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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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身富家，敢于违反传统的大学生中，激进的和平主义蔚然成风。家境比较清贫的同学虽然通常保持沉默，也心里赞成。某次全国民意测验结果，大学生竟有百分之三十九说他们不论什么战争都拒绝参加，有百分之三十三说只有美国被侵略时他们才愿意打仗。在和平主义堡垒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里，只有百分之八的学生表示愿意无条件打仗。虽然哈佛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纽约市立学院的学生受到威胁阻挠，1935年全国各地仍有十五万以上的学生为参加争取和平的罢课运动而游行示威。随后又有五十万大学生联合宣誓，如国会宣战，他们将拒绝服兵役。他们当时对“现存体制”的看法，和下一代对深恶痛绝的“现有建制”【“现有建制”（the establishment）指美国统冶阶级的核心层。——译者】的看法相去不远。他们反对办强制性的后备军官训练团，反对侵犯学术自由和学生权利，反对各种法西斯活动；他们要求改革大学管理机构。激进分子参加了产业民主学生联盟【产业民主的意思是关于工人福利问题，要由资方和工人代表共同制订方针。——译者】，这是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前身。他们的经典是《产业民主学生联盟行动纲领：革命学生手册》。喜欢捣乱、使人经久难忘的学生有哥伦比亚大学的詹姆斯·韦克斯勒，明尼苏达大学的埃里克·塞瓦赖德，斯沃思莫尔学院1932年届毕业生克泣克·克尔等等。
这个“运动”（这是大学生自定的名称）的性质各校不同。明尼苏达大学的学生说，“我们不喜欢我们看到的那些政界要人：我们也不喜欢我们的大学当局，我们觉得他们只为现存体制效劳，并非为真理奋斗。”塞瓦赖德回忆说，“我想，在当时的政治制度的支柱当中，我们最憎恶的是军事机构……我们甚至连‘爱国主义’这个字眼也讨厌起来，因为觉得它已丧失原有的祟高意义，只是沙文主义的同义词罢了。”学生示威反对后备军官训练团（塞瓦赖德参加了示威），最后明尼苏达大学只好把它停办。
普林斯顿大学生把军人看成笑骂的对象，并自称为VFW①（未来战争退伍军人会）的会员。最爱闹事的美国学生联合会在瓦萨女子学院召开全国大会。纽约市立学院院长接见意大利法西斯学生代表团，校内学生纷纷起而反对，嘘声四起。院长骂学生为“小流氓”，第二天他们就都在衣领上别上个徽章，上面写着“我就是小流氓”。有些造反的学生召开会议，院长竟然挥舞雨伞，把他们驱散。这种你硬我也硬的做法不多，可是不是没有。匹兹堡大学使用的方法不那么简单幼稚：大学请麦克阿瑟将军在毕业典礼会上演讲，看见有些学生集体示威反对，就请法院把他们的领导人逮捕罚款。经过上诉，上级法院撤销原判，可是到了次周，所有入学新生都被勒令宣誓遵守美国宪法、宾夕法尼亚州法令和匹兹堡大学规程。大学总务处长向报界解释说，“我们要的是思想纯正的学生。”
【①VFW本来是veterans of Foreign Wars（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的缩略语，这里学生借用VFW这个写法，却改为Veterans of Future Wars（未来战争退伍军人会）的缩略语，表示决不参加未来战争。——译者】
不过，当时大多数大学生如果不是思想纯正，至少也是行为规矩的。那时也跟现时一般，爱造反的学生只居极少数——纽约市立学院只有百分之一，全国大学只有千分之三。这些人举行示威，为工人争权利，为斯科茨博罗市黑人冤狱筹款，在戏院四周劝阻观众看赫斯特报阀的新闻纪录片，一时甚嚣尘上，可是这跟几年以后，另一些大学生生吞金鱼，弄得遍登各报首页，性质相去无几。看见小小的孤立事件就当是普遍现象，这是美国人的通病。三十年代有些大学生举行过马拉松跳舞比赛，留下个照片，1970年有一家全国性广告行把它登出，加上一个俏皮的问题，“你们当年如此，为什么对于今天的青年又要说三道四呢？”他们以为三十年代参加马拉松舞会的人是想出凤头，事实恰好相反：他们跳个不休，不辞劳苦，不过是手头太紧，想赢得一笔奖金救救急而已。
