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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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它是明天不复存在的任何东西。
　托马斯再一次怀着爱情般的怀念之情，想起了高个驼背的编辑。那个人于起来似乎把历
史看成一幅完成了的图画而不是草图。他于起来似乎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永无休止地重
演，会永劫回归，丝毫也不怀疑自己的行为。他自信自己是对的，在他看来，那不是一种心
胸狭窄而是美德的标志。是的，那人生活在与托马斯不一样的历史之中：一部不是草图的历
史（或者没有意识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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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后，他又被另一种思想所打动，我把它记在这里作为上一节的补充：在太空以外的
什么地方有一颗星球，所有的人都能在那里再生，对于自己在地球上所经历的生活和所积累
的经验，都有充分的感知。
　或许还有另一颗星球，我们将在那儿带着前两次生命的经验，第三次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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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还有更多更多的星球，人类将在那里诞生于更成熟的层次（一个层次即一次生命）。
　这就是托马斯版本的永劫回归观。
　当然，我们立足于地球（第一号星球，无经验的星球），对于其他星球上的人将会如何，
只能杜撰出朦朦胧胧的异想。他会比我们更聪明？人的能力中有更多的成熟？他能通过重复
经验获得这种成熟？
　只有从这样一个乌托邦的观念出发，才有可能充分正确地使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概
念：乐观主义者无非是认为第五号星球上的人类史将会少一些血污，悲观主义者则不这样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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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尔斯。弗恩的一部著名小说《两年的假日》，是托马斯少年时最爱读的。两年的确是
一个极大的数字。托马斯当窗户擦洗工已逾三年了。
　几个星期以来，他渐渐意识到（半悲哀、半自嘲地）自己正在变得精疲力竭（他每天有一
次甚至有时是两次的性约会）。他并末失去对女人的兴趣，但发现自己已将气力使到了极
限。（让我补充一下，极限是指他的体力，不是指他的性功能；他的问题是气喘吁吁，而与
生殖器无关，事物状态都有其喜剧性的一面。）
　一天，他正为自己下午要抽空子了愿赴约而遭难，看上去象要度一个稀罕的假日。他渴
望以极，给一个年轻女人打了差不多十次电话。对方是个妩媚的表演专业学生，皮肤在南斯
拉夫平整的裸泳海滩上晒得黑黝黝的，那种海滩使人联想起机动烤肉板上慢慢的旋转烧烤。
　他干完活，打了最后一次电话，四点钟动身去办公室递交自己的工单。在布拉格市中
心，他被一位未能认出来的女人拦住了：“你究竟躲到哪儿去啦？我八辈子都没见到你
啦！”
　托马斯搜索枯肠，想记出她是谁。是他以前的一位病人吗？那样子倒象个亲密朋友。他
尽力搭着腔以掩盖自己没认出她来的事实。好一阵，他才从一个偶然的记号认出了那姑娘：
晒得黑黑的小演员，就是他成天一直在找的那一位。他这才着手打主意，如何把对方引诱到
朋友的公寓里去（他口袋里有钥匙）。
　这段插曲使他好笑，又使他害怕：这证明他的脑力和体力一样都消耗殆尽了。两年的假
期不能再无限期地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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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别手术台的假日，也是告别特丽莎的假日。六天很难见面的日子后，他们最终能充满
着爱欲在星期天相聚；但是象托马斯从苏黎世回来的那天晚上，他们显得疏远，很长一段时

（）
间之后才能接触和亲吻。生理的爱给他们愉悦，但没有慰藉。她不再象以前那样大声喊叫，
高潮时脸上的扭曲，在他看来是痛苦的表示和奇怪的心不在焉。只有在夜里睡着了，他们才
温柔地依偎在一起。握着他的手，她忘记了那一道将他们隔开的深渊（白昼的深渊）。夜里，
托马斯既没时间也无办法去保护她和关怀她。而早上，看见她是令人伤心和害怕的：她显得
又悲哀又虚弱。
　一个星期天，她请他开车把她带到布拉格城外去。他们去了一个矿泉区，发现那里所有
的街道都换了俄国名字，还碰巧遇到了托马斯以前的一位病人。托马斯被这次招见击垮了。
他在这儿突然作为一个医生与别人谈起话来，能感觉出以前那种生活，带着按部就班看见病
人的愉悦，带着病人们信任的目光，正跨越岁月的断层向他扑来。他曾经装作对这些目光视
而不见，事实上他是滋滋有昧，现在更是极其思念。
　回家的路上，他思索着，这一灾难性的大错都是从苏黎世回布拉格造成的。他老盯着路
面，避免去看特丽莎。他对她很恼火。她在身边的出现比往日更显得是一种忍受不了的偶
然。她在他身边干什么？是谁把她放在草篮里并让她顺水漂下来？为什么把他的床选作了堤
岸？为什么是她而不是一个别的女人？
　一路上谁也没讲一句话。
　回到家里，他们也默默地吃饭。
　沉默，象一片云海横在他们中间，随着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越来越沉重。他们逃离这
片苦海，径直上了床。半夜里他把她叫醒了。她正在哭。
　她告诉他：“我被埋掉了，给埋了许久许久。你每周来看我一次，每次你都敲敲坟墓，
我就出来了。我眼里都是泥。
　“你总是说，‘你怎么会看得见的？’你想把我眼里的泥擦掉。
　“我总是说，‘我还是看不见，我的眼睛已经成了空洞。’
　“后来有一天，你要去长途旅行。我知道你是同另一个女人一起去的。几个星期过去
了，不见你的影子。我害怕同你错过，就不睡觉了。最后，你又敲着坟墓，但是我整整一个
月没有睡觉了，已经累坏了。我想我是不能再从那里出来了。我终于又出来的时候，你显得
失望。你说我看来不舒服。我感觉得出，我下塌的两颊和紧张的姿态使你觉得多么难看。
　“我道歉说，‘对不起，你走以后我没合一下眼。’
　“是吗？’你的声音里全是装出来的高兴。‘你需要好好的休息，需要一个月的假
期！’
　“好象我不知道你想的什么！一个月假，意味着你一个月不愿来看我，你有另一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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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你走了，我又掉进了坟墓。心里完全明白，我又会有不能睡觉的一个月来等着你。你再
来的时候，我会更加丑，你会更加失望。”
　他从来没听到过比这更令人惨痛的东西，他紧紧搂着她，感到她的身体在颤抖哆嗦。他
想，他再也不能承受这种爱了。
　让炸弹把这个星球炸得晃荡起来，让这个国家每天都被新的群蛮掠夺，让他的同胞们都
被带出去枪毙——他更能接受这一切，只是比较难于大胆承认。但是，特丽莎梦中的悲伤之
梦却使他承受不了。
　他企图重新进入她讲述的梦，想象自己抚摸她的脸庞，轻巧地——一定不让她知道这一
点——把她眼窝里的泥擦掉。然后，他听到她话中难以置信的悲怆：“我还是看不见，我的
眼睛已经成了空洞。”
　他的心要碎了，感到自己正处于心肌梗死的边缘。
　特丽莎又睡着了。他睡不着，想象着她的死亡。她带着可怕的题梦死了，由于她死了，
他再也不能把她从噩梦中唤醒。是的，这就是死亡：特丽莎带着可怕的噩梦睡着了，而他再
也不能将她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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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的祖国被侵占已经五年了，布拉格发生了可观的变化。托马斯在街上遇到的人不
一样了，朋友们有一半去了国外，留下的有一半已经死去。将来不为历史学家们记载的事实
是，入侵后的这些年是一个葬礼的时代：死亡率急剧上升。我不是说人们都是象小说家普罗
恰兹卡一样，是被逼致死的（当然不多）。这位小说家的私人谈话在电台播了两个星期之后，
他便住进了医院。到那时为止一直潜伏在他体内的癌细胞，突然象玫瑰花一样开放了。他在
警察的陪同下接受了手术。他们发现他危在旦夕，才对他失去了兴趣，让他死在他妻子的怀
里。但有许多并没有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死了，绝望之感在整个国家弥漫，渗入人们的灵魂
