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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毛泽东传-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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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叔衡、
萧三、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十三人,再加上没有到会的李和笙(维汉)、周世钊等人。这样,最初的会员就有二十余人。经过讨论,通过了会章,以“新民”为会名,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章还规定了几条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看来,这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团体。成立会上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
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它的会章重点强调个人修养,政治性还比较含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当时达到的思想水平,受杨昌济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但它和毛泽东当时的实际想法也有距离。对此,毛泽东稍后曾有一个说明,他说:“会章系鼎丞、润之起草,条文颇详;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子升。于是表决会章的条文如次……”。⒅联系到萧子升后来一直不赞成激烈变革、主张温和改良的思想,被他认为是“不见诸行事”而“颇加删削”的条文内容,大致属于毛泽东当时更高远的理想追求。
三个月后,他和蔡和森就突破了最初的会章宗旨。七月二十六日,他就新民学会的组织活动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和森。蔡在回信中说:“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又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蔡和森还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⒆看来,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杨昌济老师那种潜心学术和教育的道路,也不以清流自许而去回避政治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毛泽东正是和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一道探求中国的出路的。
这时,会员多数已经从学校里毕业或即将毕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才能更好的施展抱负呢?学会成立之初,讨论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许多人不愿“堆积”在湖南一地,想散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处去学习和考察。毛泽东也认为,这样做每个人都可以去开辟一个方面,对将来大有好处。“向外发展”,成了会员的共识。
两个月后,毛泽东也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他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这年他满二十五岁。此时的中国,一场急风暴雨就要来临。
①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② 毛泽东致湘生信,1915年6月25日。
③ 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16年2月29日。
④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⑤ 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⑥ 摘自长沙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纪念馆馆藏资料。
⑦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⑧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⑨ 毛泽东:《非自杀》,湖南《大公报》,1919年11月23日。
⑩ 毛泽东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同此。
⑾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
⑿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
⒀杨昌济:《论语类抄》,《杨昌济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
⒁毛泽东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的批语。所引这段话,是对《沁园春·长沙》中“到中流击水”一句的解释。
⒂邹蕴真1977年4月回忆记录,引自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⒃毛泽东:《沁园春》(1925年秋)。
⒄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⒅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⒆蔡和森1918年8月27日致毛泽东信,《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52页。

三、五四大潮的洗礼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四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祖国首都——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到北京去?那是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恰在毛泽东从一师毕业、面对着选择今后生活道路的时候,法国到中国招募华工。蔡元培、李石曾等在北京组织华法教育会,搞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杨昌济此前已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把这个消息传回家乡。这时湖南的政局十分混乱,政权不断更迭,“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都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并派蔡和森先期到京打前站。蔡和森在北京同杨昌济商量后,又拜访了北大校长蔡元培,两次写信促毛泽东等邀集志愿留法的同志迅速北上。信中特别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①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一行到达北京。随即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
这时,湖南陆续到京准备赴法的青年已达五十多人,是全国来的人最多的省份。毛泽东他们发起这个活动时,“并未料到后来的种种困难”。到京后,“会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到底没有一个人灰心的”②。几经联系,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长辛店开办了留法预备班,接受湖南青年入学。毛泽东起草了一个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交有关方面协调,还为他们筹措路费而四处奔走。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在一封家信中说:“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③
朋友们分赴各预备班学习以后,毛泽东留在北京。同行来京的罗章龙这时考进了北大预科,毛泽东却没有按杨昌济的希望去报考。这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同时也与他一向推崇自学的主张有关。此外,当时教育部还有一个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先要服务几年。
不进大学,总得要找一个托足之地,以获得生活来源。十月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只有八元。但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是相当称心的,可以阅读各种新出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渐进入高潮。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对他来说该是怎样的兴奋和刺激!他在这里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还积极参加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是有帮助的。一个是一九一九年一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以及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④。
毛泽东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动,也结交了一些名人学者。他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他们的文章,这时自然不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他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⑤。对陈独秀,毛泽东是崇拜的,认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后来回忆,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间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到很大影响。
他既在李大钊手下工作,李大钊的言论和行谊自然更给他以最直接的影响。这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李大钊是在古老中国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十五日,李大钊的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面。从而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还认识了谭平山、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这样一些后来颇为著名的人物,并同来自湖南的北大中文系学生邓中夏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他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大,思想越来越激进。在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也很受影响。当时无政府个人主义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是北大学生朱谦之,他比毛泽东还小六岁。两人却颇为投机,朱谦之常常来看望毛泽东,相互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
在北京,毛泽东起初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先生家中。其他会员分住湖南在京设立的会馆。往来相聚,诸多不便。不久,他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七个人搬进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八个人挤住在三间民房小屋里,每屋有一铺通炕,人多炕窄,只能骈足而卧。棉被又大,摊不开,只好合盖。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们是“隆然高炕,大被同眠”⑥。生活是清苦而紧促的,但古城北京丰富多采的景色却是心理上的一种补偿。杨先生的女儿杨开慧,更给他以情感的慰籍。毛泽东进一师读书时,杨开慧只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如今已出落为十八岁的大姑娘了。经常来往于杨先生家里,毛泽东和她的认识逐渐加深,建立起恋爱关系。他们一同漫步在故宫河畔和北海公园,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还有倒垂湖面的杨柳枝头悬挂着的冰柱。隆冬时节,毛泽东满怀兴致地要去看一看大海。他约了萧子暲和罗章龙一同坐车去天津。走到大沽口,只看见一片冰雪,不过仍很满足。他还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工厂调查过。这些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九一九年春天,毛泽东要回湖南。原因是母亲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⑦。再则,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半年预备班的学习,就要启程出洋。三月十二日,毛泽东离开北京。途中转道上海送别了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赴法青年。
这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在北京,色彩缤纷的新世界一下子涌现到他的面前,他也许还不能立即同它融为一体,他对一下子接触到的种种新思想一时也还来不及完全消化。但这些毕竟大大打开了他的眼界,迈出了从湖南走向全中国的第一步。
作为湖南青年赴法的组织者,毛泽东自己却没有迈出国门。许多赴法会友都曾恳邀他同行。一些会友到了法国后,还来信劝他出洋。罗学瓒在信中说得更是恳切:“惟弟甚愿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学。若少迟延,时光既过,人事日多,恐难有多时日求学矣。……润之兄啊!你是一个有志的人,是我们同伴中所钦佩的人,你如何带一个头,权且努力于研究学问的事呢?弟近来想及诸兄如此刻都出外求学,学他十年八载。异日回国,……各抒所学以问世,发为言论作社会之唤醒提倡者。”⑧
他仍然留了下来。他当时怎么解释已不得而知,稍后在一封信中却有过明确的说法。他说留在国内探索有许多好处: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这不仅不影响吸收西方知识,还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⑨。
毛泽东始终是主张出洋,主张吸收西方知识的。就是在上面这封信中,他称自己“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往前说,早在新民学会成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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