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1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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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东战场，为了配合豫东作战，许世友、谭震林指挥山东兵团在济南和徐州之间进行了历时五十天的津浦铁路中段战役，全歼整编第十二军等部六万多人，完全孤立了由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据守的山东省会济南。韦国清、陈丕显、吉洛（姬鹏飞）指挥苏北兵团在苏北北部发动攻势，歼灭国民党军队一万多人，完全打通了苏北同山东的联系。
在晋中战场，徐向前指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发起了历时四十天的晋中战役，歼灭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所部约十万人，完全孤立了山西省会太原城。
在中原战场，中原野战军在七月二日至十六日发起襄樊战役，攻克襄阳、樊城，歼灭国民党军二万人，活捉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
在华北北部战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在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指挥下，先后在保定以北和冀东地区发动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四千人，使河北省会保定陷于孤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夏季作战的巨大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国的战局。这五个作战方向上取得的重大胜利，被合称为“五路大捷”。新华社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发表的《祝五路大捷》的社论指出：“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的时候，敌人在黄河以北，除了平绥、平锦两条铁路及在这两条路上的城镇外，只有沈阳、长春、承德、保定、太原、安阳、新乡、焦作等稀稀落落的几个据点了。”在黄河以南，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超过了战前规模，其余各解放区都在发展或恢复之中。中原战场上的形势，早已不利于蒋介石。“人民解放军在战争中夺取了敌人成千门的大炮之后，就建立了具有强大威力的人民的炮兵，从此，人民解放军不独在运动的野战中是无敌的，就是在阵地战中也是无敌的了。一年来我们攻克了石家庄、运城、临汾、宝鸡、潍县、兖州、洛阳、开封、襄阳、辽阳、鞍山、四平街等坚固的设防地带与设防城市，这就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术，特别是攻坚战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从此，已经没有什么国民党的设防城市打不开的了。”⒁
① 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229页。
② 杨尚昆：《对毛泽东的几点回忆》，《中共党史风云录》，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2页。
③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标准本，解放社1949年6月版，第82、84、88、89、91页。
④ 中共中央致华东局、转许谭谢、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1948年4月10日。
⑤ 《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
⑥ 中共中央会议记录，1948年5月3日。
⑦ 《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677、678、679页。
⑧ 毛泽东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华东局电，1947年7月23日。
⑨ 中央军委致粟裕电，1948年1月27日。
⑩ 中央军委致粟裕，并告刘邓、饶漱石、邓子恢电，1948年2月1日。
⑾《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537—541页。
⑿中央军委致刘邓并华东局电，1948年5月5日。
⒀中共中央致中原局，并告粟陈唐电，1948年7月13日。
⒁《祝五路大捷》，《时事学习材料》，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6月版，第217、218页。
三十六、决战前夕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旅程。如果说一年前还处在“爬山坡”的时刻，那么，从一九四八年九月起，有如自然界进入金秋一样，也到了收获的季节。
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间，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远大目光盱衡全局，敏锐地察觉到历史已将跨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始精心筹划新的方略。
在军事上，他思考着要打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仗，开始筹划行将到来的大决战，根据这个目标作出全盘的部署。
作为这场决战的序幕，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准备发动济南战役。在五路大捷后，济南事实上已成为国民党军队坐困的孤城，蒋介石的重要军事基地徐州也变成直接暴露在最前线的城市。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得知解放军已攻克兖州的消息，当天就向他们提出新的作战任务：许谭兵团在津浦路中段战役结束后，“如能在八、九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七纵、九纵、十三纵、渤纵、鲁纵）可于十月间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①十六日，又要求许谭兵团：“主力应不惜疲劳，抢占济南飞机场，并迅速完成攻击济南之准备，以期提早夺取济南。”②同一天，还要求粟陈（士榘）部准备阻止国民党军邱清泉兵团北援济南。为了保证华东野战军“攻济打援”的胜利，毛泽东并要求中原野战军“作有力配合”。接着，又要求粟兵团以歼灭国民党第五、第十八军等部，开辟渡江南进的道路为目标。毛泽东想起，蒋介石在这年四月九日，也就是充当南京政府的“总统”前几天，还在说“一定可以在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内肃清中原人民解放军”，便在新华社社论中加写道：“三个月已经过去了”，“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要满六个月，我们倒要看一看究竟谁肃清谁。”③这不仅是对蒋介石的辛辣嘲讽，而且也透露出毛泽东准备在中原战场打一场大规模歼灭战所下的决心。
对华北战场，毛泽东在七月十六日指示徐向前：指挥华北第一兵团攻取太原。
对东北战场，毛泽东批准东北野战军主力由长春地区南下，到北宁线作战。他在七月二十二日和三十日指示林罗刘：“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④他进一步提出：“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⑤，以封闭蒋军于东北加以各个歼灭。并且指示华北的杨成武、杨得志两兵团准备发起察绥战役，以配合东北野战军的南下北宁线作战。
