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2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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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里宽的“方格”内投掷它的炸弹。到目前为止,这种飞机还没有用来袭击过城市。如果它们在河内上空投弹的话,使平民遭受大量伤亡将是不可避免的。
72个小时过去了。范文同没有答复,尼克松向关岛和泰国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东京湾里的美国航空母舰发布命令:开始闪电攻击。结果是美国卷入越南的漫长历史上的最残酷的一章。河内遭到了各种类型的美国飞机在各种气候条件下进行的昼夜不停的连续轰炸。美国飞行员使用了100架巨大的绿、棕两色的B-52,仅在第一周内就出动了1400架次以上。美国人全惊呆了。仅在几天之前——实际上直到12月中旬——他们还一直在盼望着美国完全摆脱印度支那,期待着美国战俘(其中有些人已经被俘将近十年了)能够回家过圣诞节。现在他们见到的却是这种令人目瞪口呆的180度转变。总统也没有对他们进行解释。过去,尼克松同他的前任约翰逊一样,总是出现在电视上,宣布他在越南采取的新的行动。现在他根本无意为自己的行为申述理由了。惟一出来表明态度的白宫官员是齐格勒。他对记者说,轰炸“将继续到达成解决办法的时候”。
五角大楼提出许多军事目标:停车场、交通塔、发电厂、仓库、桥梁、铁路、船坞、工厂、公路、兵营、供给站、飞机着陆场以及高射炮和地对空导弹阵地。但是大部分目标都是北越城市中人口稠密的地区。例如河内热电厂就在距市中心仅仅一千码的地方。驻河内的外交官和外国记者发出报告,详细描述了这个遭浩劫的城市。城里没有电,并经常缺水。周围一大片地区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坑。学校变成了冒着烟的大坑。瓦砾堆里到处是炸碎的练习本。父母拼命地在碎裂的水泥板间寻找他们的子女。
在河内郊区太原,几乎有一千平民死伤,棺材堆置在街角上。白太肺结核医院被夷为平地。白梅医院也是如此,医生从废墟里把病人背出来。一家药房被炸毁。一个炸弹落在一所战俘营里——此事激怒了尼克松,据报道说,他责骂北越人不该把战俘安置在导弹会落下来的地方。波兰货船约瑟夫·康拉德号被炸沉在河内港口内,炸死水手三人;还炸坏了一艘俄国船和一艘中国船。为这些违法行为道歉的国务院人员都非常生气。一位美国外交官忧郁地说:“照这样干下去,到圣诞节前夜我们该去炸河内的天主教堂了。”
实际上,尼克松宣布圣诞节前后停战36小时,但是这段时间一过,死神又光临了。墙上依旧有北越人用白垩写的:“我们要替被美国人屠杀的同胞报仇”和“尼克松,你必须偿还这笔血债”。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示而已。白宫远在7000英里外,最后一批美国地面部队不久便将撤离印度支那了。北越惟一可以用来抵制暴行的人质是被他们抓住的美国飞行员。在这次闪电轰炸之前七年内,B-52出动过10万架次,被敌人炮火击落的仅一架。而现在河内已拥有世界最强大的高射炮防空能力,仅在1972年的最后这两个星期内,他们的愤怒的炮火便击落了16架这种空中无畏战舰,一架就值1500万元。更重要的是,98名飞行员被俘。美国在东京湾地区上空的猛烈轰炸,增加了在巴黎的赌注。无论基辛格还是黎德寿,他们身上的压力都更大了。
另外还出现了一些和平的因素。尼克松(这还不是最后一次)错误地判断了公众在道义上愤慨的限度。詹姆斯·赖斯顿把大规模轰炸称做“抽风的战争”。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威廉·萨克斯比原曾支持尼克松的越南政策,现在也出来反对,说他“作为一个美国人”感到不安,并且认为他的同胞都会有“同感”。在欧洲,反应更为尖锐。伦敦的《每日镜报》说:“美国恢复轰炸北越,引起全世界的反感。”在巴黎,《世界报》把这次空中进攻比做纳粹在西班牙内战时夷平格尔尼卡的罪行。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更不留情,把它与德国灭绝犹太人的行为相比。这激怒了美国政府,它把瑞典大使召来提抗议,但是所有西方国家的政府,反应都几乎同样强烈。
