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2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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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影片曾在纽约引起普遍愤怒。但百老汇之外还存在着无比广阔的市场。乡间的一个单身汉可以买回黄色密纹唱片来聊以解除寂寞之苦。正像南卡罗来纳大学莫尔斯·佩卡姆教授所说,在街角杂货店里,顾客现在可以“用极少的代价买到不久之前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淫秽作品”。
这种变化在年龄在三十以上的美国人中引起了思想混乱。在他们童年时代,有异性在场时,是不许说“屁股”的。摇滚乐的一代人还记得当海斯电影检查处允许克拉克·加布尔在影片《飘》中说“坦率地说,亲爱的,我他妈的才不在乎呢”竟引起轩然大波的情景。现在的杰克·瓦伦蒂却把使用“马粪球儿”和“冲你一泡尿”一类语言的电影定为可供全家人观看的一级。电影制片公司现在所以如此放任,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最高法院1957年对罗思与美国诉讼案件所做的裁决,居然认为所谓淫秽作品必须具有挑逗作用,违反社会一般准则,并“全然无有社会教化价值”。社会风气放肆的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有了新的避孕药物,大加放宽的堕胎法,因而使妇女不必再怕怀胎了。威廉·格洛弗曾说过,这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代造成的,扎根于这个性生活革命和女人裤衩越来越短、上无边、下无底的时代气息之中。对性的好奇似乎是永不会满足的。“行为失检”这个词用于性关系方面的意义现在几乎从语言中消失了,因为几乎不再有人在性活动方面是很检点的了。宾夕法尼亚一位反对堕胎法的州议员被揭露是一个伪善者,因为有一个年轻妇女出面告诉新闻记者这个州议员曾经是她的情夫,她堕胎的费用就是他支付的。过去曾经有一个时期,像这样的事,女方是会秘而不宣的。
所有这些事对儿童是为害极大的,他们接触到这一切,他们男女约会的年岁比他们的父母更早了,达到成熟的年龄也比他们的父母早。最常提出的补救办法是在学校里进行性教育。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同意这种办法的占国民的71%,有55%赞成设立讲解节育的课程。赞同教学性知识的团体有美国医师协会、全国教育学会、性教育协会、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等。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的执行主席玛丽·考尔德伦医生说,性知识“不应当做为人的行为而是应当做为人的本能来讲解”。
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不印发任何材料,它只给学校提供行家意见。这一点却被能表达自己意见的少数人完全给搅混了,他们一听说男女生殖问题将可以在教室里进行讨论便怒火冲天。在极右派对性教育发动进攻中开第一炮的比利·詹姆斯·哈吉斯的基督教改革运动问道:“学校是讲解性交知识的适当场所吗?”比利牧师把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叫做“开明教育的一个淫秽助手”。俄克拉荷马、加利福尼亚、犹他三州的教育厅,对一些健康的影片,由于曾得到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的批准,也拒绝放映。
反性教育联盟的组织中还有伯奇协会领导下的恢复正派生活运动、争取负责任的教育的父母联合会、争取道德稳定的母亲组织、正性会、反对性教育父母会,以及反对违宪性教育的父母组织。“我怀疑在一年前一千个父母中曾有一人听到过性教育这个词,”伯奇协会的一位干事说,“现在他们听到了,他们对听到的很不高兴。”有一个组织指责学校计划“对儿童揭示性交与手淫的全部细节”;新泽西州帕西帕尼地方的一所学校被叫做“学府式妓院”;反对违宪性教育的父母组织的一位领导人指控学校“破坏了应该在家庭里进行教导的事”。一个八年级数学教师因散发淫秽材料而被判入狱;加利福尼亚州一所学校的负责人被解雇了。威斯康星州雷辛城的极右派指控性教育是共产党人损害学童品行的一项阴谋,最后也获得了胜利。比较荒唐的战斗之一是在旧金山,围绕一本叫《一位医生同五至八岁儿童的谈话》的无害的书引起的。该地的极右派在印发的传单中,复制了书中一只癞蛤蟆趴在另一只背上的插图。书中原说明是,一只母蛤蟆背着自己的小蛤蟆。但是传单把它改成了“交尾的癞蛤蟆”,因此使性教育失去了很多支持者。
在争论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性教育在27个州都引起了争吵。1970年年终时候,理智占了上风,学校里增设了性教育课程,但学童们全弄得莫名其妙,他们不知道原来闹得那么凶究竟是为了什么。接着,在学校负责人和校董会正以为他们可以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其他事务上去时,他们的性教育课程却受到从完全不同的方面——妇女解放运动——发起的攻击。解放了的妇女认为她们的信条之一就是:除了肉体方面的差异之外,男女之间的其他一切差异全都是教出来的,不是天生的。她们相信妇女愿做妈妈和愿培养家政技能全是训练出来的,并认为公立中小学校是主要的训练场所。她们要求对教科书进行修改,并改变教师的态度,于是同她们的对手开始交战。这场将成为70年代一个主要问题的斗争是肯定要旷日持久的。
当罗宾·摩根——此前人们仅知她是“我记得妈妈”节目中的电视剧女演员——提着一长串引人注目的胸罩步入1968年“美国小姐”美女竞赛会时,千千万万美国人才了解到有一种新的女权运动。她告诉惊讶的记者们说,她是以国际妇女地狱阴谋恐怖分子组织(女巫)【此一组织名称各字的第一字母相连,即成“女巫”(WITCH)一词。——译者】创办人的身份而来的。1970年8月26日,宪法第19项修正案【规定妇女具有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译者】通过的50周年纪念日,女权运动者全到各大城市商店区去举行游行。整个这一年,获得解放的妇女表明她们同其他抗议运动的成员一样熟悉宣传的作用。她们中有一个人对一个建筑工人喊道:“去掉它!”当有人问她是否是指工人的硬保护帽,她说:“不是,是指他的下体护身。”一个名叫琼·康兰的妇女为了当一名挖沟渠的散工,在法庭里打了十年官司,终于获胜。马琳·狄克森写道:“在一切阶段和集团中,各种组织机构及其制度都或多或少地起着压迫妇女的作用;不同阶级妇女的团结取决于我们对共同受到的压迫的了解。”艾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约翰·D【即美孚石油帝国的“创业人”,老洛克菲勒。——译者】的曾孙女——把男女之间的浪漫主义的爱情斥之为“反革命的”。
对民主党的政治活动非常积极的一位医生埃德加·伯曼说:“关于妇女解放运动我算受够了。”来自夏威夷的民主党国会女议员帕齐·明克立即指控伯曼是一个妇女歧视主义者,具有“对妇女的最卑鄙的偏见”。随着这一年时间的消逝,讲话的火气越来越大。玛格丽特·米德说:“妇女解放运动必须特别警惕引起男人杀女人的危险。你们已实际把他们逼疯了。”妇女在纽约游行时,一个旁观的男人对她们大声叫嚷:“你们这些猪都是搞不到男人的!”而这时他身旁却站着一个戴着胸罩的男人,一声不响。休·赫夫纳在他给自己的属员的一件备忘录里说:“这些娘儿们是我们的天然的敌人。是该同她们进行战斗的时候了。她们对《花花公子》杂志所提倡的那种浪漫主义的青年男女社会是决心反对到底的。”
有些妇女的话听起来同休·赫夫纳的一样无聊。她们用了很大的精力辩论自己该被称呼为夫人、小姐还是Ms,要求把chairman(主席)改为chairperson【因chairman后半man为“男人”,故主张改为person,无性别之分的“人”。——译者】,并攻击全国航空公司的广告让漂亮的女服务员说:“我叫多丽丝,请坐我的飞机我们一同飞吧。”但是她们提出的较深刻的问题却绝不是微不足道的。有二千三百万个美国妇女这时全日工作;另外还有八百万妇女从事临时工。每十个已婚妇女中有四个已被雇用,她们中有一千二百万人家里都有18岁以下的孩子。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以男人为主的职业市场的挑战,但是工作职位的性质和工资的多少,仍然反映出一个由男人而不是由女人来养家糊口的社会。男人仍然占据着工资最高的职业,带回家的钱仍然更多。美国30万医生中只有7。6%,外科医生中只有1%是妇女,而电话接线员和速记员的90%都是女性。同样的工作,男人可挣五元的,女人一般只能挣到三元。《生活》杂志发现,一个妇女需要有大学学士的学位才能同一个到八年级就退学的男人挣得一样多。典型的男推销员的工资是8549元,典型的女推销员是3460元。
