各异。
然则林旭之“青蒲饮泣”是向谁切谏？当然不是光绪。如是光绪，则向用方殷，不必泣谏，所谏必从，岂得谓之为“知何补”？
既非光绪，自是慈禧。自甲午年起，撤帘归政的慈禧太后，复又过问大政。此一太后与其他深宫颐养，不见外臣的太后不同。是故“青蒲”之典不适用于其他太后独能适用于慈禧。林旭此时的身份，等于军机大臣。而汉人中的军机大臣、上书房行走的师傅、南书房翰林等，向来为太后、皇帝视如家人，所以林旭是够资格踏上“青蒲”的。
自拟史丹，而以汉元帝拟慈禧太后，则泣谏之事为何，不问可知。意谓即使请见慈禧太后，无论怎么样地痛哭流涕，苦劝两宫母子和好，慈禧亦绝不会谅解光绪，更谈不到放手不问，任光绪独裁大政。
第二句的意思最为显豁，“国士待我，国士报之”。今以格于母子不和，新旧冲突，凡所展布，窒碍难行；徒以国士自许，终无以酬答深恩。慷慨有两义：一是“发言慷慨，至于流涕”；一是慷慨轻生。此句中的慷慨，兼赅两义。
因为如此，兵谏乃不可免。此为自然形成的结论，隐在第二句与第三句的空白之中，是则“千里草”指董福祥，断无可疑，此典出《后汉书五行志》：献帝初，京师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如照梁启超的解释，以为董指董卓：乃林旭鉴于东汉何进清君侧，导致董卓专政，“遂以此诗代致谭等，表示反对”，则此事所关至大，不容误解，何不径用拿“卓”字拆开来的“十日卜”？如谓“十日卜”代“千里草”的“十”字，在平仄上虽可通融，但诗句不响。这是论到诗法，我亦别有所说。
陈石遗指出，林旭诗学陈后山，则当以宋诗的义法来探究此诗的内蕴。周弃子先生曾向我说：唐诗末流，至为空泛；陈套烂语，摇笔即来，人人可吟，处处可用，空有架子而内无其人，是为“假唐诗”。如画坛某巨匠所作者是。矫唐诗末流之弊，惟有宋诗，宋诗讲究切实，所以不但动词、形容词讲究，副词更不轻下，必千锤百炼，求其至当，此为宋诗的特色，亦为宋诗的精义。准此而论，则“我为君歌千里草”的“歌”字，应该从好的方面去看。“歌”字虽从“童谣”之“谣”而来，但亦有歌颂之意，衍化为称许、推荐，自然是指董福祥。复以末句相参，更为确定。
第三句、第四句，密切相关，但亦可视作倒装句法。依语言的习惯来说，如是“这个人不好，我推荐那个人”，则应作：“本初健者莫轻言，我为君歌千里草”而所以用“我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者，因为重点在“莫轻言”。
兹先研究“健者”一典，《后汉书》一百四袁绍传：卓议欲废立，谓绍曰：“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董侯似可，今当立之。”绍曰：“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若公违礼，任情废嫡立庶，恐众议未安。”卓按剑叱绍曰：“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绍诡对曰：“此国之大事，请出与太傅议之。”卓复言：“刘氏种不足复遗。”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
“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是肯定了董卓为健者，袁绍作此言，虽有以健者自居之意，毕竟未正面说：我亦健者。因此“本初健者”四字，如科举时代考八股所出的“截搭题”，字面固有完整的意义，却非四书五经中的原文。了解到这一点，本初是本初，健者是健者，须先确定其个别的意义，再看它综合起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新义。
“本初”犹如“千里草”，只是切一个姓氏，故知指袁世凯。“健者”则如奇％^書*（网！&*收集整理上所论，指董卓无疑。“袁世凯”加“董卓”，意谓袁世凯是董卓，故“莫轻言”！
“健者”只能作如是解，否则就不通。倘谓“健者”应望文生义，照字面解释为“有力量的人”，则以反对废立的袁本初拟袁世凯，正当极力拉拢，为何“莫轻言”？
从逻辑上去解释“青蒲”与“健者”在林旭意中的涵义，不但整首诗可以说得通，而且亦可解决传述纷歧的问题，确定了这首诗二十八字的每一个字。为醒豁起见，录正如下：狱中示复生青蒲饮泣知何补（非用）？慷慨难酬国士恩。我（非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第二章必死之心（4 ）