如果说华盛顿低估了盟国的不满情绪的话,河内则是高估了共产党世界的愤怒程度。莫斯科和北京的评论都是敷衍了事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苏联50周年国庆的讲话中,对于B-52的轰炸的态度真是再温和不过了,他还很显眼地派他的孩子们参加美国大使馆的招待会,去与特里西娅·尼克松·考克斯和她的丈夫相见。俄国人与中国人都力劝北越人同美国人取得谅解。美国已失去了反对“解放战争”的热情,苏联和中国对这些战争的支持也不如从前热心了。与其说是轰炸,也许反倒不如说是这一原因,使河内发出了要求重新会谈的紧急信号。12月30日,白宫宣布暂停轰炸,再度安排基辛格和黎德寿在1月8日会谈。阮文绍派了两名外交官到华盛顿,扬言要反对任何不符合他的要求的条约,此时,尼克松的反应是派出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带了一封致阮文绍的信前去西贡,内容实际是要他免开尊口,这一点已足以表明美国谋求解决问题的决心了。
基辛格随即挟着装有新建议的公事包奔波于巴黎和比斯开湾之间。1月底,当两个谈判者在42个月中举行第24轮会谈时,他们终于取得了突破。大家原估计将还需两天的讨价还价,但是最后的谅解仅在四小时内便达成了。在巴黎古老的美琪饭店墙上挂着丝绒的大会议厅里,宣告了战争的正式结束;华盛顿、河内和西贡同时广播了这一消息(基辛格说,光是完成那一套程序,“便使我们大家都老了几岁”)。尼克松总统带领全国做祷告,大力赞扬“在各国历史上最无私的事业之一中”在越南服役的250万美国人。他宣称,他取得了“光荣的和平”。
但光荣二字实在无从说起。基辛格很明白这一点。在向报界发表的经过深思的简单谈话中,他说:“到现在,看来已很清楚,在这场战争中,谁也不能说只有他痛苦霸气 书库 Jar电子书下载乐园+QiSuu。Com,或者说只有他最有远见。”他根本没提什么光荣,或英勇,或荣誉或任何其他与这场冲突毫不相干的有关武功的辞藻。他说:“在医治印度支那的创伤的同时,我们可以着手医治美国的创伤。”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因为那正是当时美国的问题。美国在阵亡大约4。6万人、受伤30万人和花费了1100亿元之后,作为战争的直接结果,他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国内问题,一种精神上的沉疴。在麦克卢汉式的全球村【加拿大作家,由于电视的发达,他称世界是个小村庄。——译者】里,要使一个遥远的国度成为废墟,而又不使美国遭受严重创伤,那是不可能的事。除去人力物力的损失以外,受伤的还有:美国公众对总统职位的尊重,因为它使美国进入了这场战争;美国公众对国会的尊重,因为它曾继续不断为这场战争拨出巨额款项;美国公众对法院的尊重,因为它没有裁决这场战争为不合宪法;美国公众对民主制度本身的尊重,因为,事实证明在影响决策者方面,它实际不起作用,因而已经堕落成街头的混乱了。赖斯顿就停火一事写道:“由于这场战争的影响,美国人对权威的尊重已是一落千丈了,这不仅包括对政府行政权威的尊重,而且包括对学校、大学、报界、教会,甚至家庭的权威的尊重……美国生活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些变化现在还没有为人所理解,或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这变化是前所未有的,重要的,也或许将永远持续下去。”
在停战的一周内,麦迪逊广场花园发生了一场丢人的争吵,争吵的问题是在体育比赛前是否演奏乐曲《星条旗歌》。同一时候,教师罢教像新发生的流行病传遍全国,使教学活动全部停顿。这在上一次美国精神大考验的大萧条期间,都是不能想像的。当时,星条旗飘扬在一个比现在要穷得多的国土上空,当时的美国存在着许多物质上的苦难。教师在那场经济危机中属于受害最深的一部分人。付给他们的报酬往往是不值钱的临时通货,或甚至分文不给,有些人只能同挨饿的孩子分食极少的一点食物。但是在那个纪律严格的社会里,教师罢教,犹如不尊重国歌一样,是不能想像的。这并不是说那时的美国是一个比较好的国家,显然不是这样。这只表明,当时的美国是另一个国家,住着与今天不同的另一些人民,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与70年代的挑战全然不一样的。