这些大学生是所谓“走投无路的一代”，多数只想学到一些能赚钱的本领。青年人受大萧条的打击最为沉重，1935年正月，靠救济过活的还有几百万十六岁至二十四岁的青年。有个大学校长对四年级生说，“今年6月得到学位的十五万大学生，将要走到社会上去，可是人家不要他们。”《幸福》月刊在二十五所大学举行过民意测验，结论是大学生都希望有个安定的长期的工作，借以安身立命。他们在唱一支满腹牢骚的歌：
『我为大学唱赞歌，
硕士博士街头多，
学问越来越高深，
肚子也越来越饿！』
这是开玩笑，可是意味辛酸。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家长都交不起学费，大学生要熬到毕业，就得苦战四年。上课期间每周做工四十小时，放假期间每周做工八十四小时，这种情况不是没有的。有人在杜肯大学做过调查，不少学生在汽车加油站当服务员，在殡仪馆当助理员，在铁路当火车司炉，在钢厂当杂工，在石厂刻墓碑，有个学生在校内和附近的匹兹堡市竟然干过二十七种不同的工作。在密执安大学，阿瑟·密勒【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著有《推销员之死》等剧本。——译者】做厨房杂工挣饭钱，又为全国青年总署喂小白鼠，每月工资十五元，他就靠这过活。在明尼苏达大学，休伯特·汉弗莱买不起教科书，只好从大学图书馆借用。
勤工俭学念完大学，从来不是易事，何况经济萧条，生活艰窘，竟能完成学业，可真了不起。对于有志上进的青年，大萧条的煎熬直到珍珠港事件才算完，可是对于不在大学念书的中产阶级成员，就不一样了。罗斯福执政的第三个年头，美国已摆脱最困难的局面，乔纳森·米切尔觉得不妨在《新共和》周刊发表如下言论了：“手上又有点钱，真高兴。……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当然，情况还不太好。……工人还会被解雇，今天一个解雇，明天能有十个排队补缺。可是向来总有失业的人。谁也不能指望我们永远枯坐家里，为别人失业而愁眉不展。”非但如此，这些中产人家除生活费外，还有点余钱给将近成年的孩子们零花。固然，为数有限，搞不起伍德斯托克那样的音乐盛会，可是青年人弄点新鲜名堂，来点古怪花样，是足够的了。
在这些新玩艺儿中，第一个是音乐。最好是参加音乐会，亲眼看乐队演奏，可是从现场转播的好音乐，在各校校园也可以听到。北卡罗来纳大学有个学生乐队，由哈尔·肯普领队；杜克大学有“蓝色魔鬼乐队”，由莱斯·布朗指挥。在不出名的舞厅和酒吧间里，有好些未露头角的艺人演奏，例如阿尔文诺·雷伊（他开风气之先，弹一个电吉他，这是美国人听到的第一个扩音乐器）或者年青的弗兰克·西纳特拉。1933至1937年间，西纳特拉是薪水最微薄的艺人之一。他参加业余音乐竞赛，在各地小电台临时客串，在学生联谊会上为七角钱车费放声高歌。后来他的捧场者很多，音乐会票价很高，可是那时青年人还不能出那么多的钱买票，而且除音乐之外，他们还要搞很多别的名堂：看“大型小蓝书”【青年们的故事读物。——译者】，烫“雪莉·邓波儿式”头发，穿“G人式”内衣【“G人”是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简称。——译者】，看耶鲁大学出身的大侦探佛拉什·戈登连环画，买自行车把手狐尾【这是一种装饰，事实上往往是松鼠尾或飘带。——译者】，并且把装橙子的板条箱安上滑冰鞋改为踏板车。