第一句缘何是补非用？因为林旭在基本上是想调和两宫，亦即弥缝慈禧与光绪母子间的裂痕，故应用弥补的“补”。此亦正是宋诗练字讲究之处，倘用“用”字，语气较强，与全诗温柔悱恻的风格不合。
第三句是“我”非“欲”，则以“欲”字为文法中的现在进行式，或未来式。“我”字则无文法上时制的限制，可用于过去式。此诗盖事败入狱后，追忆过去，仅谈事实，不加论评。哀而不怨，即怨亦不怒。林旭之温恂敦厚，诗中可见其人。
以上解决了个别的疑难之点，以下就诗意作一综合解释：皇帝发愤图强，推行新政，而太后为旧党所包围，加以小人挑拨，误会推行新政完全是为了与太后作对。成见已深，即使请见太后，剖肝沥胆，涕泣苦谏，料知难回慈意，于事何补？
“发言慷慨，至于流涕”，乃至慷慨轻生，既于事无补，则毕竟难以酬答皇帝不次超擢，得参大政，以国士相待的深恩。看起来除却兵谏，别无善策。
此则非外结大将不可。我曾主张用董福祥。至于袁世凯，此人是董卓之流，如此机密大事，跟他千万不可轻易出口。
以上是平铺直叙的解释，亦是林旭当时跟谭嗣同平心静气的解释。其中自有“吾谋适不用”之憾，而出以蕴藉之词，修养真可倾倒。
兹再谈梁启超改诗的原因及作用，梁著《戊戌政变记》第六篇林旭传：林君子字暾谷，福建侯官县人，南海先生之弟子也。自童龀颖绝秀出，负意气，天才特达，如竹箭标举，于云而上。冠岁乡试冠全省，读其文奥雅奇伟，莫不惊之；长老名宿，皆与折节为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时闻人。其于诗词、散文皆天授，文如汉魏人；诗如宋人，波澜老成，奥深侬，流行京师，名动一时。……皇上既知为康某弟子，因信任之；遂与谭君等同授四品卿衔入军机参预新政……初二日皇上赐康先生密谕，令速出京，亦交君传出，盖深信之也。既奉密谕，谭君等距踊椎号；时袁世凯方在京，谋出密诏示之，激其义愤，而君不谓然，作一小诗代简，致之谭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盖指东汉何进之事也。
如梁所言，泣谏何用？主恩难报。但又何进以往事，不主张用兵谏。然则，他究竟要干什么？莫非混一天是一天，坐待后党凌逼？照梁启超的解释，林旭的诗根本不通。
梁启超自言“弟畜暾谷”，但如上立论，抹煞事实，亦即贬低了林旭，殊欠友爱。
按：林旭于八月初二日带出的密诏，大致为命康有为迅速出京，督办官报。原折已经在上谢恩折时附缴，不可得见。现所传者为康有为自己所陈述，而前后已有不符。康有为脱险后，在香港作《奉诏求救文》致各国公使，《日本外交文书》载有全文。今据黄彰健所引转录如下：朕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国求救，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但以后康有为在他处提到此密谕，只有“汝可迅速出外”，删掉“国求救”三字。则作伪之迹，已是铁证如山。
至于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时所出示的密诏，则为光绪致杨锐密诏的墨笔过录本。黄彰健对事的考证甚为精确。此诏的原件，在杨被害后，由杨锐之子庆昶，及其门人黄尚毅携返四川，在路上为避免搜查，将密诏缝于黄尚毅的衣领内。及至光绪崩后，袁世凯被逐，无所顾忌，乃于宣统元年六月十二日，由杨庆昶及黄尚毅上书都察院，请代缴密诏。其时参庆王的赵炳麟掌京畿道，经手其事。所辑《光绪大事汇鉴》载有全文，兹分段引录如下：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
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
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
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套，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孰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所谓十九日之事，指七月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