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2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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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个学生被枪打中，其中四个——没有一个是好斗分子，而有一个还是后备军官训练队的学员——被打死。一股鲜血从一个青年的头部涌出，浸透了他携带的课本；另一个男青年用一块布堵着一个朋友的肚子，徒劳无益地设法堵住流血。警卫队没有做任何事来帮助被他们打伤的人。
事件以后，警卫队里没有一个人为这场杀人事件而被检举。虽然司法部长米切尔宣称美国教育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悲痛的一个学期”，他说：“社会骚乱的最显著的标志莫过于大学校园里的枪声。”虽然由三百名联邦调查局人员进行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警卫队当时并无任何被伤害的危险，事后警卫队只是共同策划把事件归罪于一群根本不存在的威胁性的暴徒，司法部却公然拒绝组成联邦大陪审团。就这样一直拖了很久，直到1974年3月才发出了八份起诉书。
当时，俄亥俄州的一个大陪审团宣布警卫队无罪，反而对另外25个人起诉，其中包括学生会的主席。最后虽然没有一个人被宣判有罪，但是造成一种广泛的看法，认为这些受害者罪有应得。由于尼克松总统暗示，暴力的抗议结果引起了暴力，因而更加强了这种看法；这次事件，他说：“应当再一次提醒我们，当不满发展成为暴力时，就会引起悲剧。”斯克兰顿委员会说：“警卫队开的61枪肯定不能说是有道理的。”阿格纽副总统把他们的报告称之为“纵容的精神食粮”，又说事件发生的责任在于“大学行政大楼台阶上和教师休息室门前”的学生。任何其他的解释，他说，将是“最不负责任地拿别人来做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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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尼克松宣布对柬埔寨的军事冒险而引起的校园骚动，是接连发生的一连串事件的主要环节，这些事件终于在两年之后，产生了对华盛顿水门大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楼进行窃听的问题。第一个环节是刊载于1969年5月19日《纽约时报》上的一篇由威廉·比彻署名的报道，他是该报负责国防部的采访记者。这篇报道是这样开始的：“根据尼克松政府方面的消息，美国B－52型轰炸机近几个星期以来，首次轰炸了设在柬埔寨的越共和北越的供应库，但是柬埔寨没有提出任何抗议。”
尼克松很惊慌。他感到他最担忧的东部权势集团报刊的不负责任的行径现已得到证实了，而当《纽约时报》刊载出在同俄国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美方进行准备的技术细节时，他感到他的担忧再度得到了证实。按照宪法，对比彻和他代表的报纸，他不能有多少办法，但是他至少可以设法从他自己的政府中清查出是谁把这保密资料透露给新闻界的。他同基辛格进行磋商，基辛格草拟了一个13人的名单，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五名助手，因为他们也知道秘密轰炸柬埔寨的内幕。遵照总统的命令，联邦调查局对他们的电话进行窃听；四个发表了泄密材料的新闻记者的电话也给安上了窃听设备，这四人是：比彻、《纽约时报》派驻国务院的赫德里克·史密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马文·卡尔布和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亨利·布兰登。这是白宫首次进入可疑活动的半明不暗地区，但结果毫无所得，比彻的消息来源始终没有被发现。
