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年代-第3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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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推卸责任。
井勿幕指出：你们的叛乱行为是公开破坏新疆和平解放的协议，直接危害了新疆各族民众的利益。同时，责成其尽快查明祸首，给予严励惩处；立即退回赃物，赔偿群众的损失。几天之后，他们把首恶分子逮捕法办，送到了迪化，把一部分抢去的东西归还给了群众。
至此，新疆正是纳入鄂州政府版图！
107西藏疑云
落迦山别墅。
红梅盛开的庭院暗香浮动，清幽静谧。一池泉水瀑瀑流动，泛出朝阳的金辉。
这几天，李想过的异常闲适，吃得好，睡得好，习字吟诗，精神欢悦。
用完早餐之后，李想来到凉亭小憩。
这时汤约宛兴冲冲地走来，递给他一张号外，说：“入疆安西军的捷报出来了！”
“噢，这样快！”
李想左手拿着报角，又手轻抚膝部，嘴里念着喃喃出声。报纸在晨风中垂下一角，“安西军进入迪化”的大字标题赫然在目。
大西北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奏响了安西军的凯歌，唯有西藏还没有插上五星红旗。
“悠闲的日子结束了。”李想起身说道。
李想紧急召开临时军事会议，讨论安西军的下一步棋：入藏！
曾高介绍西藏形势道：“目前有关拉萨事变整个过程尚不清楚，多是在哥老会传过来的情报中有所述及。主要原因就是有关这段变故太过纷繁杂乱，有关拉萨动乱不论从过程还是诸多细节上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关于驻藏陆军内部变乱的性质，孙大总统一直视其为革命。只是西藏天高皇帝远的太过闭塞，还弄不清到底哥老会是主要革命力量，还是驻藏清军为主要革命力量，或者是驻藏清军中的革命派联合哥老会发动的？”
“什么革命？”李想皱眉道：“拉萨事变就是哗变，就是兵变！以抢资掠财为真实目的，而致败坏藏局的最终结果，罪大恶极。”
“大帅偏激了。”李西屏叹道：“拉萨事变虽然在发起时所树旗帜为“勤王”，然待后藏、江孜、波密、江达等地驻军纷纷前往拉萨时，已改树“大汉革命”旗帜。”
“勤王”即拥护清朝皇帝，反对革命起义。但这一时期西藏地方发出“勤王”口号者并非如此。
据载，变乱以“勤王”为口号发起。当时，袍哥势力“遂隐相号召在藏各路军队，谓川乱不得回家，若能劫钦差，取库饷，以勤王为号，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蓄意挑唆各路军队。此外，联豫也曾提到“初言起勤王军””，钟颖亦言“声言起勤王军”。于是，乱军在“勤王”名下，于“九月二十三四日连劫兵备处及使署所储枪械子弹粮米，并库存饷银十八万余两，薄据表式，均一律焚毁。二十五日夜劫臣入札什城营次，初言勤王”。
由此可见，他们确实是以“勤王”为口号而发起劫军械库饷乃至劫钦差的行动的。但是，持“革命”论者，视“勤王”口号不见，将劫库饷、军械尤其是劫钦差的行为视作“革命”行动。
李想从容道：“我也明白，“勤王”口号下何以有“劫钦差”之事，需要分析。若确为“勤王”，钦差作为其所“勤”之王派驻西藏地方的代表，该是被拥护的对象，无论如何也不应沦为阶下囚。口号与行为背离，以致持这场变乱为“革命”观点者，竞将“劫钦差”视为革命的重要因素，如此截然相反的认定，可以使我们意识到“劫钦差”绝不是“勤王”应有的举动。但是，在我看来，此次拉萨变乱的主导者的身份可作为旁证，证明乱军最初的举动既非所谓“革命”行为，也非“勤王”举动！”
“主导者及其身份？”
