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2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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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法院都全被用来进行政治审讯。正在对刺杀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的凶手詹姆斯·厄尔·雷和锡尔汗·锡尔汗定罪，而美国司法史上最希奇古怪的一个行动要算是新奥尔良的地方检察官吉姆·加里森力图使一个陪审团确信，路易斯安那州一个歇业的商人克莱·肖策划了谋杀约翰·肯尼迪的活动。主要证人，一个是以前做过出租汽车司机的人，他在催眠状态下含糊地控告了肖，一个是吸毒上了瘾的人，一个是患妄想狂的会计，另外一个是伪证人，他最后供认他的证词是他杜撰出来的。审讯经历了三十四天。陪审团不到一小时就投票决定宣判肖无界。
诺曼·梅勒竞选纽约市长，蒂莫西·利里博士竞选加里福尼亚州长。尼克松总统任命现已四十一岁的雪莉·邓波儿·布莱克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员（有人说“因为他要世人得到一个幸福的结局”）。伯纳代特·德夫林从爱尔兰来到这里向纽约人要钱用来屠杀英国兵。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十九岁的黑人蒂莫西·皮布尔斯在安放一颗自制的定时炸弹时炸瞎了自己的眼睛。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内公开宣誓要“要把战争移到国内来打”的“气象员派”在芝加哥举行暴动；结果被逮捕了六十人，击毙了三人。1969年，在五个月里，曼哈顿的恐怖分子向马林·米德兰·格雷斯信托公司，武装部队入伍中心、联邦政府办公大楼，梅西百货公司、联合果品公司码头、美国广播公司、大通曼哈顿银行和通用汽车公司大楼投掷了炸弹。11月13日晚上，警察逮捕了三个年轻人和一个二十二岁出身于中上层家庭的斯沃斯莫尔大学漂亮的女生简·劳伦·阿尔珀特，指控他们密谋向联邦产业投掷炸弹。阿尔珀特的父母为她缴纳了二万美元的保证金，当她突然不见时，这笔钱就作为罚款被没收了。
保护环境派对巨型喷气式新客机表示愤慨，纳税人对教师罢工很生气，卷烟制造商也有反感，因为1970年底以后禁止他们在电视上作广告。蜜月旅行者也在生气，因为尼加拉瀑布的水流暂时改道了。相信有飞碟的人对空军反感也很大，因为后者对一万一千个据说看到过飞碟的处所，调查了两年之后，作出结论说根本不存在什么飞碟。戏迷生了气，因为1969年的纽约剧本奖授予了反战剧本《和平》。这个剧本中战争之神把许多国家冲下了一个大马桶。
对千百万美国人来说，全国有腐蚀作用的新的精神状态似乎可以用这作一件事来代表：当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看完了“我好奇（妒忌）”的表演离开曼哈顿一家剧院，《纽约每日新闻》的摄影记者梅尔·芬克斯坦在给她摄影时，竟四肢朝天跌倒在剧院外面的人行道上。他说，她用一种柔术的动作把他从她的大腿上摔下去的；她却说是他自己滑交的。不管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另一个摄影记者却抢下了肯尼迪总统的寡妇大步跨开芬克尔斯坦和这家瑞典色情电影院的镜头。她穿着一条绷紧的黑色超短裙。背景是一面宣传“各种名酒”的厂告牌。“卡姆洛特”【百老汇演出的一个剧本，写英国传说亚瑟王的宫廷，此处喻肯尼迪当政的时代。——译者】似乎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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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是大学校园里风浪最大的一年。虽然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在全国六百七十万大学生中百分之七十二的学生都没有参加过一次示威游行，同时《幸福》杂志的调查报道说，只有百分之十二点八的学生是“革命的”或“激烈的异议派”，这些少数人使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弄得四分五裂或整个瘫痪了。旧金山州立大学已关闭了三个星期。圣马特奥初级大学校长的家里被人丢了燃烧弹。有一千学生和二百教师参加一个群众大会，迫使赖斯大学校长辞了职，圣·费尔南多州立大学、霍华德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马萨诸塞大学等大学当局搞得走投无路只好请警察来维持秩序。在芝加哥大学里，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说，“这些孩子中有许多是精神十分不健全的患妄想狂的人，”他把他们比之于支持希特勒的德国学生。学生们的要求仍然如旧。黑人学生要求在黑人研究方面开更多的课，白人学生则要求结束后备军官训练队和结束道氏化学公司招墓新人的工作。不管黑人学生或白人学生全都要求结束越南战争。
