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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4章

新宋-权柄-第1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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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常不敢看梁太后的眼睛,只是低着头回话。

〃果然不愧是一国之君!〃梁太后冷笑道:〃皇帝长大了,连祖宗都不放在眼里,原也不必把我这个老妇放在眼中。'原也该杀!'哼!〃〃孩儿岂敢。我这也是为了祖宗基业。〃〃若果真为了祖宗基业,便不当如此草率!〃梁太后厉声道:〃我们本是胡人,穿着这汉人的袍子,便是背祖忘宗!同样的话,我已和皇帝说过很多遍——这汉袍一旦穿上,十年之后,大夏便无可战之兵,党项有灭族之祸!当年北魏孝文帝的教训,你便一点也不记得么?〃〃太后此言差矣,孝文帝之时,北魏强盛一时,其国之乱,是因为他儿子不争气,祸生萧墙而招外侮,否则尔朱荣之流何足成事?这如何能归咎于孝文帝改制?〃文焕伏在地上,沉声反驳道。

〃你是何人?!敢这般和我说话!〃梁太后盯着文焕,骂道:〃都是你们这帮奸臣惑君乱国,把好好一个皇帝带坏了。〃〃太后……〃禹藏花麻小声唤道,想劝解几句。

梁太后早已开口骂道:〃禹藏花麻,你不好好劝皇帝走正路,也要跟着他们胡来么?你可也是胡人。〃禹藏花麻连忙把头缩回去,不敢再说话。

殿中顿时一片沉寂。

梁太后的目光扫过众人,指着文焕,冷冷说道:〃这人是宋朝降将,无父无君之徒,岂可倚为腹心?来人!立刻将此人赶出宫中,从此以后,若见此人踏入宫中一步,便取他头来见我!〃〃母后!〃秉常急道:〃文焕确是忠臣,绥德之时,他有救驾之功……〃〃正是念他救驾之功,才没有立斩他。〃梁太后的语气坚决无比,又将望着秉常,道:〃皇帝亲政了,爱做什么,也只能由得你。这江山社稷,是祖宗辛苦打下来了,终不能丧在外人之手。嵬名荣是几朝的元老,忠厚可靠,这御围内六班直,自今日起,划出一半归他直接统领。他本是御围内六班直的老统军,让他指挥,也指挥得动。〃〃这……〃秉常与殿中众人,听到这话,连脸色都变了。

梁太后环视众人一眼,冷笑道:〃难不成还有人离间我们母子,皇帝你疑心我要夺兵权不成?〃〃孩儿决无此意,只是兹事体大……〃〃御围内六班直,你母后我当年也指挥得动!我若真要夺你兵权,一道手书,便能将六班直全部调走,用不得这么扭扭捏捏。我是信不过你身边这帮人!〃梁太后目光逼视秉常,其中竟隐隐有几分嘲讽之意。不过梁太后这话也不算吹嘘,她不比一般女子,带兵打仗,权谋手腕,无一样没做过。以西夏宫廷斗争的血腥,其胜利者又岂会是泛泛之辈?

秉常在梁太后的逼视下,终于无视李清、禹藏花麻等人心急如焚的神情,退缩了,〃是,儿臣谨遵母后懿旨。〃说出这句话,秉常身子一软,几乎要感觉要瘫了一般。李清等人,尽皆脸色犹如锅底一般黑沉。

梁太后举手之间,便夺走御围内六班直一半武力的完全控制权,虽然说这部分武力本来也不是秉常在任何时候都能指挥得动的,但对于李清诸人来说,始终是一次巨大的挫败。而文焕被梁太后一句话就赶出王宫,更是明白无误的告诉着秉常,究竟谁才是这座王宫真正主人!但让人奇怪的是,一向坚决反对改制的梁太后,这次却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反而表现出了一点态度软化的迹象。不过,这一点,对于被挫折感笼罩的秉常等人来说,却没有注意到。

踌躇满志的秉常,甚至还没有开始真正改制,就遭遇了第一次挫折。在这个时候,兴庆府的严冬,似乎都成了一种不祥之兆。

不过,这种沮丧看起来只是暂时的。

很快,仁多澣就给秉常打了一剂强心针。在〃大安改制诏〃颁布一个月内,以仁多澣为首,四五个实力派的军司统军,以及部落首领,陆续将自己支持改制的奏折送到了兴庆府。有了做第一个的人,许多人对梁乙埋的顾忌就少了许多,后面陆陆续续,各军司的统军们,全部送来了支持的奏折。

终于,在大安四年快要过去之前,西夏的各路〃诸侯〃们,也许是出于真心的支持,也许是出于政治上的投机,也许是出于恐惧〃后至之诛〃,担心野利拿等人的命运在自己身上重演,总之,是一个不落的表达了他们对改制的支持。

大安改制,在名义上,终于成为了〃顺天下之望〃!