毛泽东作出这样的全盘部署后，八月十五日致电告诉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西北局：“九月起全国各区均将有大战，希望你们能配合。”⑥
要从全局着眼，相互配合地为进行战略决战作好准备，必须加强集中统一的指挥。因此，毛泽东便进一步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坚持定期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制度。也在八月十五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东北局的长达二千多字的电报，严厉批评林彪在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六个月以来一直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他说：今年五月、七月两次催你们，你们不声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声明是“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等等。“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毛泽东责问道：“我们五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毛泽东说：“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你们如果不同意上述批评，可以提出你们的反驳。”⑦
当林彪就此问题向中央作了检讨，并送来综合报告后，毛泽东在二十日复电林彪：
“此种综合报告和各个具体问题的个别报告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对于写作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⑧
为什么毛泽东把这件事看得如此之重，紧紧抓住不放？他在二十二日以中央的名义致电东北局时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否则，“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他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在大决战前夜的现阶段有着极端的重要性：“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⑨
在大决战的准备工作中，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兵员补充和火力加强（特别是炮兵火力的加强）。毛泽东在经过审慎考虑后，分别作出了重要决策。
对前一个问题，毛泽东提出：“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引起全党注意。”他说：今年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区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准予完成外，其余均不应扩兵。乡村人口已大为减少。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支前供应和后方可能性之间发生极大矛盾，此项矛盾如不解决，则不能支持长期战争。“今后攻城野战所获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及各军应用大力组织俘虏的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⑩像这样大量地吸收俘虏兵，让他们在经过诉苦运动后立刻参加到人民解放军的队伍里来，在过去还很少有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突出地强调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对后一个问题，为了解炮兵的作战和建设情况，八月下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召见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华北军区炮兵旅旅长高存信，听取他们的汇报。毛泽东听后举起拳头说：解放战争好像爬这座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坳子，最吃力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今后打大仗炮兵很重要，你们一定要把炮兵搞好。后来，在战略决战中，特别是攻坚战中，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火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上，毛泽东想得更远。他已经在着手筹划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事宜。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提出一个重要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立刻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拥护。五月五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其他民主人士，通电拥护召开新政协。
毛泽东收到以上各电后，在八月一日复电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郭沫若等说：对诸先生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并且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⑾并就召开这次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询他们的意见。
这时，蒋介石由于军事失败，人心动摇，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发展，阻止国民党内分崩离析的趋势，正在焦虑地寻求“局势好转”的计策。国民党内一部分人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主张停战谈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向蒋介石建议：在目前极端危急的局势下，要“产生一个联合宣言”，“与共产党成立协议，以谋求和平”，“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战争”。蒋介石表示“他要将此事再仔细考虑”。
毛泽东看透了他们在此时突然提出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他改定的一份党内指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反动派所谓和平运动，只是战争失败时求得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反动政府必须打倒，反动军队必须解除武装，人民民主政府必须在全国建立，美国侵略势力必须退出中国，中国对外必须实现完全的独立，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