校园内的冲突很容易迅速升级，往往在当局——甚至某些参加者——还没弄清中心问题是什么的时候，局势便己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在威斯康星大学里，一个黑人学生组织黑人联盟号召举行罢课。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中的保守派学生决定冲破黑人的纠察线。双方开始打起来，州长调来了一千九百个国民警卫队员，对黑人使用了刺刀和催泪瓦斯，五千多白人列队开向州政府抗议使用武力，教职员团体支持黑人的要求，威斯康星立法机构进行反击，削减了大学的预算。
在纽约市立大学——“穷人的哈佛大学”——里，波多黎各学生和黑人学生一起据守在南校园里，发表了一份宣言，要求大学的入学人数应反映纽约黑白人数的比率，还要求采用研究黑人问题的教学计划，并由他们来控制这一计划的执行。面临着这种对学术水平、从而对他们毕业文凭的价值的威胁，白人学生们动员起来了。在随此发生的斗争中，一所大礼堂被焚毁了。比尔·加拉格尔校长把学校关闭过两次，后来就辞职不干了。干是，教职员评议会批准了一项几乎不能相信的建议，根据这项建议，下一届一年级学生的百分之四十将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他们可以不必符合纽约市立大学学业上的要求，因此该校也不再能称为穷人的哈佛了。
哈佛大学本身也于4月9日出现大风潮，学生们拥入学校的办公大楼，逐出了院长和系主任，并开始查抄机密档案文件。内森·普西校长只得向州警察局呼吁八五八书房，于是四百名警察通过奋战排除了种种障碍进入学校大楼，逮捕了一百九十七个学生。他们的同学——一共六千人——在哈佛的露天运动场开会，投票通过举行罢课以示抗议。全体教职员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撤销对一百九十七人的控告。普西同意，但法官不同意，他以非法侵入罪判处他们每人罚金二十美元，并以殴打系主任罪判处一位二十五岁的研究生徒刑一年。于是该大学正式同意了全体教职员的一项决议：同意原来的示威者的主要要求——结束哈佛大学的后备军官训练队。
康奈尔大学那年春季的风潮并不比其他十几所大学厉害，但是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图片却是伊萨卡的当地特色。二百五十名黑人大学生于4月19日占领了学生会所在的威拉德·斯特雷特大楼，要求单独成立一所非裔美人大学。威拉德·斯特雷特大楼内一时盛传一队带枪的白人正在开来，于是黑人们自己也弄来了武器。詹姆斯·珀金斯校长说，这“就完全成了另外一回事了”。他屈服于黑人所提出的每一项要求，于是占领这座大楼的黑人们都走出了大楼——从报纸上的图片着来，武装到了牙齿，手里拿着枪，子弹带交叉在胸前。教职员评议会否决了校长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后来又改变了自己的态度。校董们宣布要进行调查，于是珀金斯就辞了职。
所有这一切，华盛顿方面都密切地注视着，可以预料，那边的尼克松政府是除了造反的学生以外，对什么人都表同情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芬奇部长写信给全国各大专院校的领导人指出，一百多万接受助学金的学生如果滥用他们的特权，就停止发给助学金。圣母大学校长西奥多·赫斯伯格牧师警告其学生说，任何一个动武的人都要开除并依非法侵入罪起诉，尼克松接着也表了态。尼克松写信给赫斯伯格，称他为“亲爱的特迪”他说，“我要称赞你所采取的直率的立场，”并要求他把他对学潮的意见转给即将和州长们举行会议的阿格纽副总统。赫斯伯格劝告要谨慎从事。他说，“甚至最极端的学生也有一些话要对社会说，这些话在今天来说也许颇有研究价值的。”他的论点对州长们起了作用，他们拒不按受罗纳德·里根提出的由联邦政府对学生风潮进行调查的建议。