时间永远是最大的。宋朝的熙宁十一年,夏国的大安四年,很快就过去了。

宋夏之间的战争,眼看着就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对于善忘的人来说,已经可以忘记他们不想记住的事情;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耻辱却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减。

熙宁十二年的正月,宋朝与西夏,从表面上来看,除了西夏派出使者向宋朝皇帝拜贺正旦以外,双方都是在为各自的事情毫不相干地忙碌着。

宋朝在正旦的大典之后,由鸿胪寺卿正式告知辽使,宋朝决定接受了辽国的请求,双方在对方京城,互设常驻使节,辽国由此成为自高丽国以外获准在汴京常驻使节的第二个国家。这件小小的事情,实际上传达了很多的信息:此时的宋朝,正在渐渐变得比以往更加自信,因此也更加开放。

不过,此事由鸿胪寺卿来传达,却也意味着对石越主导的官制改革的修订——当年官制改革之时,规定鸿胪寺负责藩属、国内少数民族、海外殖民地之事务,而不在朝贡体系之内的国家,如对辽国的外交事务,则归于礼部。这种设置本是石越试图打破朝贡外交的一种尝试,今后的宋朝必将面临更宽广的世界,虽然宋朝当之无瑰地处于当时人类文明的顶峰,但是并不意味着其余的文明只能有资格葡伏于它的脚下,古老的朝贡体系在石越看来,本就有修正之必要——正视你的竞争对手,什么时候都不会错。而宋朝本来就视辽国为平等的“大国”,朝贡体系在这里已经开了一道缝,因此石越便想巧妙的加以利用。

但是,很快,宋廷就发现了其中的不便:当时与宋朝交往的国家,仅仅只有辽国是宋朝认为可以平等相处的国家,其余诸国,连注辇国这样的天竺强国,都被习惯性的纳入了朝贡体系之内,虽然对海外更加了解的宋廷心知肚明那并非大宋的藩属,但是传统思维的惯性却让宋廷理所当然的将之纳入朝贡体系。至于在石越的影响以及对世界的了解日益增深之下,被宋朝许多士大夫承认可以与辽国相提并论的近西及泰西诸国(石越《地理初步》之地理概念,大抵西夏以西至中亚,称为西域,西亚至东罗马帝国称为近西,东罗马帝国以西,则为泰西),却并未与宋廷发生直接的官方交往,因此自然也被选择性的忽略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礼部主客司就显得特别的清闲,也特别的刺眼,朝野上下,几乎一致同意这是一个“冗司”,终于,这个机构在熙宁十二年走到了它的尽头,宋廷首先决定将其事务全部并入鸿胪寺,在一个月后,就正式宣布裁撤主客司。

虽然石越始终坚持认为,国内之“蛮夷”亦是宋朝之臣民,将其与辽国通聘并属于一个机构不伦不类,但是他也无法阻止这种历史的巨大惯性。在宋廷看来,成为国家编户的“蛮夷”自然可以归入户部管辖,但是那些羁縻州与不向国家纳税服役的“蛮夷”,却只能归入朝贡体系之内,其与藩属不过是程度不同的区别而已。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从来都不是历史的事实,但是这一点也不妨碍它深入人心,并由此为文化核心,形成了古老的朝贡体系。石越一方面沉迷于朝贡体系带来的既得利益——它使得宋朝对南海地区的经营名正言顺,在将高丽与南海诸国纳入华夏圈之时更加顺理成章——因为华夏文明掌握了整个地区的话语权,使得那些当事国都承认朝贡体系是天经地义的,在宋朝拥有足够实力的时候,这种观念带来的优势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能从心理上解除敌人的武装。但另一方面,石越却清醒地知道,哪怕华夏文明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也不意味着其余的文明便没有自己的尊严。人类文明并非是一座山峰,而是由群山组成,每个称得上“文明”程度的人类社会,都可以有自己的山峰存在。你可以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但是在心理上,你永远需要去正视你的竞争对手,否则,哪怕是再强盛的文明,总有一天,也会在高傲中迷失、堕落,被别人超越而毫不自觉,到那时候,便难免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古老的朝贡体系,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但是石越既想享受其带来的好处,又试图保持其完整性,在其之外生硬地另立一个系统,就不会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了。礼部的主客司,甚至连礼部尚书王珪都觉得极其别扭,而且在实际事务上,也造成了相当大的不便与职权重叠,其被裁撤,事实上反映了宋廷效率的提高与务实。所以,连石越也对此哭笑不得,不知道这件事究竟是好是坏。