到1970年,妇女解放运动争取就业和教育平等的论点得到了许多男人的支持。关于免费堕胎和儿童免费日托的要求则争论较多。男性人口中对拟议保证妇女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的第27宪法修正案——平等权利修正案——看来赞成与反对的各占一半。而仅在两年之内,参议院就将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并分送到各州的立法机构去。根据这项修正案,妇女结婚后不需再改变自己的姓氏;对于应在什么地方住家的问题她们有同等的发言权;如果丈夫的工作使他不得不转到别处去,而他妻子在原地留下,他不能因此控告妻子遗弃了他。另一方面,如果婚姻破裂,妻方有可能须付赡养费。保护妇女在工作上不受危险和过于劳累,以及保护她们不受某些性方面的凌辱的(强奸例外)一些法律就都将无效了。此外,妇女也可能被征召入伍并且被命令投入战斗。《耶鲁法律杂志》的一位拥护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撰稿人论证说:
『……现代军人的有效作用有赖于装备和训练多过依靠个人气力。妇女在体力方面同男人一样能够担任许多被称为战斗的任务,例如驾驶飞机和参加海军作战……没有理由假定在危急的情况下妇女不能够像男人一样严肃认真和训练有素的。』
不敢说会有许多家庭妇女想要当机枪手或白朗宁自动步枪手,或是愿意让人把她们同1970年6月成为美国第一个女将军的陆军妇女队队长伊丽莎白·霍伊辛顿一样看待。尽管如此,以百万计的美国妇女——特别是年轻妇女——确由于运动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她们身上有了一种新的勇武的气质,一种对那些为私利而摆布她们的人的大胆对抗,这情况从《妇女服装日报》读者称为“过膝裙”和全国其他人称做半长裙的新式样所遭到的灾难中便可看出。差不多1/4个世纪之前,独立自主的妇女就曾企图领导一场对“新式样”长裙的反抗运动,她们搞宣言签名,组织“刚过膝”俱乐部,并且示威反对时髦女服商店。当时她们是完全失败了。现在女子时装家又在制造较长的裙子。詹姆斯·加兰诺斯说:“加长是方向。”阿黛尔·辛普森说:“再会吧,大腿。”利奥·纳杜奇说:“妇女现在已肯定准备改换时样了。”他们都深信妇女群一定会为之倾倒,争着购买他们供应的服装的。
最早发出的反抗声来自洛杉矶,那里有一个叫做朱莉·亨特纳的什么“维护妇女女性气质和财权组织”的主席对一位记者说:“我们决不能让他们既蒙住我们的眼睛又遮住我们的腿了。我知道有一些女人只要加兰诺斯一说是时髦的,她们连铁皮盒子都肯穿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病态,我们要求的只是可以有所选择。”反长裙少女会的成员游行时扛的标语牌上写着“市场必须连续供应超短裙”和“大腿!大腿!大腿”!她们中有些人认为,半长裙是反对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阴谋,服装设计师企图用恢复女性气质的办法来孤立女权运动者;另一些人则指责那些大腿已失去性感的年长妇女不该想要把二八少女的腿也遮掩起来。社会历史学家吉尔曼·奥斯特兰德尔把半长裙归因于证券行市的下跌,说它肯定还将流行下去:“喜欢长裙的中年人,在萧条和衰退时期,决定社会的各种标准。而喜欢短裙的年轻人在繁荣时期决定各种标准。”
到这年冬天,证券行市回升了,时装工业对半长裙的热情也急剧下降了。《纽约时报》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虽然有少数店家气势豪迈地对略长式样表示有信心(“现在该它行时了!大家都欢迎它、爱它、买它!”),但大多数人承认这种式样已遭到了惨败:“去年秋天说自己购进大批半长裙的商店,现在则说它们实际并没有那样做。它们买进的一些货根本销不出去。妇女的膝盖还没有过时。”诚然,刚过膝的裙子是多了一些。但是时装设计家曾为半长裙规定了具体的长度,从肩部量到裙边是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