总统对胡佛的联邦调查局和里查德·赫尔姆斯的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效率开始有怀疑。在1970年5月发生的一些事件之后，他的怀疑更加深了。尼克松坚信大学风潮是外国煽动者策划的，很可能是古巴人、埃及人和东欧人。他要中央情报局把他们查出来。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之后，该局报告说，所有的煽动者都是美国本国人。总统把同样的任务交给联邦调查局，该局所得结果仍完全相同。椭圆形办公室仍然不满，于是命令增加更多的电话窃听装置，并且采取新招儿，闯入可疑的办公室和住宅进行搜查。这些活动由一个新的国内安全小组来指挥，这小组包括全国最高级的情报人员：胡佛、赫尔姆斯、国防情报署和国家安全局的两位领导人。他们的行动命令要由29岁的印第安纳州律师、总统演说撰稿人汤姆·查尔斯·休斯敦来草拟。
四位情报单位的领导人于1970年6月5日在总统办公室里集会，同总统一起照了相。总统告诉他们，他要他们组成一个委员会监督国家安全，由胡佛担任主席。他们得在8月1日开始行动。这期间，休斯敦当与联邦调查局局长草拟行动计划。在他们两人开头的一次会晤中，胡佛向休斯敦解释客观情报工作的历史发展情况，企图使这位年轻律师别那么热心于非法的计谋。休斯敦不耐烦地回答说：“我们谈的不是已死亡的过去，而是活生生的现在。”除了电子侦察和秘密入户搜查之外，他的计划还包括要拆查信件、在各校园里吸收更多的人充当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要求中央情报局对居住国外的学生和其他美国人进行侦察。
作为一个律师，这个印第安纳人完全知道，入户搜查以及他称之为“邮件采访”等行为都是严重罪行，但他不管怎样还是要照样干。他曾写道：“这些技术的使用显然是非法的，等于是盗窃行为。这种做法也是非常冒险的，如果被揭露出来，将会弄得非常难堪。不过，这也是最有成效的办法，这样就能够获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所不能获得的情报。”他辩论说，这样它带来的好处的价值，“便超过了所冒的风险”。胡佛对此不同意。在休斯敦的报告上，这位局长批注说，他不愿意担任小组的主席，甚至也不愿充当小组的成员。休斯敦感到难堪。他于7月初给霍尔德曼送去一份备忘录，对联邦调查局长的批注加以评论说：“他的反对意见一般是前后矛盾和毫无意义的——大多不过是表示担心事情被公众知道后使情报界（也就是胡佛）感到难堪。”尼克松于7月23日在这个年轻律师起草的一份“决策备忘录”上签字，批准了他的计划，但是胡佛看到以后，向米切尔提出抗议，米切尔于是同总统进行了讨论，总统就把整个这件事搁置下来。休斯敦十分不满，于这年秋季辞职回家，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去操律师业。他的情报工作任务委派给了白宫的一位新手，总统顾问约翰·韦斯利·迪安三世。
下一年春季，《纽约时报》开始刊载新泄露的五角大楼的消息，尼克松断定他的政府已守不住秘密，决定采取措施，并决定越过胡佛。于是，总统设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小组，小组的任务——照他自己后来的解释——是“在有关安全的泄密问题上堵塞漏洞和对其他有关国家安全的敏感事件进行调查”。
日后将使总统布置的潜入窃听事件成为本世纪以来美国最大的一件丑闻的一批人，原来还互不相识，这时已开始脱离政府的工作，可以接受新的任务了。霍华德·亨特由于美国驻马德里大使认为他是一个阴谋家，不同意任命他担任那里的副站长，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官运已在走下坡路，到州立肯特大学惨案发生的时候，他已经辞职了。四个月之后，小詹姆斯·麦科德辞掉了他在中央情报局的职务，而在这之后八个月，财政部辞退了戈登·利迪，理由是他在全国步枪协会一次大会上未经批准发表了一篇赞扬私人拥有枪支的演说。
来自基辛格班子的一位32岁的律师戴维·扬，在总统办公大楼地下室16号房间成立了特别调查组总部。《纽约时报》刊载了一段简明新闻，报道扬同他的一位同事小埃吉尔·克罗在从事泄密的堵漏工作。扬的一位亲戚看了报纸后对他说：“你为白宫搞堵漏工作，你祖父在世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他就是一个专门堵漏的管子工。”戴维于是在他的新办公室门上钉了一块牌子：“扬先生——管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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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领导1970年进行的中期选举是在按照理查德·尼克松第一次竞选运动的总顾问默里·乔蒂纳定下的原则进行的。这个原则很简单，那就是，美国人投票只是为了反对某个候选人，而不是拥护哪个候选人。有心追求总统职位的人，按照乔蒂纳的教导，对自己的竞选纲领满可以不必认真考虑，而对他的竞选对手的经历、观点、作风和私生活中的最见不得人的方面，要尽量予以猛烈抨击。如果他找不出对手有什么事情，那就捏造一些。对总统持批评态度的人在谈到“那个老兄尼克松”时，就是指的这种策略。这年秋季，共和党的策略是要把所有党提名的竞选人，都变成“那个老兄尼克松”。这将是第一次花费1亿美元竞选费的国会选举，而共和党主要的急先锋将由总统顾问布赖斯·哈洛称之为“充满了电的阿格纽”的副总统来担任。
的确共和党需要拥有某种推动力才行。上一年11月，盖洛普民意测验赞成尼克松的人数达到68％，但是自从那时以来，由于通货膨胀日益恶化、柬埔寨问题、卡利案件和失业人数继续增长，赞成他的人数已不断下降。年初时候，尼克松就告诉共和党的领导人，如果失业率达到5。5％，那他们在11月的选举中就将失败。失业率后来上升到5。8％，年底之前达到了6％。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行得不错，3月里签订了禁止核扩散条约，然而，这些成就和政府关于岁入的分享计划，都没有在选民中引起多大兴趣。政府的福利改革计划也缺乏吸引力。尼克松保证要保留学童就近上学不开汽车接送，在南部深受欢迎，但是却激怒了北部的黑人，而随着黑人中产阶级的出现，黑人选票已越来越举足轻重了。到11月，美国将有13位黑人国会议员、81位黑人市长和镇长、198位黑人州议员和1567位黑人地方政府官员。
白宫认为让副总统按照乔蒂纳教导进行竞选可再适合不过了。他刚到华盛顿的头一年，在讲坛上特别活跃，一共发表了77次重要演讲，他的听众人数很多而且对他的讲话表示欣赏。1970年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在最受人敬重的美国人中他被排在第三位，仅次于总统和比利·格雷厄姆。固然，明尼苏达大学11位教师曾向他呼吁，不要“把温和主义者赶到极端主义者一边去”。参议员乔治·麦戈文曾经把他叫做“制造分裂的有害影响”，共和党的弗朗西斯·萨金特州长曾公开宣布他为马萨诸塞州所不欢迎的人。但是大学教授和麦戈文都已被认为是政府的天然仇敌，而居民中有三十万大学生的萨金特的那个州，一向被看成是联邦中最自由主义的一个州。不论怎样，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呼吁美国人“停止互相大声对骂”，政府成员中很早就有人不理会这呼吁，其中就有阿格纽。（“我打算在一片喧闹声中让人听到我的讲话，”这位副总统曾说，“即使我必须提高嗓门也行。”）而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对阿格纽式的装腔作势，有意哗众取宠的腔调却大为欣赏：
『有些报纸清除垃圾的方法，是把它印出来。
要求参议员富布赖特提出关于外交政策的意见，等于要求“波士顿掐脖子暗杀犯”为你按摩一下脖子。
如果说表示异议就会使美国人民两极分化，那我说，现在正该是来一个积极的两极分化的时刻了。
暴力行动得逞，就会滋长进一步的暴力行动，而永久不停的暴力行动，最终将产生极残酷的对抗。
我们这个时代的弊病，在于一种矫揉造作和自我虐待狂的复杂的思想状况——认为我们的社会准则是虚假的而模糊地感到心神不安，认为爱国、诚实、美德、勤勉等似乎都出了点什么问题。』
阿格纽于1970年秋季到32个州去游历演说，行程共3。2万英里。他于9月13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棕榈泉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号召选民们把民主党人作为“激进的自由派”加以抵制，从而为自己的竞选运动定下调子。后来，他把“激进的自由派”一词压缩成为“激自派”，并解释说他所指的这种政治家可以肯定“几乎每次投票都会违反法律和秩序以及代议制社会的利益、都会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他对自己本党内跃跃欲试的人并不都表赞同——“我不得不把争取获选的一位共和党人归入上述的一类，那就是纽约州的参议员古德尔”；对反对党提名的人则一概加以谴责：“民主党的候选人是一批纵容一切的候选人，他们倾向于迁就混乱局面，讨好不法分子。”他那满篇长字的无聊议论，还由总统的两位演说撰稿人——威廉·萨菲尔和帕特·布坎南——加以润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