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2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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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错了。但是这个转弯处是一个向右折回的急转弯，其入口处又被灌木丛掩盖着，因此你要不是有意寻找，几乎不知道那边有路，法官坚持说，这位参议员一定是明白这一差异的：他那天已经在这两条路上行车不止一次了。
特德和玛丽·乔所进择的那条崎岖的路叫做戴克路，离它半英里处就是那座狭窄的拱形木结构的戴克桥。这桥在泥路左边，与泥路构成二十五度角，然后升高上去越过坝下一条细长的水渠，它右边海湾里的海水就是通过这条水渠流入和流出波查池的。这座桥正是他们的祸根。特德没有作二十五度的转弯，因此他所驾驶的克莱斯勒车就向桥的右侧猛冲下去，落入十英尺深的渠底，翻了个个儿。在审讯中，肯尼迪作证说，直到“我在桥边翻下去的那个瞬间”我才知道走错了路。
『……我能记起的第二件事是旁边的玛丽·乔的活动，她挣扎着，也许是在打我踢我，这时我张开眼睛，才明白我已头朝下，水正向我冲过来，四周是漆黑一团……我记得最后完全被窒息的感觉，而且显然是半个肺里吸满了水，感到我就要淹死了，并且完全明白，那天夜里到黎明以前决没有人会去寻找我们，因此我决不可能活着走出车去了，后来，我记得自己尽最后一点力量推呀、挤呀，终于挣扎到水面上来。』
被潮水冲到岸边后，他又跳水回去，潜入十英尺深的水底去找玛丽·乔。他作证说，他作了七八次拯救她的尝试，但到后来他已弄得上气不接下气，只能把头埋在水下两三秒钟了。他在河滩上躺了十五到二十分钟，把水呕出来。他说，接着他就“尽我所能地快快地走着、跑着，跌跌撞撞地”回到举行野餐的地方去。到了那边之后，他就把经过告诉了两个人，表弟约瑟夫·加尔甘和协助肯尼迪竞选的保罗·马卡姆。加尔甘和马卡姆同他一起回到了出事地点，潜下水去找玛丽·乔，但无法找到。这两人也象他一样是律师，因此他们对他说，这事必须报告。他们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心情非常不安。他一直叨叨着“我简直不能相信竟发生了这样的事。”
在他的请求下，他们驾车把他进到渡口的船台上。水道那边可以看到马撒氏葡萄园岛上埃德加镇的灯光。他叫他们回到举行野餐的地方去，但不要告诉姑娘们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于是他“突然跳下水去，冲动地游到对岸。”当他游过这条狭窄的海峡时，“水比早先更冷了，潮水在那个晚上第二次又要把我拉走了，我知道我马上要淹死了。”但最后他又爬了上来，在沙滩上歇了一会儿，最后步行到他居住的郡城旅馆去。
在旅馆里，他的行为变得越来越不可理解了。据他自己后来说，“在后来的几个小时里，我的行为和谈话，就我记得的而论，我自己也觉得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我认为我没有把这件事立刻报告警察局这一点是不可原谅的。”他作证说，他“怎么也没有那股力量，那种精神上的力量，在清晨两点钟的时候去叫醒科佩卿夫人，告诉她，她的女儿死了。”
他当时只是换上干衣服，向旅馆老板之一抱怨隔壁房间的聚会使他没法睡觉。早晨，他和两对夫妇讨论周末的快艇竞赛。接着，加尔甘和马卡姆来了，他们听说他并没有把翻车的事报告警察局都吓呆了。在审讯时他解释说：“我把我游过那海峡时的思想和感受告诉了他们，并说我如何老是希望玛丽·乔仍然活着。”他还说，他要打一个电话，但埃德加镇上的电话显然都不行；他走过两处电话机，两处都在户外，而且都是公用的。他由加尔甘和马卡姆陪伴着搭渡船回到查帕奎迪克时，在对岸的渡船码头上打了一个电话。渡船上的工人问他们有没有听到过翻车的事。他们中一个人回答说。“我们刚听到。”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即出事后将近十一个小时，特德才准备和埃德加镇的警察局联系。
这时那辆克莱斯勒车己被发现。清早7点钟，有两个青年人走过桥去到岸边捕鱼。回来时他们看到潮水退落后有车轮在水面上露出来。他们就跑去告诉了住在五十码外的皮埃尔·马姆太太；她于8点20分钟打电话给警察局长多米尼克·阿伦纳。这位魁梧的阿伦纳便借了游泳衣来了，他先潜下水去，后来用无线电话把那辆汽车牌照的号码告诉局里，以便查出车的所有人，同时要求救火员约翰·法勒把他的水下呼吸器带来。后来是法勒在车里发现了玛丽·乔。
阿伦纳的局里打无线电话回来说，这辆汽车登记薄上的车主是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当这位局长回到埃德加镇上时，他看到这位参议员已经在等候他了。特德说：“那车是我开的，您要我怎么办？这事得办得稳妥才行。”阿伦纳说，他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打个正式的报告。特德便和马卡姆走到后面一间房间里去，写出了一个报告。报告写得很草率；他只说死者是“一位玛丽小姐——我哥哥罗伯特·肯尼迪的早先的秘书，”略而不提她名字的其余部分，他说因为他不知道她名字的其余部分是怎样拼写的。（马卡姆也不知道）马卡姆要求警察局长在特德打电话给伯克·马歇尔，让他提出法律上的意见之前，不要把这消息告诉新闻界。阿伦纳同意照办。他等候了三个小时。从肯尼迪那里仍听不到任何消息，他于是把这事的真相告诉了新闻界，并控告肯尼迪不该离开出事地点。这位警察局长谈到那天早上这位参议员奇怪地跋涉到查帕奎迪克去打电话时说，“假如他有时间搭渡船往返，那他就有时间来看我。”
验尸员在报告中说“确诊为意外的溺毙。”他相信其间并无其它问题，便不作尸体解剖，这个姑娘的尸体，空运到她的原籍宾夕法尼亚去殡葬——这一行动后来引起了对当局的批评。特德到海尼斯港深居不出。七天之后，他在埃德加镇的古老的法院里露面，自认有罪。詹姆斯·博伊尔法官判了他最低的两个月徒刑缓期执行，同时吊销了他的驾驶执照。那天晚上，肯尼迪在全国范围的电视节目里解释这一费解的事件。这一演说并不成功。他回答了并没有人提出的问题，说他并没有“喝醉了酒驾车”，关于他和玛丽·乔的“不道德行为”的含沙射影之谈“没有丝毫真实性”。他说，出事后的那一夜，他产生了许多想法，其中之一是“肯尼迪全家是不是真的犯了尅星，”意思之间似乎表示，他事业上的损失比她的死亡更为重大。这些话使某些人想起了1952年尼克松关于他的小狗的话，象尼克松一样，特德也要求他的选民帮助他决定他是否应该继续参加政治生活。马萨诸塞州人是热烈拥护肯尼迪的，所以仍赞成他这样做，一星期之后，他便回到了他的参议员的工作岗位上去。
在审讯之后，记者们问他，法官的意见认为有“某种可能的理由相信爱德华·肯尼迪驾车十分粗心大意，以致着来促成了玛丽·乔·科佩卿的死亡，”同时他觉得特德坚持说他和玛丽·乔那时前往渡口这一点是不可信的，他对此有何意见。肯尼迪说：“在我个人看来，法官报告中的推断和最后裁决都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我拒不接受。……审讯中我已诚实地答复了问到我的一切问题。”
他还说：“我希望在1972年仍能是美国参议员的候选人。我还希望在整个六年任期中服务到底。”白宫不愿冒险，如果他改变主意仍竞选总统的话，准备借这件事破坏他的声誉。在发现玛丽·乔的尸体后六个小时之内，总统的助手们已派了一个退职的纽约警察到查帕奎迪克去，这人，据约翰·迪安说，“假装着新闻记者的样子，在每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都提出一些最令人难堪的问题。”这是不必要的。至少暂时是不必要的。特德在全国各地的拥护者的人数已大为减少。他在国会里已不再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的人物。下一年他在那边的威望降到了最低点，因为那时西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伯德参议员对他继续担任党内领袖的权利提出了挑战。肯尼迪曾以三十一票对二十六票战胜了朗，现在他以二十四票对三十一票败给了伯德。接着，在白宫的一次会议后，他作为肯尼迪家族的一员又受到一次新的羞辱：来白理查德·尼克松的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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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物画像：医学博士本杰明·麦克莱思·斯波克」
他是家里六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他的母亲不愿请保姆而愿意亲自来喂养他，因此他渐渐爱上了扮演父母的游戏，拿食物喂别的孩子，甚至给他们换尿布。他自然而然地渐渐认为孩子们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一点得之于他的双亲——富有一种新英格兰的不惜自我折磨的精神。他们告诉他，找个严峻的道德问题，不顾一切困难条件为它战斗下去。但他不愿意这样做。他决定起来造反。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他认为他即将成功了。
哈姆登·霍尔农村走读学校。安多佛中学。耶鲁大学。获得奖状和奖品并在192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参加划船比赛，出过一阵风头。曾一度想当建筑师，但有一个暑假，他在哈特福德附近纽因顿残废儿童教养院举办的夏令营里担任管理员，又变成他父母的清教徒模子。他看着外科矫形医生为患小儿麻痹症的孩子们矫形。后来他说，“我发现他给他们帮了多么大的忙呵，因此我决定要成为一个医生。”
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长老会医院里实习。小儿科住院大夫，精神病住院大夫。在精神分析学方面又受了六年的训练。他对孩子们的爱越来越深厚，孩子们也敬仰他。他被称为“面容慈祥眼光和蔼的人”他的诊室里到处都是玩具。他为一些怕羞的孩子制造了一个玩艺儿——通过一个暗门走到检查桌边去的一段阶梯。他希望他们自己主动要接受检查，结果果然如此。几年之后他说：“我作为小儿科医师的一个过错是我老是把孩子们哄得太过分了。”但他从来不曾真心想加以改变。
约翰·沃森医生的《婴孩和儿童抚育心理》。一书是婴孩抚育方面的一本标准手册。该书出版于斯波克和简·切尼结婚的第二年，那时斯波克还是一个医科二年级的学生。沃森说：“切勿，切勿和你的孩子接吻。切勿把他抱在膝上。切勿摇他的摇篮。”
年轻的斯波克医生坚决反对所有这一切，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海军中服役时，写出了《婴孩和儿童抚育常识》一书。此书在一开头就定下一个调子：“你实际上知道的比你自以为知道的要多。”简把他的手稿用打字机打出，他又亲自为此书编了索引，按字母顺序从“脓肿”这个字一直到“烤面包片”这个字。他解释说，他知道他“比较了解母亲们要在索引中找的是哪些字。”
此书出版后在二十三年中共销售了二千二百万册，并被译成三十种语言。他为《主妇家政杂志》写专栏，后来又为《红书》写专栏。星期日下午在全国广播公司所属五十二个电视台上可以看到他半个小时的电视节目。斯波克医生在教授医学这一要求最严格的职业上声望日高。他在明尼苏达大学教精神病学，在皮特大学教儿童精神病学与发育，在克利夫兰的西部后备军学院精神病学系教儿童发育。他的反沃森的立场使他显得象是一味主张纵容。这有点趋向另一极端，使他很不安，他于1956年只得又重写了《婴孩和儿童抚育常识》中的若干章节，他解释说，“我发觉有些父母以为我是在提倡极端的宽容放任，因此我在修订版中不得不强调了宽容放任的限度。”
接着，一种更深刻的挑战激动了斯波克的良心。他从小被培养为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结果却由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影响而改信了民主党的自由主义，1960年他支持约翰·肯尼迪。但1962年3月，肯尼迪恢复了核试验。斯波克震惊之下，参加了拥护稳健核政策全国委员会。他全力地为约翰逊竞选总统，反对戈德华特。而到1965年2月约翰逊使越南战争逐步升级时，他又感到自己被出卖了。斯波克写了抗议书送到白宫去，而当此举证明无效时，他就走上街头去示威。
他后来说到这件事时说，“我当时感到极度的难堪，仿佛一个人在一场恶梦中突然发觉自己一丝不挂地站在闹市区的街头了。”他的确是一位异常惹人注目的老爷爷似的人物——身高六英尺四，满脸皱纹，老是穿着一套带坎肩和表链的衣服，一口美国腔，指手划脚地说些其他年轻示威者认为已老掉牙的陈旧的道德标准。但是他的斗志却越来越强，毫未减弱。批评他的人在那几年里人数很多而且都很严厉，他们嘲笑他的关心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