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之帝国再起-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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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郑玄关注术数，机关，格物（物理），天文，地理这些学说不同，蔡邕和陈寔等人则是被讨论国家典章制度的文渊成员们的论调所吸引，他们并不是像其他太学生一样，总是围绕着被封为圣人之言的典籍来进行研究，而是根据历朝历代的实际情况来论证国家可以施行的政策，而且不强调引经据典，而是追求数据和详尽的资料。
在几次接触了文渊的活动后，这三个太学的学术大师，都是看出了文渊背后是天子在支持进行各种在他们看来匪夷所思的研究。而那些太学生则根据天子的一些讲义在进行研究的同时，不断完善着其中的理论，同时进行着系统的归纳，在他们眼中，人数近五百的文渊成员们正在做着一件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大事，他们在将原本散佚没有系统理论支持的杂学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创建新的学术典籍，不同于儒家对精神和道德的构建，这些学说全都是经世致用的物质方面，也许这个过程会很长，可是一旦完成，对整个帝国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一时间三人都是思考着该如何面对这种改变。
文渊从一开始就被刘宏当成了培养技术官僚的组织，对他来说，儒学的确是最适合帝国的统治学说，但是不应该被过分抬高，从长远来说，对国家不利，儒学应该作为一种社会准则，而不是具体的手段，因为儒学本身就缺乏具体和行之有效的治国方法，它更像是一份政治蓝图和纲领，出自儒家的法家，其实便是对儒家的补完。
对于刘宏来说，孔孟是各自所处时代的大家，可他们也从未认为自己的学说可以用之后世皆准，万古不替，孔孟都是总结前人所述才各自阐发出自己的学说，只可惜自孝武皇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那些儒生就把自己限制在了所谓的典籍中，三百年下来，不但是原地踏步，更是失去了先秦儒家的进取之意，后人不肖，却怪前人没有把学术做到完美无缺，只是证明了自己的无能和无耻。
“孟子曾有言，‘五百年而圣人兴。’孔孟等先贤之后，后人学术可有寸进，不过是在固步自封罢了。”看着进宫与自己讨论有关‘文渊’问题的郑玄三人，刘宏开口道，“孔子学于老子，墨子学于孔子，韩非学于荀子，在朕眼里，儒法道，本就是一家，并无高下之分，秦用法家，一统天下，却亡于暴政；我朝初兴，用道家黄老之术，有文景之治，之后孝武皇帝虽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可依然是王霸道杂之，到了哀皇帝时，儒家也出了王莽这个篡逆之贼。”
听到天子说到王莽，郑玄等三人都是心里一跳，当初王莽便是靠着儒生为他大肆鼓吹名声，而他又虚伪矫饰，方才篡逆成功，想到这里，三人又想起了这几年那些被揭发出来的名士暗地里德行是如何不堪，都是看向了天子，不知道天子究竟想怎么样，当年孝武皇帝，光武皇帝能使儒学大兴，同样现在天子也能使儒学衰败。
“儒学的修身齐家，朕深以为善，不过治国平天下，朕以为需要用其他学说来补足。”看着一脸紧张的郑玄三人，刘宏一笑道，“朕也不会再次挑起什么学派之争，只是以为天下的士人应该多读些书，不要只盯着几部典籍不放，也不要鄙薄其他学说，方技（医学）乃活人之术，百工乃利民之术，岂可视做贱业。”
“陛下之言甚是。”见天子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郑玄等人也都自是无话可说，毕竟天子说的都是切实的毛病，他们也不好反驳。
“朕希望三位以后能多去文渊指点一下。”看到三人对自己的言论并没有太大抵触，刘宏心里放心，郑玄，蔡邕等人都是正值壮年，而且学问精深，有他们参与到文渊里，各学科的创建工作里是最好不过，毕竟人力有穷尽，他可以给文渊的太学生们理念和启发，可是却没有时间去充实完善各项学说。
派人送郑玄等人出宫后，刘宏脸上有了些难以言会的笑意，他一直都希望将儒学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和宗教式的信仰，如今总算有了些成效，儒学最大的作用就是它构建了一套伦理道德体系，有益于社会的结构稳定和长治久安，至于参与国家政治，它所推崇的君子根本不适合当政客，国家之争乃是死生之争，讲究的是利益而非仁义，因此儒家的君子治国终究只是镜花水月，孔子，孟子只能奔波于列国而不得重用。最后能治国的儒家也多是些伪儒，往往断章取义，截长补短，以为一己之利。
注：还有数章过渡和种田，就会进入正式情节。
六十八。运河计划
建宁四年发生的灾祸在朝廷的提前准备和果断处置下，再加上过去两年里官仓里囤积的粮食充足，最后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动荡，等到十月各地的税赋收上后，尚书台和南宫官署的帝国官僚们才算松了口气，虽然比起建宁三年，要少了三成的赋税，可是考虑到这次受灾的地区以中原腹心地带为主，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尚书台内，刘宏看着司马防，杨彪等一批主要心腹以及陈蕃，胡广，皇甫嵩等人，公布了他对来年的计划，暂时放缓对山西的移民，而是利用中原各地的流民，在十年内兴建从吴郡通往涿郡的运河网，以加强南北的联系，同时迁徙一批流民前往江南开发。
对于天子宏大的运河计划，众人都是颇为吃惊，不过很快他们就开始切实地考虑起这桩工程的利弊，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曾经调集民夫开挖自扬州向东北，经射阳湖到入淮的运河‘邗沟’，以方便运输后勤补给，至今仍是帝国漕运体系中很重要的一段。
从帝国统治的基础来看，整个大运河一旦建成，将大幅减轻各地粮食运送往京师的损耗，同时也有利于帝国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建宁四年，天子命人从日南寻回的野稻在司隶一带适宜种植的地方播种后，虽然没有达到一年三熟，但是一年二熟却做到了，而根据在日南郡呆了一年的那些官吏讲解，这是因为气候和地理的差异所造成的，如果是在荆州和扬州等江南地区播种的话，完全可以做到一年三熟。
陈蕃和胡广等人心里明白，如今帝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北方，人多地少，再加上土地兼并，就算国政持续好转，也是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山西能容纳的户数，人口有限，最重要的是天子请了郑玄等太学里一批对地理深有研究的学者跟他们阐述了当年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提的农牧分界线问题。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区分其时的经济地理为四个地区，就是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山西和山东是以崤函相互区分的，自战国时起就是秦国和山东诸侯分界处。长江为天下大川，而江南和黄河左近一带自然不同，故皆特列为一区。龙门碣石以北是指由碣石山下划一条界线，西南行经过涿郡和太原等地，再横过吕梁山南段，直至龙门山下。
这四个经济地区各有其特殊的物产，显示其与其他地区的差异。龙门碣石以北的物产为马、牛、羊、旃裘、筋角。这些都是畜牧地区的产物，与其南的农耕地区不同，因而自碣石至于龙门之间的界线被司马迁定为农牧地区的分界线。
高祖皇帝建国之初直到孝武皇帝北击匈奴，向西北开辟疆土前，龙门碣石以北都是畜牧为主，而那时黄河之水仍是清水，在此之后，帝国开始大肆开发沿边八郡，将黄土高原地区全变成了肥沃的农耕区，进而导致水土流失，在光武皇帝中兴以前历次发生水患，波及下游地区，近几十年来由于羌人困扰边境，使得山西残破，导致大批山西士民迁往内地，使得龙门碣石以北又恢复了旧貌，而水患也得以平息。现在天子对山西的移民数量加以控制，便是不希望重蹈覆辙。
整个黄土高原适宜耕种的东南以及南部等水利设施完备的一带将重新作为农耕区恢复，但是以西，天子将其作为畜牧区保留，同时作为帝国的军马场。陈蕃等人正是明白了这一点，才意识到没有完全开发的南方对帝国的重要性，他们可以想象当南方适宜种植水稻的土地开辟成良田以后，配合运河网，将使帝国南北得到互补。想到这里，陈蕃和胡广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个庞大的运河计划，而司马防和杨彪等一批少壮派官僚也是双手赞同，只不过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开发的南方将为帝国提供扩张的资本。
刘宏此时提出修建运河和开发南方的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天不解决流民问题，他就难以腾出手来对付北方日益强盛的鲜卑，帝国的根本矛盾就是人口增加带来的，荆州和扬州占据了帝国将近一半的疆土，可是容纳的人口却只有四分之一，这是一个极不合理的数字，在原来的历史轨迹中，这种人口压力最后导致了内战这种极端方式进行减压，虽然促成了对南方的开发，但是接着的外族入侵所导致的大屠杀和南北对抗，使得整个汉民族失去了四个世纪的发展时间，同时造成了文明大幅度的倒退，几乎亡国灭种。
因此人口压力是刘宏现在面对的最现实的问题，但是同样也是一个机会，为数众多的流民，只要能保证他们的口粮，他们就是最好的劳动力，正好可以用来进行大型工程的建设，同时向南方移民进行开发。
司马防等人也很快想到了这一点，因此摆在整个帝国统治层面前的就是具体的细节问题，从运河工程的规划，流民的组织，以及向南方移民，都需要大量精通地理水利，农业方技的官吏。总之这个十年计划牵扯到的地方太多，这也让这些传统的士人官僚第一次正视被儒家学说称做贱业的一些学问的重视。
建宁四年秋末的这次帝国核心决策层的聚会只是刘宏为了统一意见而进行的，而接下来整个冬季，空闲的帝国官僚和士人们开始为这个庞大的计划忙碌，这时候文渊里一大批的未来精英开始崭露头角，荀攸，戏志才，陈宫等人和太学生中术业有专攻的一批精于地理水利的人一起规划整个计划。
“不对，这一段错了！”太学内，汇聚了一大批精于水利的学者和文渊里专攻机关学的成员在郑玄这个学惯百家的大师指点下，对整个大运河的工程进行规划，对于河道的选择，和工程段的划分，这些学者进行着剧烈的争论，他们中最忙碌的要数郑玄这个大师，他同时领着数个小组，大凡涉及到整个工程的各方面他都参与了进去。
随着十年大运河计划，整个太学里，还在学习的太学生都是开始格外重视那些经世致用的学问，比如地理水利，土木机关，再加上刘宏发下的诏令里表示对参与到大运河计划里的太学生会加以褒赏，那些以利禄为目标的寒门学生几乎是一股脑地转向了各种杂学，而那些平时就对经学不怎么上心，而是喜欢那些奇淫巧技的世家子弟更是明正言顺地研究起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这时士人中争论了两年的关于原本鄙薄的技艺有了结论，至少大部分士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工匠，方技，农林等学说的确有益国家，不过他们还是强调了儒学的重要，对此刘宏也并不反对，而是下诏将儒学作为太学的基础课程，太学生每天必须抽出一个时辰学习儒术。
随着太学这个帝国学术中心开始转向各种学科的研究，刘宏当初交给文渊的一些关于基础科学的学识得到了飞快的传播，同时以一种可怕的速度在完善，尤其是作为六艺之一的数学，帝国本就有不少专门研究术数的学者，在接受了数字和各种数学符号以及正负数和几何的一些知识后，这些人居然很快就将文渊进行了一年多的数学知识进行了归纳汇总，并且成书了。
对于这一本数经，刘宏异常重视，他不但亲自召见了编撰这本书的众多学者给予丰厚的赏赐，同时亲自为之写了序，并大量印刷，写上了众人的名字，发行天下，由于他掌握印刷术和造纸术，等于垄断了整个帝国的学术思想的传播。而好名之心，人皆有之，当数经发行天下以后，那些参与编撰的学者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印在书页上，可以传之后世，都是更加专注地投入了研究中，以至于让其他学者眼红不已，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几乎是忘寝废食的专研，好使自己的学问印刷成书，名扬天下。
建宁四年末，刘宏开始提前大规模地生产纸张，取消了自己在纸张上的暴利，因为他没有想到被激起名利之心的帝国学者居然能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出来，太学也是如此之快地完成了学风的转变，刘宏第一次觉得自己还是小看了士人对功名的向往，尤其是那些出身寒门的太学生。
由于有着连续三年的茶，纸张，书籍所取得的暴利做底，再加上四年来节省缩减宫廷开支省下的收入，刘宏有足够的底气支持太学的学者进行各种学科的研究，毕竟除了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