除此之外,在宋朝各地,也发生了一些值得一提的事情。

在南方,熙宁十一年以前,广南东路与广南西路的税收,其总和甚至都比不上荆湖南路一个大一点的州,而且因为运输与市场的原因,海外贸易的交易点,海商人们往往也更愿意选择泉州与杭州等城市,而并非广州。这件事情在熙宁十一年终于发生变化,广州一州的商税,在这一年正式超过潭州之全部税收。在广南东路的移民数量虽然有限,但是却带来了更先进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也使得广南东路的农业有了一定程度的起色。前三司使曾布因此政绩而受到朝廷的表彰,本来其高升指日可待,但是另一件事却影响了这件大人的仕途——为了沟通与荆湖南路、江南西路的交通,增加广州对商人的吸引力,这位曾大人与薛奕将军、蔡确大人合谋,竟然从南海诸岛至注辇国控制的小岛上,掳掠了三千余土人为劳工,用于修葺道路,沟通河道,其中有一半以上客死他乡。这件事情被一位派往广南东路办案的监察御史发觉,一本奏章,让曾布与蔡确各降一级,薛奕削侯爵,成为熙宁十一年下半年震动天下的大案。宋廷因此也着手海外第一次人事调动,将狄谘调任广州,曾布调任凌牙门,蔡确调任归义城,而三地的监察虞侯、常驻凌牙门与归义城的监察御史,则是因为失职,全部罢职换上新人——这种程度的调动,既是考虑到南海地区在早期需要倚重熟悉情况的官员,又可防止了他们在某地经营过久,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不过由此次调动,也知道了三地在宋廷心目中的地位:广州最重,其次凌牙门,其次归义城。

而在西北,熙宁十二年的春节,石越与刘庠正兴高采烈看着地图上的驿政网慢慢的延伸,眼见就要遍布陕西一路大部分地区,这绝对是让人欢欣鼓舞的。

而更让人高兴的是,重修三白渠等水利工程,也进展得十分顺利。不过,这种表象的背后,却同样有着残酷的现实。石越将留在陕西路的众多西夏俘虏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下级军官和勇武的战士,被石越打散整编入宋朝的禁军——按当时的惯例甚至可以独立成军,这些俘虏会毫犹豫的向昔日的袍泽挥刀——向朝廷献俘的那一部分,就被皇帝编成了一个营的完整编制,派往河北。但为了谨慎,石越还是按自己的习惯,将这些人全部打散整编;一部分老幼与随军工匠,石越将老幼着派往马监,将工匠编入作坊;而最大一部分普通士兵,则成为了石越的免费劳力——当然,名义上不是免费的。这些人被告知,西夏拒绝了对等交换俘虏的建议,更不会出钱赎买他们,他们已经不可能回到故乡。

唯一的出路,就是在陕西路的道路与水利工程完成之后,他们可以按自己工作量的多少,在宋朝的南方得到一块大小不等的免征赋税五年的土地。

这些俘虏们对宋朝南方的土地并不感兴趣,但是这不是他们感不感兴趣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石越不过是为了避免御史的弹劾,减少道义上的阻力,用“南方的土地”为此来披上一块稍稍温情的面纱而已。

陕西路的百姓为了战争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得到战争带来的这一丁点好处自然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为了所谓的道义,让这些战俘编成吃白饭的军队,或者便宜各级官僚,成为他们的私佣,却还要征发陕西的百姓来修路通渠,在石越看来,这毫无疑问是一种伪善。

一开始还心存疑虑的刘庠等人,也很快接受石越的解释:这些战俘,不过就是没有正式的名号,将薪俸折成了土地兑现的厢军,如此而已。

宋朝的法律与道德,都不允许野蛮的役使百姓,哪怕是他国的百姓。在宋朝,一个蕃商如果在宋朝病死,他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的身后事,宋朝市舶司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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