或许这正是亨利·亚当斯在本世纪初所写的一段话的意思,他认为20世纪的美国人要经受的考验,将是他们的适应能力。变化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国家,为变化本身而崇拜变化,把变化和进步看做是同一回事。林登·约翰逊在1965年曾说:“我们需要变化。我们需要进步。这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如果说这是美国民族性格的一个方面,它也还有另一个方面,与此完全针锋相对的一面,这一方面在越南战争结束时又重新抬头了。那就是渴望抛弃现在,恢复那尚未完成的过去。约翰·布鲁克斯曾说:“美国有一个古老的习惯,喜欢留恋刚刚失去的好梦,决意下一次要把它追回来。”这是在美国文学中常见的主题。最容易想到的是威拉·卡瑟的迷失的小姐和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没走的一条路》。托马斯·沃尔夫写道:“我们一言不发地回忆着,一边寻求已被遗忘的伟大的语言,已迷失的通往天堂的路口,一块石头、一片树叶、一个未找到的门。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呵,迷失的,因风而悲伤的幽灵,回来吧。”因此,在干预了国外冲突1/3世纪之后,美国人民再次把注意力转到国内来了,他们要在与世隔绝中寻求安慰,在孤立中寻求复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他最优秀的小说的结尾中写道:“所以我们掉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
尾声 余音
理查德·尼克松在一群兴高采烈的作伪证的人的包围中,为他第二次就任总统进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为期三天,耗资四百万元,由少年得志的杰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导演。1月20日他的那篇就职演说,基本精神仍是不再对广大世界作出承诺,与其说是答应本届政府打算做些什么,不如说是它将不做些什么。十二年前,同属这一代的另一位总统曾发誓说:“我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挑起任何重担,承受任何困难来支持我们的朋友,反对我们的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和成功性。”如今,尼克松则宣称:“当年美国把其他各国的冲突都看作是自己的冲突,或者指点其他国家应如何处理其内部事务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同时,他套用肯尼迪总统的一句名言,打算以此来结束过去自由派的政府所推行的国内政策。尼克松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问,政府将为我做些什么,却问问我能为自己做些什么。”
他为了说话效果,在这里停顿了一下,这时,从几个街区以外传来一阵微弱的声音。一群青年在齐声喊着:“杀人凶手!”“马上滚蛋!”“结束种族主义!”
一个来自衣阿华州的妇女对《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说,“恶心,真叫人恶心!我就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能治治这些小伙子。”这样做确是很不合礼节。可是反示威活动也和反文化运动一样,表明美国仍处于分裂状态中,对这类行动也只能加以容忍。在一个开放社会里,的确找不到有效办法能制止不同政见。倘若有的话,马格鲁德和他的主子一定会首先使用了。当时呐喊的那些人——总共有五百到一千人,由易皮士、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激烈分子和毛派进步劳工党的成员组成——是该周周末在华盛顿活动的示威群众中人数最少而又最粗暴的一批抗议者。他们扛着一具极为难着的模拟像——一只纸糊的十尺长的耗子,头象是尼克松,嘴里叼着一个血迹斑斑的布娃娃。这使得平常不轻易干涉的特区警察也难以容忍了。他们把模拟像没收了去。然而除这批人外,在那次就职话动中唯一真正令人难堪的事是把华盛顿纪念塔周围的国旗都降了下来,升起越共的旗子。
最庄严的抗议是头一天晚上9点,在威斯康星大道的华盛顿大教堂里举行的。教长弗朗西斯·塞尔和前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分别作了简短的讲话之后,伦纳德·伯恩斯坦指挥一个在当地拼凑起来的管弦乐队,以安详、深沉的调子演奏了海顿的《战时弥撒》,铜鼓声频,结尾呼吁:《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