这时那些年岁大一点的青年人逐渐搞出了一套二十年代（那时爵士音乐盛行）以后才新兴的青年生活方式。他们有俚语（keen［漂亮］，gas［扯谈］，capacetic［顶呱呱］），有秘密的滑稽语（Confucius say［“孔子曰”］，knock，knock［“吃吃喝喝”］），有显示男子雄伟气概的标志（破汽车），还有特殊的打扮。不分男女都穿胶底白褐双色皮鞋，啤酒会茄克衫（由朋友亲笔签名在上），晴雨两用大衣（弄脏更好）。姑娘们白天的标准服式是双层式的毛衣（有钱的要穿开士米或安哥拉羊毛织品），长达小腿的方格褶裙，短统袜（后来叫做“少女袜”），俄式头巾。男青年要穿便装上衣和长裤；如果不穿双色鞋，可穿粗革厚底鞋（鞋底钉上V字钉，走起来格噔格噔响）：要是有女性密友编织的菱纹毛衣，那就更神气了。到了参加正式舞会（中学每年开一次，大学至少四次），服装就要全部换过。舞会在体育馆开，天花板挂上绉纸花，地板打了蜡，姑娘们身穿薄纱晚礼服，左肩别上兰花或者栀子花，男青年穿上租来的“德西多”【半正式的男子晚礼服，没有燕尾。当时男青年很穷，自己没有这种衣服，只能租来穿。——译者】或者深色便服和白麂皮鞋，一双双翩翩起舞。
如果只是慢吞吞地跳“狐步”或者稳稳重重地眺“卡里奥克”，那就不免沉闷，可是乐队一改用轻快的旋律来奏乐，舞步就活泼得多了，到三十年代中期，“吉特巴”已风行全国。“吉特巴”是由“查尔斯顿”、“林底跳”和“得克萨斯汤米”舞（这可以追溯到1913年达克镇杂耍团）一脉相承的，种类繁多，有如体育径赛会，动作也有时相似。在“吉特巴”中，有“查尔斯顿摇摆”、“开货车”、“啄虫子”、“追棒球”、“苏西球”、“绕目摇摆”、“赞美阿拉”、还有“踢骡子”；在跳“踢骡子”时，男女青年按着对方的背部一跃而过。因为迹近淫猥，姑娘们跳得高兴时还露出内裤，陪她们参加舞会的大娘大婶就不那么喜欢这种舞。直至1942年，杜克大学的舞会还不许跳“吉特巴”。
对于性爱问题，当时还是讳莫如深，这反映出三十年代动荡不安（无论按什么标准看都是够动荡的），人们唯恐一切老规矩都被一扫而空了。女人怀孕被当成不光采的事，甚至已婚妇女也这样看；出售孕妇专用衣服的广告，说这些是特殊设计，“有保密作用”的服装。凡是与性有关的事，都百般遮掩。最近似色情刊物的是《长统袜大展览》了，可是那里所登的青年妇女照片都是穿着整齐的，只不过跳起舞来裙子扬到膝盖以上五六英寸而已。色情图书作者这时很少有市场。清规森严的社会把他们束缚住，理由与禁止女大学生跳“吉特巴”舞相同。再看另一场合，也有同样情况：汤姆·多尔西刚用摇曳舞旋律奏起《洛曼德湖》来【这是苏格兰民歌，本来旋律很慢，汤姆·多尔西把它加快，这是违反老规矩的。】，电台经理就赶快把线路掐断。经理先生觉得，就是不搞这个，好多人已经太不尊重传统了。许许多多世代相传的老规矩正在失效。最显著的现象是，先前在胡佛总统执政末期还无力造反的工人，这时已上街游行了。劳工队伍走起来声势浩大，使美国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胆颤心惊。可是工人运动勃兴的时代已经到了。许多工会组织起来了；市街战爆发了；矿务公司和工厂门外血染通衢，而且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情况呢。
从许多方面看来，约翰·卢埃林·刘易斯都是个离奇古怪的人物。他胸圆背厚，眉毛浓密，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俨然是个巨人。读莎士比亚戏剧、《圣经》、《伊利亚德》、《奥得赛》、奥斯瓦德·斯宾格勒的著作和东方寓言集《五卷书》，这是他的消遣方法。他的父亲是个威尔斯矿工，曾被列入黑名单。他四十岁时被选为联合矿工会的主席，可是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工会人数竟减少了一半。1930年有个矿工小组批评他说，“他非但把我们工会的许多领导人弄走，连工会的灵魂也被他搞掉了。”到了三十年代，他就要变成战斗的工会的旗帜，爱他的不少，恨他的也多。可是在1930年，他还是个支持胡佛的共和党人和自由企业的拥护者，是拚命反对进步工会各种策略的人。
在私人谈话时，刘易斯谈吐风生，娓娓动听，善于为被压迫的工人们出谋画策，争取权利。在公共场合，他好象把传教士、悲剧演员和杂耍丑角三者合为一体。他出语惊人，而且为自吹自擂的习性辩护。他说，“你自己不吹，谁还替你吹？”有一次开工人代表大会，他在会上说：“听听这来自工人心底的‘救救马其顿人’的呼声吧！【这是圣经《新约·使徒行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