和肉体，把人们摧垮。有些人不顾一切地从当局的宠爱下逃出来，不愿意接受与新领导人握
手言欢，充作展品的荣幸。诗人赫鲁宾正是这样死的——他逃离了当局的爱。他尽一切可能
躲着那位文化部长，而部长直到他的葬礼时也没能抓住他，只能在他的墓前演说中大谈诗人
对苏联的热爱。也许他希望自己的话会虚假得令入勃然大怒，使赫鲁宾从死亡中震醒过来。
但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决意从坟墓中重新站出来。
　一天，托马斯到火葬场去参加一位著名生物学家的葬礼，此人曾被大学和科学院赶了出
来。当局禁止在讣告中提到葬礼的时间，害怕葬礼会变成一次示威。哀悼者们直到最后一刻
才知道尸体将于清晨六时半火化。


　进入火葬场，托马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大厅里亮极了，象是个摄影棚。他迷惑地看
了看四周，发现有三处地方设置了摄像机。不，这不是拍电视，是警察局安的，要拍下葬礼
去研究是哪些人参加葬礼。死者的一位老同事现在仍然是科学院的成员，足够勇敢地作了墓
前演讲。他从没打算过要成为电影明星。
　葬礼完了，大家向死者的家属致敬。托马斯发现大厅一角有一圈人，那位高个驼背的编
辑也在其中。看到他，托马斯感到自己是多么想念这些无所畏惧情同手足的人。他笑着打招
呼，开始朝编辑那边走去。编辑看见他便说：“小心！不要靠近！”
　说来真是一件怪事。托马斯弄不清是否能把这句话理解为一句诚恳友好的忠告（“看着
点，我们正在被拍照；你与我们讲话，又会卷入另一次审讯。”），或者把它理解为一句嘲
讽（“既然你不能勇敢地在请愿书上签名，那就始终如一吧，别同我们攀老交情了。”）。无
论这话是什么意思，托马斯听取了劝告，走开了。他感到那月台上的漂亮女人不仅仅步入了
卧车厢，而且，正当他要表示自己是多么崇拜她时，对方却把手指压在他嘴上，不让他说出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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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下午，他还有一次有趣的遭遇。他正在洗一个大商店的橱窗，一个小伙子在他右边
站住，靠近橱窗，开始细细查看牌价。
　“涨价啦。”托马斯没停下手中冲洗玻璃的水柱。
　那人看看托马斯。他就是托马斯在医院时的同事，曾经以为托马斯写了自我批评的声明
而加以讥笑的那个人。我曾经把他称为S。托马斯很高兴见到他（如此天真，正如我们对没
有料到的事情感到高兴一样），但他从老同事眼中看到的（在S面前，他有机会使自己镇定一
下），是一种不甚愉快的惊讶。
　“你好吗？”S问。
　托马斯还没应答，就看出S对这样提问颇觉羞愧。一个干着本行的医生问一个正洗着橱
窗的医生近来如何，显然是可笑的。
　为了消除紧张气氛，托马斯尽可能轻松地说出几个字来：“好，还好！”他马上感到，
无论他说得多么费力（事实上，因为他太费力），他的“好”听起来象是苦涩的反语。他很快
加上一句，“医院里有什么新鲜事？”
　“没什么，”S回答，“还是老样子。”
　他回答得尽可能不失分寸，但也显得极不合适。两人都知道这一点，两人都知道他们都
知道这一点。他们中的一个正在洗窗户，怎么能说“还是老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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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治大夫怎么样？”托玛斯问。
　“你是说你没有见过他罗？”S问。
　“没有。”托马斯说。
　这是真的。从他离开医院那天起，他一次也没见过主治医生。他们曾一起工作得那么
好，甚至都开始把对方视为自己的朋友。所以无论他怎么说，他的“没有”中有一种悲凉的
震颤。托马斯怀疑S对他提出这个话题颇觉愠怒：象主治医生一样，S也从未顺路探访过托
马斯，没问他工作怎么样或者是否需要什么。
　两位老同事之间的任何谈话都是不可能的，尽管双方都感到遗憾，特别是托马斯。他并
不因为同事忘记了他而生气。如果他能对身边的年轻人说清楚什么的话，他真正想说的是：
“没有什么可羞愧的，我们各走各的路这完全正常。也没有什么可以不安的，我很高兴见到
你！”但他不敢这么说。到眼下为止，他说出来的一切都好象出于某种心计，这些诚恳的话
在他的同事听来，也同样是嘲讽。
　“对不起，”S停了很久才说，“我实在是有急事，”他伸出了手，“我会给你打电话
的。”
　那阵子，同事们假定他为懦夫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