李想伸个懒腰，吁出一口气，点点头道：“主导者中既有哥老会首领也有驻藏官员，而且驻藏官员占的比例更大。一般认为哥老会乃同盟会的外围组织，与革命党人素有联系，可以称其为革命人士。但是作为驻藏官员的主导者，不可能瞬间变成革命人士，进而参与发起所谓的“革命”。不论是他们劫库饷军械的行为，还是劫钦差的举动，都难以顺理成章地解释为“革命”举动，当然也更不能认为系“勤王”之举。下级官员劫持钦差，还打着“勤王”旗号，让人难以理解。我们看到，这场变乱在发起时就不仅仅只有哥老会起主导作用，清朝驻藏官员和哥老会是混在一起的，故认为整个过程起主导作用的是清朝驻藏官员和哥老会两者之一的观点都是不确切的。”
曾高忍不住点点头道：“事实上，随着变乱的发展，发起者叶纶三、范金、李维新三人在动乱开始即被杀，而严步云、何光燮、郭元珍等因是钦差参赞近人未被处置。何光燮、郭元珍作为之后更大动乱的主导者，一个是钦差秘书，一个是钦差卫队长，具有很明显的驻藏官员身份，其中掌管卫队的郭元珍还是哥老会首领，而何光燮自始至终没有搞清楚他是不是哥老会成员。这样看来，我们真的很难简单界定主导者的身份不是驻藏官员就是哥老会首领，同样这次变乱的领导也不能定性成就是驻藏官员或哥老会某一方。”
李想欣然道：“钦差被劫后，右参赞钱锡宝钱自称代理，在署中搜印，数次未获，兵变起时，共举钱锡宝为钦差，钱以代理名义出示安民。钱锡宝以代理钦差名义张贴安民布告，该布告乃是由西藏民众大会送交英驻锡金长官，布告所署日期为“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即联豫被劫第二天。但是，布告并未提及一天前乱军拘禁联豫之事。布告前一部分为联豫自称要率军“返”拉萨，责成钱参赞行使在藏的全部职责；后部分为钱参赞称已接到此令，表示将服从并履行此职务，申明军队军纪严明、作风优良、绝不会伤害汉藏商民，希勿惧怕、逃亡，要安居乐业，勿信谣言。此外，西藏民众大会给英人信息中言及起义时间为“二十五日夜”且“钱锡宝已被任命为代理安班，并已掌印”。同时提到“中**队”“将大臣联豫推倒，并劫掠他所有财物，嗣后拥戴钱锡宝作他们的领袖”。根据安民布告的内容可知，钱锡宝代理钦差是因为联豫要率军离开拉萨，故而责成其代理钦差之职，但事实上却是联豫被劫持了。联豫作为钦差被劫，钱锡宝不仅不救援，反而撒谎称联豫要亲自率军离开拉萨，让人难以理解；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乱军竟没有反对钱锡宝代理钦差之职。如果乱军发起的是“革命”，乱军不会先劫持革命的对象……作为钦差的联豫，尔后又允许右参赞钱锡宝代理钦差。所以，钱锡宝在联豫被劫后还能代理钦差之职的事实，再一次印证了变乱举动不是所谓的“革命”。关于钱锡宝在作为钦差的联豫被劫后何以能代理钦差之职，有以下两点需要解释：一是钱锡宝在联豫被劫后，何以谎称联豫是率军出拉萨不予营救，反而还代理钦差之职？二是乱军为何允许他代理钦差职位？”
一直旁听不语的李西屏道：“我想可能是这样。举情报，武昌举义之后，南方十三省独立，钱锡宝先得内地消息，即上钦署，勒令联大臣率兵勤王，伊代钦差，限午时决断。联豫答以事体重大，须三日乃决。钱大愤恨而出，至三日后拉萨事变。可见，变乱尚未发生，钱锡宝就有意让联豫率兵出藏勤王，而由他留在藏地代钦差之职，未料联豫念及事关重大难以决断，故使钱锡宝心生愤恨。与此同时，拉萨驻军闹饷情绪高涨，部分驻藏官员及哥老会首领亦蠢蠢欲动跃跃欲试，备方势力不谋而合，以“勤王”为口号，劫库饷枪械，幽禁反对“勤王”的联豫，乱遂成。有人曾言“乱起先劫联署者，即严步云其人”。严步云乃钱锡宝之卫队长，他于动乱时率先劫联豫，而后推钱锡宝为代理钦差。”
曾高笑着接过话头道：“如此，钱锡宝既有乱前自代钦差之心，又有其卫队长参与劫联豫和其于乱后代理钦差的事实，前因后果一脉相承，他显然参与策划了动乱，而且占据重要位置，不然乱军岂敢在“勤王”的口号下还“劫钦差”，也不会在乱后任由其自代钦差掌握大权。而且，钱锡宝还做出“申明军队军纪严明、作风优良、绝不会伤害任何汉藏商民，希勿惧怕、逃亡，要安居乐业，勿信谣言”的举动，军队劫库饷军械、劫钦差的举动已是明显乱纪造反行为，何以能称之为“军纪严明、作风优良”，如此明显的包庇举动也昭示了钱锡宝与乱军间的密切关系。”
“钱锡宝参与策划变乱并居要位当无疑问。”李想道：“待联豫回署后钱便“因赴江孜办理夷务，关防交靖西马同知，竞行出关”。此举显露唯恐事情败露而乘机逃跑之嫌，有载“钱锡宝藉故潜逃，惟以严步云护之以出”。而且，钱若非心虚惟恐为乱事迹为联豫察觉，断不至于在联豫回署后立即仓皇出走。这样也就能解释其电文中关于动乱缘起为何只有“忽起变动”这一极为简单模糊的描述，他担心被人供出，故而慎言以明哲保身；还可解释钱在驻军的闹饷因联豫令钟颖允以立即发放而平息后，反而劝说联豫出尔反尔不予发饷，致使驻军“遂复哗变”的行为。”他点上一支烟，徐徐吐着轻烟，继续道，“倘若乱军劫钦差真为革命，他们就不可能会同意钱锡宝自代钦差，劫钦差后再举一位钦差，这与“革命”宗旨实在相差甚远。至于“勤王””口号，亦无法让人认同。他们所谓“勤王”是在劫持不同意率兵勤王的钦差大臣联豫、让钱锡宝名不正言不顺以谎话安抚藏民而自代钦差之职的基础上展开的。既然联豫出于种种考虑不同意率兵勤王，那么作为下属臣子也应当听从指挥，而不是形同反叛的将其劫持，借以行所谓的“勤王”之举。此外，若真为“勤王”，他们亦无须在认同钱锡宝代理钦差的同时，还要劫库饷军械，完全可以听从有意“勤王”劫持钦差而自带的钱锡宝的指挥，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真正的勤王举动。由此可见，变乱势力旨在“勤王””的口号下行动就需要借助钱锡宝的身份进行掩护，夺军饷夺枪械，而钱锡宝要自代钦差也需要他们的支持、赞同和配合。于是，这些势力出于不同的目的共同主导了这次变乱。乱军是以“勤王”为号发起的，但是“勤王””只是幌子，其所作所为实质上就是夺权夺饷夺枪械的变乱。”
曾高微笑道：“在内地共和已成之际，何、郭等人见风使舵变“勤王”口号为“革命”旗帜，成立所谓公议局意图夺取原驻藏机关的权力。公议局成立后，乱军的所作所为也根本无法与革命性质沾边。其间，兵丁结党呼群，征歌酒食狂嫖浪赌，无所不为。甚至图财害命，寻仇报复，几无日无之。最过分的就是他们为夺取更多的财物做出影响全局的举动……攻击色拉寺，引起大规模冲突，造成严重后果。显而易见，所谓“革命”的旗帜只是幌子。”
“攻击色拉寺啊。”李想喃喃道。想起这件事，真是头疼。
因为公议局指导下的乱军见财起掠夺之心而攻打色拉寺的缘故，乱军的行为不可避免地激起了藏族僧俗民众的愤慨，进而遭致反攻。乱军攻打色拉寺的主要托辞是江孜传来求援警报，乱军以支援江孜为借口要求色拉寺支应乌拉，在遭到色拉寺拒绝后，遂强攻色拉寺，进而开拉萨战事之衅端，以致自身难保，更毋庸说及时援助江孜。肇事者见成大乱“均藏匿无踪”，而公议局亦因失算，“反招番边围攻”而遭群咎，至最后“每日无一人到局”，而“联、钟之势为之一振”。
这期间，身居印度的达頼喇嘛通过噶厦“通告全藏之营官喇嘛攻击各地汉军”。因为乱军此前的自相残杀和扰民行为，达頼喇嘛的通告极大地挑起了藏族僧俗民众的反抗心理。西藏地方即以“川军杀戮过甚，招募士兵万余，以谢国梁为统领，日与钟颖酣战。”而达頼喇嘛派回的亲信达桑占东更是迅速组织起万余民军，以卫藏民军总司令的身份，指挥民军攻击驻藏陆军。江孜、日喀则等地的驻藏陆军在达桑占东的围攻和英人别有居心的调停下纷纷“将枪支卖于番官，逃亡印度”。
拉萨地区大部分附乱士兵此时虽重回联、钟掌握之下。怎奈衅端已开，无法停止，且达頼喇嘛在英人的唆使和帮助下，展开了驱逐中央政府驻藏军队的大规模行动，战事已不可逆转。
战事虽因乱军的违规乱纪、夺财扰民行为而起，但形势发展至达頼喇嘛通告驱逐川军之时，性质已变，与此前西藏地方军民出于自卫的正当反抗性质己截然不同，达頼喇嘛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制止乱军的夺财扰民行为，乃是借机将中央政府驻藏陆军悉数驱逐出藏。
事件性质完全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