如果说黑人积极分子在大学校园里活动很频繁，那么他们在大多数城市中心却蛰居不动。接连第二个夏天，各地黑人居住区都相当安静。在那里，人们的心境都在变化。六十年代中期的动乱已经打开了与各城市的市政厅之间通话的新渠道，而各大城市现在都能派出训练有素、配备精良的防暴警察。黑人现在偏重搞选举活功。由于黑人选民登记人数迅速猛增，在许多地区，选举黑人候选人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办法，可以用以代替对社会的公开反抗。霍华德·李于1969年成为北卡罗来纳州查佩尔希尔市的第一个黑人市长。查尔斯·埃弗斯以“不要投票选一个黑人。不要投票选一个白人。要投票选一个好人”，这一口号赢得了密西西比州费耶特市市长的职位。
尼克松把新政府在种族关系方面起的作用叫做一种“中间道路”。无论怎么说，它放慢了取消种族隔离的速度。约翰逊的政策是对不实行黑白人同校的学校停止发给联邦津贴。尼克松抛弃了这项政策，并说，“如果联邦政府削减了一个学校的经费，从而使该校的黑白人学生未能受到应受的教育，我认为这决不是取消种族隔离运动的一个胜利。”他在进人白宫初期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承认，尽管有其早期的经历，黑人们不信任他，认为他现在不关心他们的事业了。他在竞选中曾作出过许多关于扶助“黑人资本主义”的诺言。但现在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此事的下文了。而相反地，1968年8月，芬奇却建议让密西西比州各校延期实行黑白人合校。
大家普遍认为这是向南部白人选民献媚的一种策略。它在十月下旬遭到挫败，当时最高法院一致裁定“每个学区的责任是立即终止二元的学校制度，今后只办一元化的学校。”这是沃伦·伯格就任首席法官以来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尼克松回答说，他将以“充分尊重法律的精神”，尽最大的努力来执行这一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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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学生闹风潮是少数人搞的，但人数更为众多的美国青年却不断地在服饰、讲话和作凤方面异于成年人社会，以表现他们的独特个性。他们所以引人注意，主要是由于他们的那种有意惹人注目，甚至荒乎其唐的生活方式。但是还有更多后来居上的。这是战后婴儿大增的必然结果。1960年时，十四岁到二十四岁的美国人有二千七百万人。现在，这样年龄的人有四千万，整整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他们的人数和他们的富裕处境保证青年人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规模得以日益壮大，同时如果他们中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人集中到某一件事上去，那这事马上就会流行一时。1969年8月15－17日这个周末，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是一个摇滚舞音乐节，人们称之为“伍德斯托克”节。
实际上这个名称并不副实。设计并发起这个节日的两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原来打算把音乐节安排在纽约州赫德逊河旁伍德斯托克村去举行，而且已经登出了广告。可是分区规章和当地的反对意见阻挠了他们的计划，于是他们就只得移到纽约市西北七十英里左右白湖上一个叫贝瑟尔的卡特斯基尔山镇上去举行，在那里他们借用了马克斯·亚斯格的一所占地六百英亩的牛奶场。发起人希望青年们能找到那个地方。他们希望能拉到五万个左右顾客，门票七美元一张。
他们大大地低估了这节日的号召力。马克斯·亚斯格的牛奶场一下子受到了四十万人的猛烈冲击。贝瑟尔暂时成了本州的第三大城市。周围的各条道路上喧喧嚷嚷，挤满了被丢下的汽车、摩托车和装饰着幻境图画的微型公共汽车。所有附近通往卡特斯基尔公路的通道都被车辆堵塞了。向如此拥挤的人群收费是不切实际的，发起人只得放弃原来的主意，因而损失了两百万美元。这是在伍德斯托克音乐会出毛病的两件事之一。另一件事是天气。两场惊人的大暴雨使牛奶场成为一片沼泽。青年们在塑料帐篷和用毯子和衣服搭成的披屋下面，蜷缩在湿透的睡袋里。缺乏食物和水的正常供应，甚至卫生设备也没有，本来会使伍德斯托克节成为一场灾难。
但相反，它却获得了大成功。一个最初的演奏者不安地看着广大的人群说，“如果我们希望这次演奏会获得成功，那你们最好都牢牢记住，在你身边的小伙子是你的兄弟。�
